漳州窑研究（一）
一、引言
笔者从2002年以来先后考察平和县明清古窑址数十次，窑址附近的村民多次带路等，并帮助采集标本，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如有大的动土（如植树、修路、山洪等）都会电话通知我。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他们。
漳州窑是明未清初贸易瓷的主要产地，平和窑则是漳州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华南沿海明清时期一处重要的贸易陶瓷生产基地。在平和窑未发现之前，海外学者将漳州窑生产的瓷器称为“汕头器”（SWATOW），日本则称青花为“吴须”、“吴州染付”；将五彩瓷称为“吴须赤绘”，都归之为“华南窑系”或产地不明；将素三彩称为“华南三彩”，日本称为“交趾陶瓷”等。经文物考古部门的努力，部分谜底被解开。但尚有部分争议和未解之谜，需古陶瓷研究工作者及文物考古部门共同努力。
二、平和县窑址概况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平原以西山区，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置漳州府，元至治间（1321～1323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今平和南胜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今靖城，更名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朝廷准理学家王阳明所奏，取“寇平而人和之义”，析南靖、漳浦地置平和县。1949年9月17日和平解放，属龙溪专区（地区）、漳州市。境内陆势多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溪流密布呈放射状水系特征，闽南、粤东最主要的两大水系——九龙江和韩江部分源于此。
古窑址均为明清时期，窑址遗迹分布在南胜镇、五寨乡、文峰镇、九峰镇、小溪镇、大溪镇、霞寨镇、坂仔镇、霞峰镇等。尤以南胜、五寨最多，南胜主要有花仔楼寨、窑仔山窑、碗窑山窑、田坑窑、蕉山窑、蝙蝠洞窑、码头窑、虎崆窑、金吊岭窑等。五寨主要有窑仔山窑、大垅窑、二垅窑、狗头窑、通坑内窑（内窑仔窑）、通坑外窑、东山墩窑、蛤蟆石窑、后巷窑、田中央窑、杉仔下窑、扫帚金窑、泥鳅崆窑、虎仔山窑、螺仔山窑、考塘窑、洞口窑、城仔迹窑（十八窑）等。霞寨镇主要有官峰村下楼乾窑、碗窑埔窑、柿仔下窑、下官峰窑。文峰镇主要有南霞山兜窑、前埔窑仔山窑等。坂仔镇有西坑窑，大溪镇有赤安窑，小溪镇有岭后窑，九峰镇有下坪赤草埔陶窑等。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窑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1］，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2］，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3］，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4］。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已较详尽阐明。本文略。正如已故学者熊海堂所言：“通过对南胜、五寨窑的发掘，将可解剖一只麻雀，摸清漳州窑外销瓷产品的特征、技术系统，特别是南胜、五寨窑产品特征的总体面貌。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之一，对海外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断代和确定产品来源。”［5］
三、平和窑性质及年代
（一）性质
平和窑生产的瓷器基本上不见于国内遗址、墓葬（极少量），在日本及东南亚的遗址中却有大量发现。在日本的许多古遗址中，如大坂城、界环濠都市、平户荷兰商馆等均有成批漳州窑瓷出土。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的一些古遗址中，也发现不少漳州窑产品；在东南亚地区海域水下考古中，发现的17～18世纪沉船，如“白狮号”、“圣迭戈号”等也有成批漳州窑瓷器。因此，足以说明：平和窑是一处生产外销瓷的民间窑场。这一性质，使它必然与当时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变化乃至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联。讨论其时代，必须考虑到消费地区遗址的年代，即平和窑时代等于消费地年代。出土陶瓷器的编年，对于判断其生产窑址和消费地，确定出土遗迹的年代，了解当时的贸易体制和历史背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的多种年代说
对于平和窑的始烧年代，曾经有学者将之考定为元代至清代。如洞口窑被定为元、明产品，内窑仔窑元、明、清［6］。洞口窑的青瓷类品种，如八卦纹炉、三足炉、砚台等，过去被误认为似元代产品，实则是同青花瓷一样属同一地层堆积，是明万历至清初产品。应该说内窑仔窑的涩底叠烧粗青瓷比较早，可能属明中前期物，但数量不大，仅作为本地销售。以往这类涩底叠烧粗青瓷往往被认为是元代产品。
本文所讨论平和窑年代，是指以贸易为主的青花瓷、五彩瓷、色釉瓷、素三彩瓷等产品，不包括草创的与外贸瓷断挡的“土窑”粗青瓷。
关于平和窑的生产年代，一般持明末清初说。明确定代的有：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间［7］；明代万历时期或更早一些至明末清初［8］；明万历中期至清顺治时期［9］；明末清初（约为清康熙以前）［10］；早于嘉靖五年（正德晚期）至清初［11］。但大部分学者并未就自己提出的年代观进行必要的论证，或论证的依据未进行检验。
（三）海外遗迹的年代
对于古遗址的发掘，日本做的较好，发掘也比较彻底，地层关系明确，遗物采集也很全面。就漳州窑的问题多次专程赴福建考察与交流，掌握资料也较全面详实。日本学者森村健一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综合日本各地遗址及各国的沉船出土漳州窑陶瓷产品资料后，明确指出：从1585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看，漳州窑系制品极少。至1590年以后，漳州窑系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失火的大阪域夏陈遗址出土物中，漳州窑系青花、五彩标本超过80％。并根据大量的日本遗址资料，将漳州窑系制品分为三期：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1570～1582年，隆庆四年～万历十年，即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其少见；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万历十三～四十三年，即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的漳州窑系制品突然大量出现，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产品；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制品取代［12］。后又增加了一期，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13］，这时期日本遗址已无漳州窑系的碗、盘类器物出土［14］。随着考古发展，资料的充实，以后森村［15］又将这四期修正为：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1640～1660）；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1680～1750年），仅见一件五彩盘出土。
（四）沉船、墓葬中的纪年器
菲律宾“圣迭戈号”，沉没于1600年12日14日，沉船货物中有平和窑瓷器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少量为五彩瓷，常见器型为盘和碟，也有少量碗、大罐、小罐和盒，具有典型平和窑瓷器特征。芭芭拉·哈里森把漳州瓷中的青花器分为保守型、持续型和多变型三种类型，“圣迭戈号”上的大部分陶瓷属持续型，少数为保守型［16］。因此，可确定这一特定时间内平和县窑场以保守型、持续型为主要产品，并可界定这类器物的年代约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符合森村修正后编年“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
漳州地区的明清墓葬中，平和窑产品较少见。平和县南胜陈山村“万历甲寅”（万历四十二年）纪年墓出土青花开光锦纹雉鸡牡丹纹盘残件（口径48㎝）、青花开光立凤纹盘残件及青化碗（图案多达十余种），这些碗盘均为南胜、五寨等窑常见的产品，纹饰、造型相同，是从外销瓷中剔除的转内销“残缺次品”，被当地平民采用为圹盘、圹碗封存于墓堆［17］。因此，这类碗盘可确定烧造于1614年以前。其中，开光立凤纹盘等纹饰与“圣迭戈号”持续型立凤纹、鹿纹、鸭纹盘开光纹饰相同，锦地开光纹“圣迭戈号”虽不见，日本遗址同一地层中却与持续型类物同时出土，因而可视为同一时期持续类产物。
小溪产坑村“天运癸巳年”墓，墓碑有“皇明”、“待赠光禄口夫尚暨口先生墓”、“天运癸巳年十一月十日囗立”等隶书文字。出土圹碗有魁字云龙纹、玉字凤穿花纹、临江待渡纹、秋江夜渡纹，均为青花碗。对照“万历甲寅”墓出土器物，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艺特征、图案纹饰等有着明显差异［18］。查“天运”年号为张普薇所用，为1637年（丁丑），与癸巳年不符。推测属南明桂王朱由榔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如推断无误，这类器物的年代应有清顺治十年上下。
与平和县相邻的漳浦县隆庆至万历四十一年的多座墓葬中，出土了青花小罐、盖罐；崇祯十五年墓出土圹碗1500余件，内底饰篷船和戴笠船夫、天官赐福纹，内底无纹者多有涩圈，外壁点五道密集青花点饰；康熙四十年墓出土青花碗上多有“佳”字款。这些出土物多半具有沙足特征，应出自平和五寨窑或紧邻五寨的澎水窑［19］。
（五）平和窑年代
平和窑，甚至闽南的众多青花窑址均未出土纪年瓷器，诏安窑有“大明成化”［20］寄托款，安溪窑有“成化年制”、“宣德年造”［21］等伪托款，这些都是清代瓷器。
综合上述研究资料及笔者的调查，平和县目前不见元代瓷窑。平和窑址群中，有一些涩圈粗青瓷，可能稍早，是内供商品。
福建青花瓷产生于何时？平和窑的烧造年代？笔者以为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有人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与考古证实的情况下，却写下德化窑“明成化以后开始大规模烧制青花瓷”［22］。有人指出［23］：福建青花瓷产生于明正德～嘉靖，依据为德化县明墓出土的一件正德己卯年郭真荫青花墓志及同墓出土的一件青花瓶；也有人认为［24］：闽南目前最早的青花瓷是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碗。1983年德化县出土正德己卯年郭真荫墓志并非钴料，而是褐彩。该墓志为米黄色釉面，釉下阴刻铭文，填以褐色，烧成后文字呈淡铁锈色，这种铁褐色过去多被误为土钴料。据传同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瓶，青花色泽灰蓝泛黑，外壁饰折枝菊纹，被认为是我省最早的纪年墓青花品。但该墓未经科学发掘，遗物是村民送交，来源有疑问。从形制观察研究，该瓶属明末清初产品［25］。
笔者以为，闽南青花瓷最早为漳浦隆庆年间墓［26］。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27］是1989年一农妇到博物馆参观时，告诉博物馆：官桥洪塘村鸡母山有墓葬遭基建破坏，有青花碗出土。2个骨灰陶罐已被移葬，4件青花碗可能是墓葬遭基建破坏后追缴物。另有地砖墨书墓志，字迹被刷洗，仅能看出“……不幸卒于嘉靖五年丙戌……寿三十有三……”等字，并无葬日。墓有二穴，可知为合葬墓，下葬亦有先后，不能确定下葬时间；又可确信该墓为二次葬，所谓二次葬即不可能是“卒日”。安溪县所谓“嘉靖五年墓”出土青花排点纹碗与漳浦明崇祯十五年（1642）许氏墓、崇祯年间何楷父母合葬墓青花碗相同，这种青花排点纹碗在福建省的烧造时间应为明末，决不可能到嘉靖五年。又如嘉靖三十八年陈素轩墓志铭，有人认为［28］是青花字迹，款字青料色泽呈现蓝中徽泛紫。该墓志是从县陶瓷公司征集。传云，同墓出土了5件瓷器，均为米黄釉瓷，而不见一件青花瓷。该墓志未经科学检测，真赝尚存疑，还不能作为纪年青花器。有文章指出：闽南青花瓷从嘉靖五年始烧，但有些窑的青花瓷可能早于嘉靖，如平和五寨一带的青花瓷窑址中出土一些平切足，外底未施釉，内绘实笔空心梅，这种风格在景德镇青花窑的中期常见［29］。福建平和窑青花瓷不可能与景德镇同步发展，不能生搬硬套景德镇。
有人认为漳浦正德墓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田坑窑素三彩极为相似，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上的一片青花碗残底，是研究平和窑系烧造年代的重要根据［30］，并以这一青花碗残底认定澎水窑创烧年代为嘉靖中期［31］。笔者持不同看法，素三彩水注与平和窑的素三彩造型、工艺等有差异，尚不能认定为田坑窑产品，外来成份较大。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三合土中的残瓷片并不能作为断代依据，因为嘉靖墓葬中不见这类青花瓷碗，又修土楼时为何要在三合土中加杂破瓷片呢？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瓷片在什么时间维修过程中夹杂入内。因此，该瓷片不能作为绝对纪年物。澎水窑创烧年代也不可能认定为嘉靖中期。
笔者以为平和窑青花瓷创烧于嘉靖晚期（未见嘉靖纪年墓青花瓷）至万历早期，亦以内销供应本地区民众，漳浦县隆庆及万历五年墓出土平和窑青花盖罐即是最好的说明。
外销瓷年代为万历中前期。瓷产品外销，促进了平和窑业的繁荣与发展，万历中期及中晚期，窑业发展较快，目前发现的百余处窑场多为这一时期。外销的兴旺与月港息息相关。明代文献［32］载：从月港出发的商船，万历十七年“岁限船八十有八”，“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万历十七年有“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万历四十三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青花笔筒，每个税银四厘”。
泉州港由于淤泥沉积以及“海禁”等诸多因素而渐渐衰败，至明朝，逐被漳州月港所取代。隆庆元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时又由于双屿港因国际贸易市场被朱纨派兵捣毁，该港成为废墟。此后直至万历年间，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成为我国东南亚沿海对外贸易中心［33］。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新颁布禁海令后，月港开始衰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告终［34］。平和窑亦停烧。以上历史背景简要勾勒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瓷业兴衰的轮廓。
探究平和窑生产技术的来源，对于进一步确立科学的区分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窑炉技术和装烧技术看，平和窑采用的是阶级式分室龙窑，所用的“M”型匣钵及装烧方法和窑火的处理方法等均有明显的闽浙地区龙窑特征，其制坯、施釉及装饰图案的绘制等则大部分仿自景德镇。其施釉方法、工序似来自景德镇制瓶罐类抚州或丰城籍窑工。可以说，为了趋利，平和窑采用了闽浙流行的龙窑窑炉，又吸收了景德镇窑的边缘工艺技术，只是形式上的仿景产品。其急就草率的产品给我们留下了区分其不同技术系统的明显特征。这些技术上的一系列差异提示：尽管沿海诸窑产品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景德镇产品有相似之处，但窑炉技术、装烧技术和成型工艺上差别甚大［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