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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玉印汇》是方介堪先生三十岁时完成的一部印学著作，两年以后，即1932年5月由西泠印社印行。《印汇》采集自明《顾氏集古印谱》以下古印谱录21种，摹入战国至汉魏玉印369方，是当时专题辑录古玉印的集大成之作。 在《印汇》之前，张祥河曾于咸丰元年（1851年）辑《秦汉玉印十方》；藏印家何昆玉于1917年辑陈介祺所藏秦汉玉印成《簠斋藏玉印》一册，收入玉印68方；1920年陶祖光辑《金轮精舍藏古玉印》一册，所收类多伪品；至1943年，倪玉书续有《秦汉玉印图录》之辑，方法虽趋近代，但亦真赝杂厕，真品寥寥无几。论数量之富和选择之精，编次考释之严谨，《印汇》都是堪称卓荦冠群的。 《印汇》所录玉印可以分二个系统， 一是见于晚清诸家印谱著录、当时尚存于世的玉印200余件，如陈介祺、吴式芬、吴大澂、高庆龄、郭裕之、徐士恺、王石经、张祥河、赵时棡、龚心钊、张丹斧、黄宾虹、陈汉第、张厚谷、徐安、罗福成等人所藏（辑），这部分玉印现在主要为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具体地说，吴氏十六金符斋、龚氏瞻麓斋、徐氏懋斋、赵氏二弩精舍之玉印绝大部分在建国以后归藏上海博物馆，总数达100 多件；陈氏簠斋、吴氏双虞壶斋及王石经、高庆龄所藏，分别转入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尤以故宫为多。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玉印，多系二十世纪50年代建馆时由故宫、上博调拨。其中仅有个别如“宋婴”流入日本。张祥河所辑十印中的“周玉”现在常熟博物馆。黄宾虹藏数件，今归浙江省博物馆。碧葭精舍之玉印，伪品较多，亦有所分散，部分亦藏上海博物馆。这一系统的玉印，总体上收藏较为集中，保存至今未为短失。 另一系统为明顾氏、范氏二家所辑藏，达163件，尤以顾谱最多。这部分玉印，今个别藏于日本，如“程灶”、“王莫书”等，但大多不知所终，旧说大半在隆庆间毁于火。顾谱在晚清时流传足本已仅见一部，范谱亦世人罕睹，晚清诸家所藏又散于各谱。因此，首先从资料的搜集角度而论，《印汇》的问世，对古玉印的学术层面的研究和艺术借鉴都是具有披沙拣金、继绝兴废的特殊意义的。 《印汇》并不仅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印谱，而是对存世古玉印资料的梳理、考订中融入当时印学发展成果及方介堪先生个人研究心得，同时又吸收了《顾氏集古印谱》开创的体例、形式，注重对古玉印孕涵的文字史料、篆刻艺术价值进行阐释的著作，其中贯穿了作者的断代意识和类型研究理念。方介堪先生编纂的着眼点并不斤斤于篆刻、印信方面，这一点在自序中他也谈到：“玉质坚贞，文多光采，于金石之外别见妙造，况资助于地理历史文字雕刻学之参订者尤多，岂一时昭信而已哉。”诸宗元在此书序言中论此书“岂独规规于印学名物文字，将以证经史之阙佚，不待具举”，是恰如其分的。《印汇》的《凡例》又开宗明义：所收玉印，编次按玉印的形式、文字内容和古玺、秦汉、汉印为类分，这在当时和其后较长一段时期的印谱编集实践中，都是处于先进之列的。 《印汇》编者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水准，集中体现在要言不烦、言之有据的注释考证文字之中。注释内容可分为： 一，注记资料来源和钮式； 二，重要遗物的流传经过； 三，释文的考订辨误； 四，印文所涵史实的阐述； 五，艺术特征的评述。 如果说，前一、二两类内容是旨在便利读者研究的科学体例，对一般著录家并不为难的话，那么，后三方面的文字，若不具备丰富的学识和深厚的艺术实践，是难以阐幽发微、自出机杼的。 方介堪先生编订《印汇》之时，已在进行玺印文字的汇辑、考释和研究，从《印汇》的考释中可以看出，他在史料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功力和投入程度，不是当时一般青年篆刻家所能望项的。《印汇》注文中还透露方介堪先生对“殳篆”印文书体并作过分类的集中研讨，在“或”印下注文曰：“或与 国 通，《说文》邦也，金文国多作或，此或字用笔与'或、成’二字偏旁同一结体，予近将殳篆汇成一篇，以究文字沿革之由。”由兹可见他的探索之勤，此篇文章由宣和印画根据网络资料编整，素材无从查证，原创作者可联系我们予以公示。 对于古玉印的断代，在当时中国现代考古学尚未昌明的条件下，所能论据的仅是文字资料。由于方介堪先生淹通金石文字和书法变迁，对于古玉印的断代往往目光如炬，一语中的。 历来称为“秦九字玺”的“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印，他摒除文彭以来陈见，认为“夫秦印篆法尚兼古籀意，与六国玺文稍同，错综遒劲处与缪篆迥异，且其句亦简劲，如'治众思士’、'宜民和众’之类，语意深厚，非若汉人……况是印语气与汉瓦当文、吉语印酷相似，笔意尤肖，断为汉物。文氏以为秦玺，恐未尽然也。” 这些考证，具有科学严密的逻辑力量，也可见他考证鉴别方法之一斑。方介堪先生辑入《印汇》的玉印，是根据当时的条件进行过汰选的。他在凡例中表明：“可疑或伪刻者悉不选入，别为记出，以待考正。”我经校核，《印汇》所征诸谱中的玉印，有些并未摹入书中，如《簠斋印集》之“扈偃”（大）、“卫青”。《印汇》“苏凤”一印，作者选择了《顾氏集古印谱》所录者，其下注云：“海丰吴氏所藏者系龟钮，篆稍瘦峭，当别是一物。”先生的看法不言而喻。这些，都反映了编者的鉴真辨伪眼力。 方介堪先生首先是一个长于金石学的文人。他所编订的《印汇》，视野并未仅仅关注于篆刻艺术。对于古玉印中的史料，他往往凭籍渊博的学识，突破艺术与学术之间的界限，考究勾稽，发人所未发，使读者见微知著，认识古玉印作为历史文物的整体价值。《印汇》中如“匈奴相邦”、“窒孙丘”、“古成胜”、“更始”、“寿成”、“緁伃妾娋”等印，他都分别从古文字、姓氏、制度诸方面进行考释，精审简明，凿凿有据，令人信服。 “緁伃妾娋”下编者注云：“是印自龚氏流传以来，皆释作'妾赵緁伃’，以为飞燕所佩，……'赵’字从女从肖，应读作'緁伃妾娋’，盖以緁伃为汉时女官，妾乃女子谦称，犹男子之称臣某，'娋’其名也。” 又“寿成”印，编者释曰：“又有'辟非射魃’一印，皆得之新莽时圹器中，寿成，宫名，或当时之一妃印欤，其篆法与汉量铭同，确新莽时遗物。” “更始”玉印，《印汇》认为系淮南王刘玄之“年纪印”，都是颇具新意的见解，可以窥知方介堪先生研究思维的活跃。 作为一个篆刻艺术家，方介堪先生当时已经名播域内，刻苦深入的艺术实践，赋予他敏锐、准确的审美判断力，《印汇》的注释虽惜墨如金，但对于所收玉印中之尤为佳胜者，作者的激赏之情仍时时溢于言表，如“万岁无极”印下注云：“篆法浑淳可珍”；“淮阳王玺”下注：“……是玺篆法朴茂精湛，洵为王玺中之最精者”；“王莫书”下注云：“……此为汉印中亦不可多得之品”。 可以说战国、秦汉玉印文质并美的艺术鉴赏价值，是促动方介堪先生（也包括在他前后的张祥河、何昆玉、倪玉书）将之从古印中择选出来特立专谱的最重要的因素。张氏辑赵谦士所藏十印，何昆玉所辑以簠斋藏品为主，且仅注质料，多无考释，编集工作是简便的，而《印汇》一书追求明清旧谱，囊括当时所见玉印的空前数量，一一精心摹勒，其非穷年兀兀不可得。同时也可以认为，作者没有一种情感与理念相融合的激越驱动，是难以想象成就其事的。 对于古玉印风格特性，在此前的丁敬、赵之琛、吴昌硕、胡钁等印家已有所认识并付诸于创作的表现，如丁敬在“寂善之印 · 澫崖道人”两面印边跋中云，“以汉玉章法作两面印”；赵之琛“镜花水月之庐”印款曰，“仿汉玉印贵苍劲中有秀逸之气，此作自谓近之矣”。风格类型的意识是在篆刻艺术实践与研究中形成的。显然，方介堪先生在长期的悉心探索中，清晰地把握了在整个古玺印体系中玉印作为独特类型的存在。他以“玉篆楼”为斋号，以善作晶玉印著名于当时篆刻界，而且一生的创作个性，也在青年时期已经确立。他三十岁前后的印法已多参汉玉印清朗疏缓，流动圆劲的风格，与鸟虫书印一样构成他印风的主要特色之一。可以这样说：《印汇》是他心灵深处钟情于古玉印这一风格类型而凝聚成的结晶，《印汇》之编也使他一生的篆刻创作受到了深深的浸润，为他的作品披染上难以掩却的艺术风采。 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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