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869年，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发表了元素周期表，这被认为是第一张元素周期表，至今正好1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2019年定为“国际化学元素周期表年”。元素周期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化学领域本身，体现了科学规律的本质。 元素周期表 不过，元素周期表真正的起源是值得商榷的，正如《科学》杂志在纪念元素周期表诞生150周年的特刊中所说的，“我们不应因元素周期表表面的简洁，而忽略了其背后众多科学家艰苦奋斗的过程。”在追踪起源的故事中，拉瓦锡可能是众多科学家中最重要的角色。早在1789年，他就发表了包含33个元素的周期表。 拉瓦锡之死拉瓦锡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化学家，年仅25岁就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身处那样一个激进的年代，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大革命的风暴来临时，愈是大树就愈发招风。在博取科学荣誉方面曾经受到过拉瓦锡批评的人借着这个时机，振臂高呼“打倒这个人民公敌的伪学者”。 1794年5月7日，法国革命法庭开庭审判，法官全然不顾学术界的请愿，宣称“La république n’a pas besoin de savants ni de chimistes”（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或化学家），判处拉瓦锡等28人死刑，并在24小时内立即执行。 拉瓦锡上断头台 传说，这位伟大的化学家在临刑之前做了最后一个实验：与刽子手约定，在头被看下来之后尽量多眨眼，以此来确定砍下来的头是否还有知觉——拉瓦锡一共眨了11次眼。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为此痛心疾首：“他们可以一眨眼就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但他那样的脑袋一百年也再长不出一个来了。” 死因：包税官导致拉瓦锡被处死的原因，既不是公报私仇的左拉（前述那位振臂高呼者），也不是落井下石的同行（同是化学家和院士的佛克洛伊被认为扮演了这种不光彩的角色），化学家的身份更不至于成为革命的对象。真正的原因在于他的另一个身份——包税官。 1768年对拉瓦锡来说可谓名利双收。他先是成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又入股当时法国负责征税的机构Fermegénérale（包税总公司）。著名的巴黎城墙就是该机构建造的，长240000米，高6米，共60个关卡。巴黎城墙不是为了防御外敌，而是用来对进入巴黎的货物强制征税。这道城墙的税收功能使得它非常不得人心，用来征收的盐和用于征税的墙，共同成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之一。 巴黎城墙 这就成了马拉指控拉瓦锡的罪名：“法兰西公民们，我向你们揭露大骗子拉瓦锡先生......当代最大的阴谋家。这个年进40000磅的绅士为了收税，竟然耗用我们贫苦人民三千三百万银两修建城墙，把巴黎变成空气不通的牢城。”1793年11月，包税总公司的28名成员全部被捕入狱。 大革命前的法国税制包税制在欧洲由来已久，据说是由托密勒王朝发明的。托密勒王朝是希腊人在埃及建立的王国，最后一任国王就是著名的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包税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就可以获得税收。 从中世纪后期起，包税制在欧洲大范围施行，到了16世纪已经成为各国主要的征收模式。在法国，从13世纪到大革命时期，间接税几乎完全采用包税制。在路易十四时期，财政部长科尔伯特于1680年把原来分散而零碎的包税制改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Fermegénérale。因此，Fermegénérale的包税官们往往能够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到18世纪末，Fermegénérale等包税机构已经成为社会不平等的象征，人们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包税机构和包税官的身上——实际上，这源于税收制度的复杂性。于是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法兰西，Fermegénérale的28名成员被送上了断头台，其中就包括拉瓦锡。拉瓦锡的妻子也是一位包税官的女儿，她有幸在这场灾难中保全了性命。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之外，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富兰克林的话充分揭示了现代国家里税收的地位。对拉瓦锡来说，税收曾经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让他可以心无旁鹭地从事科学研究，而且实际上他也是一位热心于社会公益的人士；而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命运又恰恰跟他开了一个不恰当的玩笑，作为包税官登上断头台并不稀奇，但拉瓦锡与其他包税官的区别在于，他把收入大部分用于装备欧洲最好的实验室。在狂热的革命机器转动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可能失去控制，人人都难免会成为牺牲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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