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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天没更新博客了，今天凑一篇，许村二门坊。 这里所说的“二”，不是排行而是数量，即许村的两座门坊 ——“大邦伯坊”和“大郡伯第坊”。 额书“大邦伯”三字，上下款小字分别为“嘉靖己亥季冬月吉旦立”、“吏部尚书甘泉湛若水书”。
 湛若水（公元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有《湛甘泉集》《心性图说》《真心图说》等著作传世。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进士，官至南京礼、吏、兵部尚书，85岁致仕，95岁高龄无疾而终。辞世几年后，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获赠太子少保，谥“文简”。
额题“大郡伯第”四字，分书于两端的小字为“赐进士第湖广武昌府推官唐中楫晖为中宪大夫福建汀州府知府许伯升重立”。
相比于保存完好的“大邦伯祠”，“大郡伯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空余门坊，其它恢弘建筑荡然无存。更可气的是，它居然拆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歙县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时节，真不知当初那帮人怎么下得去手！
 现今，两者皆列于“国6”“许村古建筑群”项下，但愿往后不会再有新的悲剧发生。
明清时期，牌坊这种象征覃恩与荣耀的建筑大行其道，一人立坊，满门生辉。趋于这种价值观取向的引领，也鼓动世人竞相攀比、仿效与追崇，得圣旨获旌表的人家，无不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官宦商贾豪门，乃不惜耗费巨资建造高大巍峨的石牌坊，一方面籍以炫耀，一方面希冀皇泽世代相袭。小户人家余钱剩米不多，造不起大牌坊，则只能量力而行，造个简单的两柱单间的小牌坊。家境贫寒经济再拮据些的，简单的小石牌坊也造不起，只好因陋就简，借助自家的门脸儿加以改造镶嵌，一座既能光宗耀祖宣示皇恩浩荡，又花费不了多少银两的“门坊”便出现在街头巷尾，比如先前博文曾介绍过的徽城斗山街叶氏贞节坊、黄氏孝烈坊（见下图）即属此类。
同样一座门坊，放在荣获旌表但家境平平的寻常人家，实属财力不支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而放在得不到旌表但家资丰裕的大户人家，则是挖空心思的刻意而为：既然业绩匮乏讨不来一纸旌表圣谕，又贪慕虚荣想着炫富耀贵，便费尽心机移花接木，修造足可以假乱真的“门坊”，一来有牌坊之形可以极大满足虚荣心，二来无牌坊之实不致惹罪上身，可谓机关算尽。 区分这两类“门坊”的办法很简单，只看顶楼檐下有无镌刻“恩荣”、“圣旨”等象征皇帝恩泽字眼的“龙凤板”即可立判。
 象许村这两座四柱三间五楼门坊，也算得上是“门坊”中的极端之作，因许伯升确实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敕封旌表，有正宗的牌坊彰显威仪，“大邦伯”、“大郡伯”两座门坊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借题发挥而已，火候儿分寸拿捏得比较恰当，所以也不至于招惹麻烦。换了别的人家，一般也不愿这么张扬，大多适可而止，修个两柱三楼的门坊即罢，看上去绝不那么扎眼，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人们一般也就不往牌坊上面去联想，而管它们叫“门楼”。
更收敛一些的人家，则比“门楼”的调门再调低一度，只起楼不设柱（多以垂花柱手法处理），这就更不容易引发“牌坊”的联想，绝对招惹不了是非。所以在很多地方，它有个比“门楼”更低调的名称——“门罩”。
许村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徽州古村落，至今仍保有一定数量的古桥、古亭、古祠堂、古民居、古牌坊等，整体以“许村古建筑群”入围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先曾分别作过介绍，其中村里现存的六座旌表牌坊均一一发了博文，唯独落下了“大邦伯”、“大郡伯”两座门坊，就是因为觉得它们的分量不够重。 其实，在有些徽州牌坊的统计资料里，那些虽不具旌表性质但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的门坊、标志坊也是在册的。既如此，介绍徽州牌坊也不宜漏掉它们，故为补记。 先前曾专文介绍的六座牌坊，分别贴张照片算作重温，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许村已经毁掉的“大方伯坊”等五座古牌坊，估计想看看照片重温一下也非易事。
“双节孝坊”，立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旌表许俊业继妻金氏、小妾贺氏
“三朝典翰坊”，立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旌表汪伯爵、汪德章父子
“五马坊”，初为木坊，后遭火焚，明正德三年（1508）重立，旌表故于任上的汀州知府许伯升
(1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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