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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有两位，一位是嘉靖皇帝，一位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这爷孙俩可以说是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这俩也是明朝在位最久，趣事最多的，最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首先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出生地湖广布政司安陆州（今湖北钟祥），明宪宗之孙，明孝宗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的堂弟。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位。嘉靖皇帝可以说是走了狗屎运气，白白捡个皇帝当当。像这样在外藩王入京继承大统的还有一位就是汉文帝刘恒，可他比汉文帝好多了，首先他继承的是他堂兄弟的位子，其次朝中也不像汉文帝那样凶险。由于爸爸和哥哥死的早，他在12岁时就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可以他一个堂哥明武宗朱厚照，这个大兄弟也是一个奇葩的存在，会玩会闹，脑子灵光的一个人，可惜命不好由于玩的太嗨，掉进水里引起肺炎，结果就一命呜呼了。结果也就是现在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在15岁时继承了他的皇位。这个老小子也不是一个省事的主，可以说是一个有非常主见和聪明的人。由于是外地藩王进京，受到朝中大臣和后宫的怠慢，于是就有了长达三年多的大礼仪之争以此提高自己的低位。登上帝位之后，他利用外戚和宦官的力量来钳制内阁，利用内阁来钳制百官，有利用自己亲自来钳制宦官。对于外戚一开始加以利用，后期地位稳定之后，又像之前一样物质上给予丰厚的田产钱财，给予爵位表明其尊崇的地位，剥夺实权。 由于自己信奉道教，迷信修道成仙的说法。于是就按照道士所说取宫女之阴，也就是大姨妈。并且还让她们早上早早的去外面采摘晨露，不顾她们的痛苦和死活，于是就发生了壬寅宫变。经过此事，嘉靖差点丢了小命。于是成千上万的宫女都死于此事，嘉靖帝也更加小心了。行政上他重用严嵩父子，帮助他治理国家，管理百官。在他看来，面对严嵩父子贪腐和违法乱纪之事，只要他们不威胁皇权，能够给大明朝做事，给自己做事，能够解决问题，维持国家和朝纲稳定，他都可以选择闭一只眼睁一只眼。军事上他重用胡宗宪，戚继光等一批忠贞爱国的名将抗击倭寇，保家卫国，安定民心，巩固大明江山。最为奇怪的是嘉靖皇帝活一辈子几乎没见过自己的儿子。 晚年嘉靖帝疏远严嵩，起用徐阶为内阁首辅，国家才再次走上了正轨。嘉靖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缩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下令退还一些被侵占的民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开创了嘉靖年间的“新政”时期，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 纵观嘉靖皇帝一生，可以说他是个有极具权谋的人。懂得平衡利用各方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皇权。不能说他是一个好皇帝，但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坏皇帝。朝纲不算败坏，百姓百官还勉强各司其职，国家根基还没有动摇。 另一个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他八岁即位。提到万历，就会想起一代能臣张居正。明神宗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也接连获胜，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史称万历中兴。可是就在张居正死后没几年，万历皇帝就变了。万历十四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明朝自开国就有党派之争，门户之争，互相倾轧，然而在万历时期最为严厉，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过于袒护郑贵妃，尽失人心。万历十七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一方面是明朝的行政机构的完善，百官各司其职，另一方面，万历皇帝也是一个有能力有主见的帝王，能够把控全局。虽然他保住了大明江山，可他却动摇了大明的根基。由于自己由于身体缺陷，胸怀狭小，极度自私自利。导致后期朝纲紊乱，民不聊生。 孙子终究是孙子，爷爷就是爷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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