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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仿龙,还是龙仿官?

 闲情偶的 2019-03-24

官仿龙,还是龙仿官?

近年,有些人宣称,南宋官窑是仿龙泉窑的,甚至说官窑窑址在龙泉。

有个古代成语,叫做“上行下效”。南宋官窑,皇帝的,是为上。龙泉窑,民间的,是为下。上面怎么做,下面的就学着怎么干。

而今天,有些人欲把“上行下效”,改成“下行上效”。即把上面皇帝的南宋官窑说成是仿下面民间的龙泉窑。

那到底是官仿龙?还是龙仿官?这个问题,其实,20年前,浙江考古研究所的老一辈专家任世龙先生,就已经有了充分的阐述。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兹摘录其中关键的文字,供大家参考。

文章题目是——《龙泉窑的双线生产——再论龙泉青瓷的两大系列》。最早发表于1999年浙江省文物局编《浙江文博七十年文萃》。今收录于文物出版社《瓷路人生——浙江瓷窑址考古的实践与认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者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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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坛下窑址的全面揭露和前后两期的明确区分,确实堪称半个多世纪南宋官窑问题研究中的重要突破,应当充分地评价和估计它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由于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考古发掘给南宋官窑研究带来了新问题。阮平尔在1991年《江西文物》第四期发表《南宋官窑工艺承嗣三题》,对“龙泉仿官”提出了异议,并斥责龙泉仿官“这一意念的确立,容易造成对龙泉窑发展过程的错误看法”,因而主张“应该消除”。该文认为,龙泉窑生产宫廷用瓷的窑口即为“官搭民烧”性质的“内窑”,认定南宋官窑烧制工艺的渊源为北宋官窑——内窑(指龙泉仿北官)——郊坛下官窑(南宋官窑)。

对于修内司窑的怀疑与否定,加上对郊坛下窑创立年代未获明确认识,这在客观上为南北官窑的连接留出了一个“空白”,龙泉“内窑”论应填补空白的需要而诞生,并无可否认地引起了轰动效应。这或许是对于修内司窑否定论的另一种形式的回报。

宋代官窑的形成过程或曰发展途径被重新描绘“北宋官窑—龙泉“内窑”—南宋官窑”三大发展阶段说,在大江南北遥相呼应。南宋官窑成为龙泉“内窑”的“承嗣”后裔,修内司官窑也由此搬迁到距临安京城千里之窑的龙泉山区”。

依照龙泉“内窑”论者所指,其制品类型即当今考古界共识之龙泉黑胎厚釉青瓷。若果真这种制品当属设立龙泉的“内窑”所烧制的南宋宫廷用瓷,那么按他们的逻辑顺序,其问世年代当在宋室南渡之初。可惜这种纯理论的推测与考古发现严重相违背。

客观事实是,郊坛下窑址发掘中,获得了一件带有“乙亥”纪年的青釉平底钵。据发表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学者都推定其为南宋孝宗淳熙六年产品,这样就把郊坛下窑创设年代至迟推到公元1179年以前。也就是说,与郊坛下窑晚期制品特征“绝类”的、令人难以轻易分辨的龙泉黑胎青瓷,其绝对年代上限不会早于郊坛下窑前期,而应晚于郊坛下窑整整一个考古期别。这样,若说他们之间的先后承嗣关系,只能是龙泉对于郊坛下窑的某种继承,绝不可能颠倒为南宋官窑继龙泉粉青瓷之后而兴起。

龙泉“内窑”论者所曾一再反复提及并引为论据的《云麓漫钞》中“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的一段文字,并非该书作者的独到见解之表述,只不过是自称“拥护闲记”的空泛议论,本不足为训。

把通过科学发掘所获的考古资料搁置一侧,甚至不屑一顾,而偏执于将成书年代为“开禧二年”(1206年)的著述作为临安“自烧之”的唯一依据,虽见论者良苦用心,但为适应自身理论的特殊需要而行之,无异于舍本求末,窃以为不足取。

郊坛下窑址考古分期确认以后,这个“仿官”遂趋明朗。郊坛下晚期薄胎厚釉工艺,是龙泉窑烧制出类玉青瓷的渊源所在,而黑胎与白胎作品则是同源而异流的两个类型。

据有关学者的考证,《坦斋笔衡》成书当在南宋孝宗以后,但不会晚于南宋中期,该书所记南宋前期之龙泉青瓷仅有“质颇粗厚”一路。依《云麓漫钞》所云,龙泉厚釉粉青瓷的发生当不晚于开禧二年。因此,我们可以把龙泉厚釉制品的发生期大致推定在1189-1206年。

依据有关龙泉青瓷纪年资料考古发现情况的统计排比,迄今为止,报道所见以江西南昌嘉定二年(1209年)墓出土的龙泉厚釉青瓷三足炉最早,未发现有突破1200年时间界限者。综述瓷窑址考古分期、文献记载和纪年资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把龙泉窑厚釉制品出世时间大致推定为13世纪初,在目前看来应该是比较确切的。

20世纪80年代,在龙泉源口的元代窑址发掘中清理出四个素烧炉遗迹,这表明龙泉窑不仅确曾引进了郊坛下官窑厚釉工艺技术,而且一直沿用到元代以后。再其次,在龙泉窑厚釉作品中,多种多样“仿古”形制器类的出现,不仅说明它们源于南宋郊坛下窑的同类器物,而且可以排出它们先后演变相续的序列:郊坛下窑前期—郊坛下窑后期—龙泉窑黑胎仿官。

由此可见,“龙泉仿官”说是有其充分依据的,龙泉两种厚釉作品,是在南宋官窑(更确切地说,应是郊坛下窑晚期)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因而把它们看成是南宋官窑派生的工艺作品,无疑是恰当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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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世龙先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生于浙江省东阳县。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至浙江省博物馆工作。1979年底转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期从事浙江瓷窑址考古工作,曾先后主持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浙江地区瓷窑址区系类型调查、慈溪上林湖窑址考古调查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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