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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鱼说小事 前几天大鱼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文字使用的问题（链接在文尾），不少同学很感兴趣，这里再详细说一说。 其实文字只是一种沟通工具，皓首穷经研究《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只适用于这方面的专家，普通人完全不必要纠结这些细枝末节。不过做为一个中国人，对汉字了解一些基础常识还是很必要的，至少会少闹些笑话。 玩收藏时曾经碰到过宋朝民窑烧制的一对大碗，当时有个砖家根据碗底标有的“刘记”两个字就认定这是赝品，理由是宋朝怎么可能出现简体的“刘”字呢？ 不管大碗是不是真品，砖家判断的理由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简体字早在隋唐时就有，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一些。后面会详细说到。 今天我们使用的简体字，有很多是由草书、行书演化来的，比方说“书、为、贝、龟”对应的繁体字是“書、為、貝、龜”，显然繁体笔画多又不好写，太麻烦了。在早期书法字帖中，张旭、怀素甚至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的字帖中，都能找到相应的简体写法。 根据行草写法进行汉字简化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公众认可度也很高。 中国大规模简化汉字的呼声出现在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 当时有三种对汉字的主张，各有大师做代表人物：一是主张废弃汉字，进行字母化改造，如胡适、鲁迅等人；二是主张简化和改良汉字，如蔡元培、钱玄同等人，后者就是民国教育部推出简化字时的主持者；三是主张固守传统，避免汉字改来改去乱套了，失去原有功能，都是些守旧的前清秀才举人这类的。 新文化运动中，汉字没能简化成功。因为当时军阀四起，国内很乱，经济基础也不好。当时的政府也没有那个组织能力——教育部全加在一起只有十几个人工作，显然担当不了这么繁重的任务。但是白话文至少在社会上通过一些出版物推广起来了，很受国人欢迎。这为简化汉字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白话文虽然使用的还是繁体字，但它这种简单、明快的语风，显然对适用于文言文的繁体字不太方便，用简体字更容易表达。古代一个字是一种含义，词素的单位是字，不像白话一个词多数是一个词素。 进入30年代，民国政府正式主持研究简化汉字的事，学者钱玄同先生主持起草了一个简化字总表。如下图。这个表吸取了那个时代的很多建议，比较系统化。 后来1956年中国公布简化字总表，基本全盘吸收了1935年的简化字成果，仅做了一些细微改动和增补。钱玄同先生主持的方案后来因抗战暴发被迫停止推广使用，钱也于1939年因脑溢血猝然去世。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简化字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几十年使用基础和历史传承的。 整体上中国汉字是这样分类的： 一、正体字：这是国家规范用字，由法律保障正式在国家文本中和公开出版物中使用。像现在报纸杂志、公文写作和国家法律文本，用的字都是正体字。 大陆的正体字就是《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上的规范用字，由语委会主持编撰制定出一套规范，国务院签发使用，以《国家语言文字法》保障执行。 台湾的正体字主体是繁体字，也有一部分简化字；新加坡以大陆简体字为主，但有不少细节改变，比如“国”字没有那一点等等。 二、繁体字：这是自古相传的文化人用字，多数时候朝廷使用，民间不是很普及。繁体字是一种古代高大上的正统用字，官家用字。 三、简体字：指1935年民国简化字、1956年大陆简化字和现在台湾使用的一部分简化字。所以我们看到民国时期有简体字也不要奇怪。简体字是由繁体字根据各种方式简化而来，比较有规律性，也有民间使用基础。 四、俗体字：俗体字是就民间用字，几乎是从秦朝以后就不断有俗体字在民间使用。所以在宋朝看到碗底留有“刘记”标志，不要据此判定那不是宋朝的，因为宋朝的俗体字“刘”就广泛使用，显得有文化的才用“劉”。现在也有不少人用繁体，心态差不多。 综上，它们的关系基本可以这样概括：繁体字的民间写法就是俗体字，俗体字得到民间广泛使用就是简体字，简体字被国家正式认可就是正体字。这里面很难说清明确的界限，因为文字从来都是在不断演化发展中。 顺便说一下，至少在50年代起毛是废弃汉字的拥趸，并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那时一部分学者为了迎合当时的形势，主张废弃汉字，用斯拉夫字母（苏联字母）替代汉字。当时的蒙古共和国已经废除了本民族文字，改用字母，而内蒙古到今天一直保持本民族文字。所以现在蒙古共和国已经很少有人再能读懂他们祖先制定的《大扎撒令》，倒是内蒙古还延续着他们传统文字，更容易看懂。 说起废除汉字，当然几乎是举国反对。因为当时的学者留学欧美回国的较多，他们的共同意见占了上风：即使要用字母文字，也要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拉丁字母，毕竟英语有全世界60%以上的国家在使用。 后来就搞出了一个以拉丁字母为母本的汉语拼音方案，本来是想用这个方案替代汉字的。这个方案虽然没能推广成功，但人们发现，拼音是非常好的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沿用至今。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梓”。 其实把汉字拼音化的方案，越南早在40年代废弃汉字时就使用了。现在的越南语就是一种越版汉语拼音，所以两广的中国人到越南学习越语很容易，一年就学成；要是再会使用汉字就是大学教授讲师一级了。 现代日本对汉字进行过简化，现在认识到不能再简化了，因为一旦离开汉字，他们的词汇量就会爆增，表义上也有问题。韩国和朝鲜都已经废止了汉字。日韩朝越这些国家的历史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汉字是拼音替代不了的，这会形成文化断层，会丢掉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记忆。学术界主流上一直抵制拼音化。 可惜的是，为了达到拼音化目标，经过多年酝酿，1975年一群人搞出了一个《第二次简化字总表》。这是一个有点把汉字进行日语假名化的简化，完全割裂汉字的造字规律和使用上的传承，目标就是摧毁汉字使用的逻辑关系，非常荒唐。可以说，这套汉字如果使用下去，后果就是最后混乱到不得不废弃汉字的地步。当时张春桥是主管科教文卫的副总理，把这个方案压下来一直没批，估计他也知道这是罪在千古的坏事。后来他被打倒了，反倒在1977年推出了第二次简化字总表，即二简字。 举世哗然。不得已，推广半年后搁浅，再后来宣布废弃二简字。但是因为当时的教科书和人民某报都正式使用了二简字，所以流毒一直到今天没有肃清。今天的错别字，一多半来源于二简字。台湾没有这个过程，所以错别字滥用的情况比大陆少得多。 我们以前的书写工具是毛笔，这为行草体简化汉字打下基础。毛笔这个词汇到西方没有办法翻译，所以只好“象形”一下，英语译成brush，再明确一点就是Writing brush，刷子，写字用的刷子。东西方两种语言体系，各有千秋，也是思维方式和传承不一样造成的，是一种文字生态的多元化。提出废弃汉字的人，很不可思议。 现在不少人用错字，是不懂得繁体和简体的转化关系。现在的一个简体字，可能对应的不是一个繁体字，比方说“发”字，转化成繁体时有两个，一个是“發”，用于发财；另一个是“髮”，用于头发。这样，写成“頭發”肯定是错别字了。这是两个繁体字对应一个简化字的情况。 比如“干”这个汉字，对应的也是两个繁体字：“幹”和“乾”，“干部”的繁体是“幹部”，”干净“的繁体是“乾净”。在不同地方要还原成原来的字，这样的字繁简是有各自对应关系的。 再比如，“於”字不同于“于”，有的工具书可能简单地写成“於同于”，这是错误的说法。於和于两个字自古都有，只有作介词含义时或可通用；用作姓氏、感叹词时都不通用，於在古代还是一种鸟名，还有用作人名的樊於期，这些都不能简化成“于”。“于”这个字在古代就有，一作姓氏，一作介词。“於”也是姓氏，显然更不能和“于”相通，《百家姓》中就分别有“乐于时傅，皮卞齐康”和“荀羊於惠，甄曲家封”两句，含有这两个姓。 这里多说一句：《百家姓》中并没有付姓，付是傅在1977年推广二简字时改的，付姓99%以上原来都姓傅，有老家谱的查一下应该知道过去都写成“傅”。“付”这个姓很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有记载的只有三两个人姓这个，还严重怀疑是当时的俗体字，或者为了隐姓埋名后改的姓。 这样的姓氏还有很多。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在1977年后姓氏被改了——当时派出所是用二简字办理落户和迁移的，之后很难再改回来。例如萧姓改成肖，戴姓改成代，阎姓改成闫……难怪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祖上姓什么了。 文字毕竟只是一个沟通工具，一般人不必要太纠结，只是专业的文字工作者注意传播正确的汉字就可以了。新时期写汉字不使用替代的方法很容易被风沙，所以这也是错别字泛滥的一个由头。现在杀人越货、放火爆炸的事都管不过来，写几个错别字算什么？术业有专攻，校长们能达到不在公众面前现丑就很不错了。 （全文完，加微防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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