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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刑制度是指触犯法律者缴纳财产以代替真刑，免于刑罚之苦楚。赎刑制度自上古即始，在秦汉两代逐渐发展，但是上古秦汉的法典多已散佚，实在难窥当时赎刑之全貌。笔者以下便介绍赎刑起源的四种说法。  一、赎刑的起源 上言赎刑自上古即始，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但目前学界共识也仅止于此；至于赎刑究竟起源于上古何时，目前尚无定论。关于赎刑起源主要有：尧舜起源、夏代起源、西周起源、东周起源四种说法。这四种说法主要根据《尚书‧舜典》及《尚书‧吕刑》中的记载，而有不同的推断。为方便后续讨论，此处先具引《舜典》及《吕刑》的相关内容。  尚书记载内容 此为尧舜时期的刑罚制度，孔安国注疏以为“金作赎刑”乃“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之意。  尚书记载内容 一般看法认为本条为西周赎刑的相关记载，《吕刑》是西周穆王命吕侯所作，而吕侯制律之时，便参照了夏代的赎刑。据上引史料所示，不仅西周有赎刑，甚至夏代、尧舜也用赎刑；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舜典》及《吕刑》的记载未必真实，也对赎刑的起源有不同推断，以下分而述之。 （一）尧舜起源说 主要根据《尚书》所言“金作赎刑”，诸多古代文献皆持此论，例如《孔传》以及丘濬的《大学衍义补》都据此以为赎刑始于舜；此外，《唐律疏议‧名例律》“死刑二”条（总5条）也以为“金作赎刑”是赎刑的起源；从法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在初民时期即有法律，因此不能否定赎刑存在的可能性。 （二）夏代起源说 根据《尚书》卷19〈吕刑第二十九〉中所载：“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持此论者甚众，他们认为赎刑与财物相关，在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后才可能形成，并且和私有制以及国家同时出现，因此赎刑的起源当推至夏代；以唐代司马贞着《史记索隐》引自汉伏生所着《尚书大传》的说法：“夏后氏不杀不刑，死罪罚二千馔。”作为旁证。  《尚书》 局部内容 （三）西周起源说 主要来自对《舜典》以及《吕刑》的质疑，持此论者认为尧舜时期还是原始公社的阶段，国家尚未形成，何来法律，又何来赎刑；此外对于吕侯“训夏赎刑”的说法也抱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中国传统托古的表现。西周以前的赎刑至今并无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又《舜典》以及《吕刑》之中所言应为托古的表现，而且赎刑所需的社会条件应至西周才具备，故而认为西周才有赎刑制度。 （四）东周起源说 东周时已有赎刑，乃是学界共识；但是赎刑晚至东周才出现，则非定见。持此论者以为上引《吕刑》所载内容，并非赎刑，而是罚金刑，因为在西周或至少在《吕刑》产生之时，并未区分“罚”与“赎”，且“罚”是唯一被使用的概念，以此否定西周用赎的可能性。 以上四种说法，各有论据，若无新出史料证明，则难以论断。中国刑罚的起源，可分为“族外制裁”以及“族内制裁”；在上古之时兵与刑被视为一事，皆具有镇压异族的功能，又兵刑手段残酷，只施于族外，至于族内之人，则自有一套放逐刑与赎刑所构成的刑罚系统，因此笔者以为，若以此而将赎刑追溯至尧舜二代也并无不可。又上述诸位论及赎刑起源之先辈，以尧舜时期并无法律，而否定赎刑的存在；上古的誓告乃是一种立法手段，有刑罚的意涵。此处所言之誓未必是成文之法，但是仍具有刑罚的性质，因此并不能以没有法律，就否定赎刑的存在。然而西周以前的赎刑，史料阙如，记载模糊，无从考究，故而本文暂且不论，仅从西周开始谈起。 二、周代的赎刑 西周的赎刑，主要载于上引《吕刑》之中。对于这段记载，牵涉到赎刑与罚金刑的定义。有人定义赎刑以为：“凡言赎者，皆有本刑，而以财易其刑曰赎。”对于罚金刑则认为：“凡言罚金者，不别立罪名，而罚金即其名，在五刑之外自为一等。”两者差异在于是否有本刑作为赎与罪之中介。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中的“五罚”属于罚金刑，是法定常刑，也是周代旧制；而后文所言“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等条则是针对“五刑之疑赦者”而言，此处所言“罚”当与“赎”相等。也就是说《吕刑》的记载，虽仅称“罚”，但实际上包含了“罚金刑”与“赎刑”两项不同的刑种。 以上是从赎刑的概念来解读，若从字词的表达出发。从《吕刑》的记载来看，“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等条所言之“罚”确实包含了“赎”的定义要件；例如“墨辟”乃犯罪之人，依其所犯之罪而得之本刑，而后以罚代替“墨辟”。但当时的人对“赎”与“罚”还没有区分的意识，所以不论赎刑或者罚金刑都用“罚”来表示。从立法概念而言，赎刑制度至少可以追朔到西周；而且，西周赎刑用于“五刑之疑赦者”，是本于“疑罪用赎”的原则，而这项用赎原则也成为许多朝代的赎刑内容。  管子记载内容 而东周赎刑与西周不同，西周时的赎被用于疑罪以免滥刑，而《管子》所言用赎，只有增强国家军力的现实目地，并不存在恤刑的崇高理念，东周赎刑实为霸道之政。 三、秦代的赎刑 关于秦代赎刑，在睡虎地秦简中的《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以及《法律答问》中有不少关于赎刑的条文，这可以说明赎刑在秦代已被广泛应用。从秦简的相关记载看来，秦赎的适用条件已非西周时的“疑赦”，只有犯罪确定且依法判为赎刑，或者有一定身分之人才可用赎。  从秦简所整理出来的条文可见，从轻刑至重刑皆有可赎，但是不同刑度也有不同的身分限制。《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所载：“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便为一例。经整理可初步归纳成以下三项：一为少数民族君长，爵位相当于上造以上的，可以赎鬼薪鋈足、赎宫；二为少数民族君长和公士有罪，耐罪以上皆可赎；三为没有爵位的宗室子孙也有特殊的用赎之权。此外，特殊身分者在役赎的执行上也有不同待遇。  《睡虎地秦墓竹简》 局部内容 综上所述，秦赎被用于犯罪确定之时，概念与《尚书‧吕刑》的疑罪用赎有所不同；此外，《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赎刑条文具身分差异，并非一体适用，特殊身分者能够享有更多用赎的权力。由此可见，秦赎不只有前代贫富异刑的问题，更出现阶级异刑的情况。此外，从现有史料看来，西周“疑罪用赎”的概念并未被秦赎采用，所以秦赎并没有救济疑罪的功能。然而，秦赎当中以役赎代替赀赎的规定，确实能使无财赀赎者免于肉刑，具有正面意义；而且相较于上古时期，秦代赎刑已初步形成一种相对完备的制度，为往后赎刑的制度化奠定基础。  《睡虎地秦墓竹简》 局部内容 四、汉代的赎刑 汉代赎刑承袭秦代赎刑而有所发展，从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中可见，西汉赎刑的规范已比秦赎更加详尽具体。例如在赎金额度的规范，便有详分者的待遇。 另外，据《二年律令‧贼律》所载：“其过失及戏而杀人，赎死。”虽然秦代也有区分过失与故意的意识，但现今所见，秦代并没有过失犯罪判处赎刑的规定，所以《二年律令》将过失犯罪纳入赎刑的适用范围，是赎刑制度的重要发展。此外，在赎刑的适用身分上，《二年律令》所载条文并未如上述《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所见的律条一般，在规范可赎罪名时加上身分条件，所以并没有适用身分的差别。  张家山汉墓 《二年律令》 汉代赎刑有两种不同性质，一种以正刑的性质存在，另一种则以换刑的形式存在。也分为独立赎刑以及附属赎刑，二者的差异在于，独立赎刑乃是某罪名直接对应的刑罚，而附属赎刑，则是某罪名先辈判刑，然后再因为某种原因而令其论赎；《二年律令‧具律》中的赎额属于独立赎刑，也就是说不以刑为中介，直接与相关罪行对应。 由于货币经济在西汉末年被破坏，导致布帛在东汉时期成为商品交换的重要媒介，也造成东汉多以缣赎的情况。对于两汉皇帝颁布赎刑诏令的次数差异，西汉限制较严格，所以诏书数量较少，而东汉赎刑诏书数量大增。可证明赎刑在东汉时期日趋完善。 依小编之见，赎刑制度的起源、发展、完善，也是中国历史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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