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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所有文明中，唯有中国文明重视历史。中国拥有其他任何文明无法比拟的系统而连续的历史记录，二十五史。中国文明，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历史，也是当今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其实中国之所以重视历史，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历史中是包含着“大义”、“道义”的，中国重历史重的并非单纯的历史事实，而是由历史事实所承载的“大义”、“道义”。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大义”、“微言大义”。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史书，可以指代历史。“春秋大义”其实就是“历史大义”。中国传统认为，历史中是存在大义的，而大义也必须依赖历史而存在。没有无“大义”的历史，无“大义”的历史也是无意义的。同时“大义”也不可空存、独存，而必须由历史事件所承载。 “微言”是指《春秋》经文本身，也是可以指经文的文字形态和书写方式，即“春秋笔法”。《春秋》的经文所用的文字，与甲骨文、金文是一个系统，属于汉字的最初形态，尚不是成熟的文字，无法完整地表达语言。我把直接把这种文字形态命名为“微言文”，以区别于后来的“文言文”和“白话文”。 “春秋大义”、“历史大义”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意味着，自古以来，中国就认为“道义”、“大义”，是产生自历史实践的。 西方一神教对于大义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他们是“上帝大义”。认为历史是邪恶的、罪恶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罪恶的。大义、道义不可能在历史中产生，不可能在人自身的行为中产生，而只有上帝那里有，上帝就是道义的化身。人要获得道义、大义，绝不可以通过学习历史，而只能通过信仰上帝，这就是一神教中最核心的教义“因信称义”。 也正因为这种“上帝大义”观点，西方人也就不可能重视历史。不仅不重视历史，而且还认为历史是邪恶，人自身的行为是邪恶。 “大义”、“道义”，对现代之前的全人类都是知识的核心，都拥有着最崇高的价值。两种截然不同的“道义”观，实际上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起源观。中国认为，知识起源于历史，而西方则认为，知识是由世界之外的神所创造。 为什么中国认为知识起源于真实的历史，而西方则认为知识由虚幻的神灵所赐？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道义的概念的确是在中国起源的，然后传播到西方。西方当时的“先知”认为中国的道义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如何向更普通的百姓解释和推广道义呢？唯有凭借老百姓普遍信仰的神灵。将神灵改造成道义的载体。 好，关于这个问题，本文不再讨论，还是回到中国自身。 因为，《春秋》的经文是用与甲骨文、金文同一形态的“微言文”所写成，没有补充和解释，是无法准确理解的。对《春秋》的补充和解释，出现了三个版本，就是所谓的《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以义理为主、大义为主，主要是解释和发挥大义、义理，《公羊》比《谷梁》更甚，而《左传》则以补充历史事实为主。 在两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中，中国学术史，谁更重要？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左传》重要，因为它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补充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我们现在对上古中国的历史事实的掌握，都是依赖《左传》。 但是，明白了上面的道理，就会知道，在《春秋》三传中，最有历史影响，最有重要地位的，并非《左传》，而是最侧重于发挥义理的《公羊传》。 西汉以来的中国学术，整体上可以分为两大块：汉学和宋学。为什么这么分，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宋学重义理，以义理和心性为中心，因此叫“理学”。而汉学则重《五经》、重经文，重对经文的考据，因此叫“经学”。“理学”和“经学”是西汉以来中国学术的两大范式，儒学的两大范式。 汉、宋之外，魏晋玄学、明朝的心学，包括佛教、道教的学说，都可归之于理学的范畴。唐朝的儒学，清朝的儒学都可归之于经学的范畴，尤其是清朝的学术。 清初大儒认为，宋明理学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著名者有顾炎武、黄宗羲等。于是，他们就希望通过用文字考据的方法，去恢复孔孟时期的学术，恢复真正的孔孟之道。但是，孔孟时期的文献太少，没法去考据。因此，清儒就退而求其次，将考据的对象锁定在两汉，因为那时的文献十分丰富，尤其是东汉。因此，从事考据学的清朝儒家，干脆叫自己的学问为“汉学”，其目的就是恢复汉学。 因此，现代的学术史家，也干脆把清朝考据学直接叫“汉学”。也就是说，中国学术史上，有两个“汉学”，一个是两汉自身的“汉学”，一个是清朝的“汉学”。 无论是在两汉的“汉学”中，还是在清朝的在“汉学”中，《公羊传》都拥有着积极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西汉和晚清，可以说拥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西汉著名大儒董仲舒，各位都很熟悉，是他给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建立了统治此后2000多年的，以儒家为主体的学术范式和政治范式。董仲舒就是一位公羊家，他的学问就是基于《公羊传》。 清朝的考据学，考来考去，最终聚焦到一本书上，就是《公羊传》。同时，又导致清朝学术本身发生改变，由重考据，而转向重义理，因为《公羊传》就是以义理、大义为中心的。因此，清朝的学术实际上包括两个形态，两个阶段：早期的是考据学、汉学，晚期的则是以《公羊传》为核心的“今文学”。 “今文”、“古文”都是西汉时的学术术语。在西汉时有很多经典都是有口耳相传，尚没有文字化。后人将责任归之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真的错怪他了。尽管秦始皇那么做的确不对，但是，西汉初期，书少，很多经典都是口耳相传的事，绝非秦始皇所为，也非他能为。那时自春秋以来的中国学术的现实。 在两汉之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学术系统，也没有太多的书籍。以书籍为基础的学术系统正是在两汉才逐渐形成的，真正的系统化则到东汉的郑玄时期。 西汉学术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本来是口耳相传的东西，文字化、书面化，形成文献、书。在西汉成文的这些书籍，所用的字体就是西汉当时所流行的，因此叫“今文经”，或“今文经学”。也有少数是汉以前流传下来的，用的是先秦字体，叫“古文经”。《公羊传》就属于今文经。 清朝的学术由早期的“汉学”转为晚期的“今文经学”，实际上是范围收窄了。汉学整体上包括“今文”、“古文”两部分，但是，“今文经学”则只关注“今文”这一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羊传》。 那么晚清今文学的结局是什么呢？很遗憾，也很戏剧，是整个经学系统信心的崩溃，然后在甲午海战的冲击下，最终整个经学系统彻底崩溃。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是康有为，重要的“著作”就是《新学伪经考》。 对中国的经学系统来说，可以说成也《公羊传》，败也《公羊传》。在西汉经由公羊家董仲舒所成，在晚清则又经由公羊家康有为所败，真是令人扼腕。 《公羊传》以发挥义理、大义为主，这是其优点，但是，也做过了，没有把握好历史和大义的关系，即没有把握好“史实”和“史义”的关系。而过于偏重大义，而轻视史实了。 譬如，《公羊传》认为，《五经》的经文都是孔子所作，《春秋》也是。孔子作《春秋》就象写小说，而只是借助这些历史情节，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大义。这就是所谓的“托古改制”，历史成为虚拟的了、编造的了。 康有为正是基于这思路，而置基本历史事实于不顾，而编造出了一个在当时非常骇人的阴谋论。说自王莽的新朝以来，所倡导的古文版的《五经》都是伪造的。由王莽的国师刘歆所系统伪造，为王莽的篡位做支撑。这就是《新学伪经考》的核心内容。 当然，康有为的这些说法，也并非完全的捕风捉影、瞎胡编，两汉所形成的《五经》系统的确存在重大问题，这是整个清朝考据学的结果。但是，清儒只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而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于是，就胡编一些理由，正如康有为所为。 总之，中国人的历史观是大义史观。中国重历史，并非重历史事实，而是重其中的大义、义理。理解这一点对理解中国文化至关重要。 蔡氏意学 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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