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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 汉学，首先是学。我们不要轻易相信现代汉语，要回归汉儒的注解。 学，礼义之府（文王世子注），修徳学道（都司马注）。 这里涉及礼义道德。但我们不要习惯性的使用儒学的常识，因为那些常识多来自宋学。 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郑序）。 注意：这里所言统之于心，并非宋学意义上的我心，而是指先王之心，所以孔仲达的正义曰：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于物，故为礼。贺玚云：其体有二，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 也就是说，礼是先王面对尊卑高下小大文质不可齐平的万物，为使之各得其宜，而立的规矩。统之于心，就先王体会到了，而我通过践行先王制作的礼，也渐渐领悟先王之心。 义，能断时宜（大司徒注）。 后世言义，往往倾向于一个成就了的终极了的概念。但这种成就，源于具体关头的判断力。汉学对概念的训诂，往往始于日用，而其至无穷。但显然汉学更偏重本初的把握。 道德是百家争鸣的概念，以郑学扼要言之： 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少仪注）；六徳也（大司寇注，即：孝弟睦姻任恤）；能躬行者（大司乐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师氏注）。道，行所由（大学注）；三德三行也（少仪注，即师氏敎国子三德三行。三徳者，一曰至徳，二曰敏徳，三曰孝德。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顺行也）；道犹礼也（檀弓注）；道谓先王所以教道民者（郑司农，宫正注）；多才艺者（大司乐注）；治国之礼法（巧言笺）；交于万物有道，谓顺其性，取之以时，不暴夭也（鸳鸯笺）。 这里德是内外一致的东西，类似阳明子的知行合一，但也有具体的章法可循。道可以作为礼的别名，是行事的法度，类似今日所谓方法论，而落实为才艺，类似今日所言技术。 总之，学者，总体先王之心，躬行六德三行，以多才艺，以利万物，以决时宜之谓也。 又大学郑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注：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縁人所好来也。疏：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 康成以大学主于博学之用，孔仲达以学来概括郑注的格物致知。且以郑目录言之，大乃是动词，大学者，大其学之谓也。则为学之义，便是大学之纲目，而格物致知为其最，此汉宋相通之义也。 汉学及汉学时代 明乎汉儒之释学之义，然后汉学者，便是汉儒修齐治平之规模。但学以汉朝冠之，则不同于一人一身之成德，而因其师法、传承，得以横越时空。 汉学以经学为中心。经学又称六艺。六艺论曰：六蓺者，图所生也。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图书之义，若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所谓图书者，或以书，或以象，有之则彝伦叙，无之则彝伦斁。盖若董子曰：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又风俗通义：凡黔首，皆五帝子孙。则汉儒心中，人皆天神之子。王者则感天帝之德，得上天受命以治天下。而六艺即六经的本原，便是天神授予人间圣王或其辅佐的治国之道。经过后世圣人的修订，而成为当时可见的五经文本。 当然，这是政治神学的叙事模式。以易学言之，则礼本于太一，春秋始于元气。作为六经总会的孝经，其纬书曰：元气混沌，孝在其中。盖汉儒看来，天地未分之前曰混沌，而三才之道，万物之理，莫不备焉。这在礼经曰太一，在易纬曰太易，在道家曰无名而强字之曰道，在宋学则曰天理。经书，便是太一的具体化，和文本化。经学，便是这种道艺，及其所影响道的天下盛衰的承载者。图书或太一，是天下之本原。治乱盛衰，是大学之所止。所以经学是汉学体系必然的核心。 汉学崇尚建极，则为学必有中心。但古典中国从未认为中心意味着排他性。恰恰相反，我们的一切礼仪活动，比如天帝必须分为五帝，社稷必因地而异，凡祭必有配祀，祭大神必先小神，大事毕必及于小神。种种礼义，反映的观念，是在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的基础上，一切成就都是君臣、大小、长幼通力合作的结果。我们从不认为一个唯一的全能概念，可以包揽一切。他必须要有辅佐，且贤臣济济正是他权威与荣耀的体现。这是理解中国学术的基础。 所以经学的中心，并不排斥诸子学的存在，一如夫子的从周，并不妨碍通三统而作春秋。按照公羊之义，三代传统的继承，是因为任何一种传统都不能日久无弊，则君子之道，便在于顺时行权。为此，周朝虽然兴盛，但必须保存夏商的义理。夫子虽作春秋，却无愧于周礼的传承。公羊主春秋制，榖梁以礼一以贯之，是这一问题的两种陈述。 所以汉朝立博士，并不是独尊一家，而是经有数家，则凡有典册有弟子者，皆立博士（古文经不立，本质是典册来源和师传不明确）。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独尊经术，而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都被置于经学权威之下。比如董仲舒是公羊重要经师，贾长沙是左氏早期传人，但他们只留有个人性质的著作，所以在传统的经学系统中，并不太受重视。也就是说，经学中心意味着，围绕经学的论述据有权威性，并未弟子所流传，而个人性质的虽然是经义的发挥，却被打入子部，只是偶尔旁及。同样，孟子、荀子虽然也被经师引用，甚至在戴记中有重复的篇章，但依然是存而不论。乃至于论语，随时圣人亲炙弟子之记圣人，在汉学中依然只是子书，固然后汉渐受重视，但何邵公只是用来左证春秋，郑康成也明显未有周礼般地重视，在众多经师的学习生涯中，论语也只是通经后的点缀。理解这些，才能理解汉学、经学，和儒学。才能明白汉朝的尊儒是什么含义，并汉朝诸子学处在什么状态。才能解释帝国分裂后玄学的由来。任何学术思想，只存在突兀的个案，不存在突兀的流变。 事实上，汉学之流派，也只是确立中心。在此中心之外，几乎是从善如流的。比如许叔重，在五经异议中秉持古文说。但在说文解字中，却不免使用今文说。这大概是今古文的共通处，或者就是古文未有师说，而今文在古文家看来也可取。同样，康成不但引用儒家系统的司马法，也直接引用不同于儒家甚至不同于易纬的老子来解释经文。因为汉朝经师虽重家法，但家法明确的是中心。只要大本已立，则诸子可取，一家之言可成。所以韩诗可与齐鲁并立，而康成可与毛传并行。这种风格也存在于诸子学，且是夫子获麟以来的传统。墨家娴于儒家礼法，庄子则是孔颜后学，韩非据说出自儒门，但却是法家而好道家。黄老则名为道家，实好法术。汉初的公羊学虽曰独尊儒术，实则包容了大量秦制，所以才会有后来古文派的不满，和新莽时代的改制。而董子多杂方术，后世抱朴子之类又杂糅儒道。至于道教之诞生，也未必不出于谶纬方术，而于汉太常、经师之学转折相关。今人把玄学视为道家的产物，但首先黄老不同于庄老，玄学如果说出自道家，也不能回避排除掉黄老之法家色彩的过程。而三玄并称，以周易言之，必须关注卜筮之学的没落过程，也就是周易转向义理化的过程。而周易作为经学重镇，能够如此，一则是谶纬的衰败革除了卜筮的政治神学功能，一则是自榖梁学以来，义例之学的兴起，从而导致更理性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样，还不可忽视论语的兴起。在这种义理关注与子书关注，及黄老的去政治化的迭加下，才有了玄学的诞生。此处且不论当时大夫执国命，士族垄断的背景，及相应的周礼衰败，仪礼独尊的变革，乃至谶纬本身的道家或方术内容。 所以，治理汉学，必如汉学之以经学为中心，亦必如汉学之以诸子为羽翼。子学与经学的不同，不可仅仅被视为观念的不同，而是源于性质的不同。子者，先生之谓也。子学，及先生之学。某先生立论以解释天地人生，而弟子从游，文学相继，便是一家之学，便是诸子之一。用今天的话，诸子学乃是某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并人生体验。而经学不然，在汉儒看来，是太一之道的落实，是天神告教王者，而圣人述作，弟子守之。诸子学是一人之智慧，经学则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制作的传承。汉学以经学为中心，是对人类由来的忠孝。诸子之学，只是对自己恩师的尊崇。古时人莫不有师，故莫不敬子学。但人亦莫不有由来，故六艺为至善。 以上叙述，可视为汉学的外传统。内传统，则是指学术本身的内在要求。汉学的本质，是借圣人述作之经，以观三代，以观上古，然后以春秋之义，为汉制法。所以汉学时代，既应包括汉学所述作之上古三代，亦应囊括汉儒之法所流布之下限。当然，周秦以上，文献不足，夫子已不能详，此汉儒所公认。藉助文物考古，我们也可以明确周秦汉三朝的延续性。所以，把汉学时代上推至周秦，应当是古今可通的观念。至于下限，三国鼎立，魏晋禅代，乃至五胡乱华，衣冠南渡，都无法淹没汉朝法度的光辉。故以法度言之，理当下延至于魏晋宋齐梁陈。隋朝短暂，而唐朝法度迟迟不立，则可视为汉学时代的终点。盖五经正义既出，而师传收之官府。进士科既盛，而经义因之不传。至于陆啖赵重收余絮，也只有范武子传统尚在，已非汉学。若夫韩退之论道统，则汉学早已不在目中，而后世从违者亦然。 辨伪 人言辨伪，不过论经文、传注之是非，此考古学、文献学之大是非，而不过学术之小道耳。纵以今学言之，以思想史观之，经传之真伪无甚意义，关键在时人如何认识。一本书虽是伪书，若数百年间，人皆信以为真，因之处事，因之治国，则以文献言之为伪，而以思想史言之，虽伪，其内容却极重要。若今见之简帛，虽甚真确，但古人未尝见，学者不能言，则虽真，于思想史则毫无意义。 我等生在今日，学术既已昌明，则文献学、考古学乃至一般历史学与思想史务必分清。二者关注点不同，则意义之判定亦必不同。极端的例子，上帝不存在，今天没几个人不知道，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基督教及其神学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力。神话我们固然不必相信，但一旦神话在历史上被人广泛信仰，则欲了解其时代，便不能不重视其神话，不能不重视神话中隐喻的精神，及其对当时乃至今日的影响力。坦率地说，西洋学术在这点比共和国要做的好，更符合科学精神。 固然，我也必须强调，这种方法并非没有危险。由于古典的师承早已中断（汉学断于唐初，理学断于清初），学者不免以先入之见充斥其中，这在西洋古典学，乃至中国先秦史，乃至三礼学，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屡见不鲜，甚至已经是一个宋以来的传统了。实事上，人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加入私意，甚至是时代需要，这绝非一个文献辨伪，二重证据或者客观旁观所能救正。因为研究者实质上是人，而且往往绝非无私之人。所以汉学要求的师法训练，反而是较今人更成熟的思想学术的方法。而经学子学的分离，也正是其科学性的体现。 有人问我：汉学是否符合经书本意？答：这不可知，也不重要。这是当年明儒已经提到的问题：宋儒何以在千年后，比汉儒更理解夫子？同样，我们凭什么自信我们比宋儒或汉儒更理解经书？或者，我们能够跳出汉学或宋学的影响吗？我认为这是很难的，何况很多人连汉学是什么都不清楚，则所谓的直追原典，可能是落入圈套而不自知，甚至是落入现代观念的圈套而不自知。因为大家，尤其治中国史的人，受过完整的现代思想的训练及反思吗？你们在解释或复原所谓原典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用什么来思考吗？所以，我们也许能够弄清原典，但是作为基础，还是先理解宋学，理解汉学来得可靠。或者，我把他视为理解原典的第一步，并强调：不要躐等。 下面我将讨论历史上自称的汉学，以便大家意识到思想史的难度。 唐以后的汉学，大体可以概括为十三经注疏之学。这么说很不严格，但我是从文献上立论的，由于汉学文献的大量失传，以及北宋正义之学尚未陨落，所以大体可以用注疏的地位，来标志汉学的状况。我当然不认为邢叔明的疏能够与汉学时代的疏解比肩，大家读皇侃的论语义疏，你可见当年南朝儒生，还是保留了很多汉朝以来的礼容的，而这些北宋已经全然忘记，乃至后来朱子会不恰当不正确地把很多时礼指为胡化（如圆领、拜礼）。 汉学的观念，来自理学内部。当年宋儒反对谶纬，反对经文以外的许多所谓口义，崇尚以经解经，来直追原典（类似今日一些人）。他们排斥掉了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东西。但由于时代短，性理学牵扯精力，所以除了少数内容之外，并没有形成充分的积淀，形成足够伟大的著作。这是宋明学术为后人所诟病的原因。在明朝中晚期，如何元朗、张天如，已经意识到宋学之不充分，及重集古注的重要性。而郝楚望之类的高才，又以宋儒思辨之不充分，而直以古注为对手，以展开自己的体系。 今人言汉学必称清国，但我必须正名为清学，或者延续俗语，叫做清汉学、清今文学。我们知道，北宋也有注疏之学，也就是汉学的流传，如陈用之、王伯厚，甚至在道学家关注的领域，也积累了很多的汉时文献，比如深衣制度，乃至于朱子的治学风格，被后人公认得近似康成。但是，汉朝的法度，及汉式的法度没有了。汉朝的只言词组被辑录，但汉学的师法则被隔断。比如宋儒称复三代，而绝不会用春秋制。宋儒称孔颜，而极少称周孔，昔日孔子为颜子、子路、获麟三悲，此时子路的道义，和获麟的隐喻也一概被漠视了。这里固然有时代的积淀，但汉学的灵魂已然更替（重心性还是重制度，实如刘申叔所言，并非汉宋的本质差别）。同样的，失掉了汉学精神，乃至宋学精神的清学，我也不会因其自称汉学，而囫囵放过。因为学，必须是大学之道的规模。 俗话所说的清学，我大概分为四期。 1、永暦学术，这实际应归入明学，因为是明学的自然延伸，但人们习惯于粗陋的朝代史，我也只能入乡随俗。这个词也不是我原创，是梁任公在清代学术史中暗示了的。本期客观上截止于吕晚村先生故去，此时遗民几乎作古，而延平君王也最终剃头，从此永暦的年号，天子的祭祀，只能存于东国了。但众所周知，先生的影响又远在身后。便是透过四库提要的不完全列举，也可以感到明学的延续，所以我把下限定到四库开馆。但是，四库馆的政治任务是要树立明人不读书的印象，所以要真看透也不容易。比如遍注九经，以康成为对手的郝楚望，四库只字不提。但是否郝氏只是特例，绝无影响呢？幸好我们有杭大宗的续礼记集说，里面引清初姚善夫的礼记通论，而姚氏颇引用郝氏旧说。同样过分的，嘉靖朝何元朗的四友斋丛说，几乎是清汉学的源头之作。四库馆臣不可能不见，也不可能不心有戚戚，但对何氏，只选了一本何氏语林，完全是世说新语类的小说。而四友斋的提要，绝不提其经学。杭大宗在伪乾隆八年曾经下笔五千言，条上四事，中有：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伪帝大怒，交刑部拟死，以狂生仅免。这可以看做明学传统在清代的一个遭遇吧。此期因为除了几个好作惊人语的，多为今日关注，并以为汉学代表。窃以为，连清学也不算。颜习斋的尚武来自明末士夫谈兵，尚周礼本来就是晚明显学，且稍后伪干嘉之学并不好周礼。毛西河好与前贤立异，就礼学而言，宋明先哲也大略涉及，不过此期好引古籍自证耳，但这因古籍自证，亦晚明学风。江慎修之纂着，乃延续朱子学，其惊人之论，如深衣之制，冕无前旒，非无明儒成见。此期多义理之论，盖沿宋明之风耳，今论者不读明儒书，乃谓清学亦能义理，然则清学说不受也。 2、伪干嘉之学，这是真正的清学，也是清廷刻意造就的学术。总体来说，这个称呼是偏清古文学的。其术，一则，整理古注，此实明学之收成耳。程伯仁有汉魏丛书，何允中又为广之。又孙子双有古微书四种：删微、阙微、焚微、线微，今存仅纬书之类而已。此别于明儒者，盖明儒或集而不论，或论则枝蔓诸子。而此期清学往往自述自证，如周易述、说文解字注，虽家法未如稍后之严，然而收之经术，可谓能专。二则说文之学，盖明儒好雅，不用说文，而此期必称说文。但又有王氏父子之述闻，脱经文而解字，又以训诂影射经义，而后学从之莫辩。三则曰郑学。其实仪礼之学耳，以惩明儒多不及（其实郝楚望、张稷若已及之）。其曰郑学，盖名物制度，甚则训诂之学。而其训诂或以说文入之，或以宋学阐之耳。四则辨伪，辨古文尚书，其实宋明由来久矣。此期最称汉学，盛称朴学，但其实汉注并未展开。盖清学虽生于反宋，犹不能出宋学耳。若宋人继王子雍而有驳郑之心（如陈用之），朱子主仪礼，不用周礼，则清学亦主仪礼，虽称郑学，犹不知周礼之义。又汉儒皆重谶纬，而宋儒特反谶纬，而此期清学亦不好谶纬。若以经解经，盖汉学师法既不信，唐宋不得不辗转以申己意也。而清之治学，全是如此。然则宋儒训诂虽貌似无根，其实多自古注，一如郑出马门，而书训字字皆异。清人以此攻宋儒任意，而训诂音韵（此明陈一斋、杨升庵辈所作俑）之情不已，则倍经更甚。 3、常州今文学。兴于伪干嘉之末，本在其中。但始于公羊大义，而别于考据之流。今论者多言其媚胡，甚是。盖朴学可以反宋明，可以张清国之经术昌明，但钩沉之流，不能与伪皇唱和。且伪康熙乾隆，尚称：自古得天下最正（姚念慈先生谓：伪康熙两废太子时，于戴明世案中，见之最早），而伪嘉庆道光岂敢？亦胡运有常，渠率既死，必仰胁从以维稳耳。又伪乾隆时，文祸正盛，无人敢言夷夏，此时罗织既懈，将恐春秋之论。而常州今文者，索隐之余，可以公羊之太平，反春秋胡传之攘夷，以大一统之曲解，泯灭三朝之遗恨。但若孔巽轩之流，其实绝无师法，如不与王鲁新周，三时田为杀于天子，不讥会盟，新作三科九旨之类，曾谓何君亦背经任意，而孔氏得传于二百年后乎？若洪北江，搜集服注甚力，而后世遂废杜注，然则服注非与郑学全同，陆贾未必不杂公羊，杜注未可轻訾。 4、夷祸后之今文学。以康梁新党为最，而廖季平、王湘绮为类，多发怪论。如康南海以孔子为教主，以今文外群经皆伪，又倡大同无父无君之论，盖五四之先声也。廖氏以文质论中西，谓王鲁始于董子，公羊但有素王，设空王以制法而已，又爵分四等，自作三世说云云。王氏以文姜、哀姜非淫，不可婚狄女，谓鲁用殷正云云。此派不好论政，颇多惊人。其笃实者，若皮鹿门、陈卓人。皮氏亦颇怪论，如春秋借事明义，何邵公已有及之。但至于三世三统，黜周王鲁，皆借事明义，则皮氏果不信谶纬之人乎？案：廖氏则曰必先明事，而后义审，又驳假迹立说，谓三传于大事莫不从同。可盖见此期之乱，但皮氏以今文说郑君，则前人所不及也，其疏郑学，亦教历史、概论之流为雅正。陈氏兼用汉宋，立论多允平，亦有积习难改，如谓春秋制，妾子为君，得尊为夫人，不与周制同。案：别春秋以新周，可也。而许君本有公羊古说，奈何背之？若桓盟不日不致，陈引羞称五伯，谓之假以立义。又曰：襄公假复雠为名灭纪，春秋因假以张义。案：公羊故非无失，然以此论之，则何以乱臣贼子惧？清人治春秋，必驳孙泰山、胡康侯，必驳夷夏之辨。而细读之，皆懵然不知宋儒之夷狄何谓。盖胡传以吴楚徐越，或诸夏之后，或天子初封，以叛服不定而贬为夷耳。宋儒之谓夷狄，盖地远殊俗，王化不及者之谓，犹公羊谓正朔所不加，天子所不臣者而已。而必曲说公羊太平之世，以进爵为可以主中国，以小大若一为可以无别，而嘲胡传之小中国。然则公羊何尝颟顸，而胡传何尝小之？且以陈氏言之，考据可谓精致，而既学理学，可能贯通？春秋必令乱臣贼子惧，而清之诸君，何尝令夷狄知畏乎？此不爱夷狄莫甚也！ 5、汉宋合流，与后起古文学。此时清国已乱，古文诚不若今文之别义。但若孙仲容，亦有周礼政要，可谓收成而知反者也。古文家多笃实，清人亦然。且理学此时复兴，则今古文并宋学，本有融合之势。若胡竹村用敖君善，孙静庵用程朱，孙仲容用王昭明，亦今之显学。而陈卓人、陈兰甫、朱蓉生等，本兼用宋学。但闰朝荡涤已久，此时汉学绝非汉朝家法，宋学亦非朱子正传。故义理本不大明，发挥亦难济世。 余论：光复后，清今文或转为新党，或融入考据而为古史辨。古文沿袭名物考据，或在文史文物，或又转为今之文字学文献学，而郑学之小者，亦可谓延绵不绝。后之理学家，往往不兼汉学，而偏于哲理。另，光复后，永暦三先生之学受瞩目，而学者不过比附西洋无君之论，或反清学理学之所谓礼教森严，而三先生之渊源立意一概不顾，而心学又兴焉。 若仅以经学研究论之，清学不足当汉学者如下：1、周礼不立，非郑学也。2、滥用说文，不足言家法。3、不通谶纬，不足言今文。唐突何注，倍经任意。4、滥用训诂，不思汉注。5、辑佚立论，窜乱家法。6、割裂古今经学，不见汉学全貌。7、囿于宋学，不信汉儒所信。8、故反宋学，不能明汉学义理。盖汉学重师法，重传承，而清学不能克制私意，或以训诂，或以体例，或以概论学术，实则不能包举。今学者既尚实证，我固不以学术为冷眼旁观之举，然以清学当汉学，诚今日之羞也。 我以学之汉训通古今，则汉学之道，在于秉承师说，见其规模。盖师说不得唐突，而学者入此师门，绝非但在训诂度数之中，须博览汉典，以师传之精神，观察，解释，和改造世界，成就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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