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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云荃 一提起“未名湖”，就仿佛是在说北大，北大和未名湖一而二，二而一，简直分不开了。可实际上，未名湖要古老得多，至少在康熙时就已经开凿出来，那时属于明珠的“自怡园”。1920年燕京大学陆续买下海淀附近将近九百亩的地，以为建筑校园之用，这片湖就在其中。自1926年燕大从北京东城盔甲厂及佟府夹道迁往新址后，未名湖属于燕大共二十六年，直到1952年后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由东城迁往燕京大学原址，燕京大学的未名湖于是才变成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 关于未名湖的历史，从洪业到侯仁之都有精密的考证。但关于“未名”一名的由来，却在考证上有些草率。最常见的是认为出自钱穆的提议。根据在于钱穆晚年的《师友杂忆》，他说：“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余直答，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意，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议，随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 因为钱穆先生的道德学问，人们便自然地相信“未名湖”一名是钱穆提议，连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在《燕园史话》中也说：“事有凑巧，为迎接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我在重订《燕园史话》时，又传来消息说，‘未名湖’原是由北大教授并在燕大兼课的钱穆先生命名的。现在钱老滞留台湾，希望能早日重来燕园，或尚能印证其事。”侯仁之大概没有看到原书中的文字，所以说是“传来消息说”，并且还希望钱穆亲自“印证其事”。 其实早有人对此段文字提出不同理解。钱穆先生哲嗣钱行先生在《思亲补读录——走进父亲钱穆》中就说：“这里可以加一段插话：人们都知道燕京大学的Ｍ楼和Ｓ楼是因为父亲的提议而改为穆楼和适楼的。因此有人误传如今北大（当时是燕大）的未名湖也是父亲提名的。其实是误解了父亲在《师友杂忆》中的那段话。原文说：‘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这‘由余发之’四字，照我看，不过是说湖名之议，是由他提议改名才引起的，不是说是他提的名。”唐克扬在《从废园到燕园》中也有异议：“据说钱穆命名‘未名湖’的说法出自《师友杂忆》，但如果我们查询原书，可以看到其实钱穆只是说他提议给燕京大学建筑和风景提名，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他只是命名（包括未名湖和建筑）一事的发起者，而并不一定是实际上的命名者。”也就是说原文“此实由余发之”指的建议“与以中国名称”，而非“乃名之曰未名湖”。比较两种解读，恐怕唐克扬的说法更接近钱穆的愿意，因为就文中表述而言，看不出钱穆是把未名湖分开来说，“适楼”、“穆楼”是自己命名，而未名湖只是提议改名。 其实，未名湖非钱穆所取，理由很简单。我们查《燕京大学校刊》1929年11月22日第二卷第十一期发布校内新闻《总务处布告二》：“本校未名湖岛上之路思义纪念亭现已建筑完竣，于下星期一（十一月二十五日）后即可应用。”已经有“未名湖”出现。还不止于此，《燕京大学史稿》里摘录有《燕京大学校刊》第三十一期的文字报道：“5月10日，今夏之建筑：（一）未名湖上建筑亭阁一所，纪念路思义副校长。”可见早在1929年5月，“未名湖”一名已经出现，并为校方在正式布告中使用。而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是在1930年9月，是以知“未名”之名，绝非钱穆所名也。 钱穆所说的校务会议其实在1931年，此年的《燕京大学校刊》第三卷第三十六期有如下报道：“6月5日，各校楼之正式名称决定：男生斐斋、蔚斋、复斋、干斋、湖滨楼、平津楼、麦凤阁（女部办公楼）、甘德阁。”其实早在1922年，燕大就已经有确定中文名称的行动，《燕京大学史稿》载，1月30日“上海甘维尔博士夫妇（Dr. & Mrs. Gamewell）捐款四万美金，建宗教楼以纪念其父宁德牧师（Bishop Ninde），建议命名为宁德楼。”如1926年8月“决定以下各地名称：东大地、朗润园、思义里（南大地）”；如11月2日，“决定两个科学楼的名称：南楼称‘科学家楼’，北楼称‘科学仪器楼’”。而在1931年的定名之前，很多建筑都有自己的中文名称，如适楼在1928年已有“圣人楼”之名（或称圣哲楼），又如贝公楼之名为办公楼，如水塔之为博雅塔，如湖心纪念亭为“思义亭”，又如施德楼都在1931年之前定名。即便一般未定名的建筑，也以一院、二院、三院或甲楼、乙楼、丙楼（即后来所称“穆楼”）称之，并无“Ｍ楼”、“Ｓ楼”的表述。燕大建筑多以捐建者或捐建者所纪念之人来命名，如穆楼为Mr.McBrier捐赠，适楼为Mrs. Sage捐赠，故燕大师生间有“M楼”、“S楼”的说法。总之，丙楼变成穆楼，圣人楼变成适楼，都是从中文改到中文，而为建筑定中文名是燕大自1922年来的习惯做法，和钱穆也无关。钱穆自1930年9月来到燕京大学任教，未及一年便因为不适应教会大学的风气而跳槽到北大任副教授，同时在燕大兼课。他不熟悉燕大的情况，在老年记忆有所讹误也很正常。 “未名湖”得“未名”之名前，有过其他几种名称。如睿湖，是因为未名湖所在的淑春园后曾为睿亲王花园；又如枫湖，因为湖边多种枫树，湖心又有枫岛；还有无名湖。这三种称呼中，“枫湖”一名因为富于诗意而行用最久，“睿湖”一名则因为燕大国文学会创办《睿湖》杂志，而在未名湖一名出现后也仍然并存一段时间。该刊1929年创刊，受到顾颉刚的朴社的支持，1930年停刊。“无名湖”见1928年《燕大月刊副镌》，到1929年末许地山文中曾一见：“文水陂当在博雅塔前面底湖，同学们名之为无名湖底便是。”但基本上“未名湖”一名出现后，“无名湖”一名便渐消失。我们可以判定，“未名湖”是从“无名湖”而来，但名称转变的契机却来自鲁迅。 1924年，鲁迅为北新书局编《未名丛刊》，收录译著。1925年3月丛书第一部《苦闷的象征》出版，鲁迅并写《〈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一文，附在书后。介绍《未名丛刊》名称的来历云：“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之意，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以“未名”为名，这实在是鲁迅的风格。1925年夏，“未名社”成立，其核心人员有五：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其中李霁野和韦丛芜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鲁迅在《忆韦素园》一文中说：“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未名社”的工作主要是编辑《未名丛刊》，收录未名社同人的译著，并编辑《乌合丛书》、《莽原》半月刊及《未名》半月刊。前期的工作主要由鲁迅、韦素园主持；到1926年，鲁迅南下至厦门大学任教，韦素园又患上不治之症，社务便由李霁野主持。 未名社的影响使得“未名”一词也传播开来。在1926年，便有人以“未名”为笔名，给鲁迅先生致信，并解释署名“未名”的原因：“我并不是姓未名名，也不是名未名，未名也不是我的别号，也不是像你们未名社没有取名字的意义。我的名二十一年前已经取好了，只是怕你把他宣传出来，那么他们教授老爷就要加害于我，所以不写出来。因为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名字，就名之曰未名。”虽然他说和未名社取名用意不一样，但是不写真名而用“未名”并不是逻辑上最合理的方式。他之所以署此名，其实自然是受了未名社的启发。此后用“未名”为笔名的就更多了，如茅盾就曾用“未名”为笔名来批评李长之的《大自然的礼赞》，东北作家姜灵非也喜用“未名”。其他如“未名剧社”、“未名书社”以及“未名足球队”恐怕直接间接地都与鲁迅有关。 在燕大的修建过程中，不断给新的建筑命名。给这些建筑物命名还比较方便，只需要根据捐建者或所纪念者的英文名字，找出适当的中文字眼就好了（平津富商捐建的湖滨宿舍，便命名为平津楼）。但未名湖至少在康熙时已经开凿，没有适当的新名可用。未名社中的重要人物李霁野和韦丛芜都是燕大学生，韦丛芜在1929年还曾主编燕大的重要刊物《燕大月刊》，所以燕大校园里对于“未名”二字，应该是很熟悉的。既有命名的需要，又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名称，用“未名社”之例来个“未名湖”，不亦可乎？ 鲁迅与燕大还有一点关系。1929年5月，鲁迅曾经短暂到北京看望母亲，并作两次演讲，一次在北大，一次就在燕大。燕大学生还希望他去燕大教书，“傍晚往未名社闲谈，知燕大学生又在运动我去教书，先令宗文劝诱，我即谢绝”。原因有二：一是如他所说“奔波了几年，已经心浮气躁，不能教书了”，再则恐怕与顾颉刚也有关系。他已知道顾颉刚可能要到燕大任教，因为两人间的嫌隙，所以也不愿留在燕大。鲁迅没到燕大，顾颉刚却果然到了燕大，顾颉刚不是一个人，他还举荐了一位三十四岁的中学教师，就是钱穆。 今天，“未名湖”之名得自钱穆的说法已经广为人知。可是“未名”和钱穆的气质实在离得太远。钱穆“一生为国故招魂”，为文博雅恢宏，怎么会满足于以“未名”为名的文字趣味？能这样亦庄亦谐，把郑重其事变成无可无不可而不至于轻薄恶谑的，也许只有鲁迅。 有趣的是，在今天被视为北大精神象征的未名湖，在当时燕大学生看来，却有更亲切的感受。更吸引他们的是秀丽的景色，肥美的湖鱼，以及冬季的滑冰盛会。最有趣者，当时的报纸还把燕京的未名湖与北京的什刹海并列，认为同是谈情圣地。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9年第1期） /提供细密/精致/的阅读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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