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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和谢烨夫妇在新西兰激流岛双亡，这被称为“顾城杀妻事件”。这一事件背后的真相，在他们夫妇死亡的一瞬间，就已不存在；甚至即使他们活下来，那大概也只是多两个版本的“真相”罢了。在此之后，顾城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由诗人变成凶手，甚至加剧了人们对诗人是离奇古怪而不可理解的偏见；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恐怕是一个共谋的悲剧，只是最后所有的罪孽都指向了顾城。 我的判断主要建立在《英儿》一书上，这无疑是顾城的单方面证词（另一主角李英就坚称书中的“英儿”只是顾城的幻想，她如果不这么说倒奇怪了），我将在下面说明何以他的这一证词是值得采信的。 一、世界与我无关 不，一个人如果不能在新西兰谋生的话，他的处境一定极为艰难，这里是世界上穷人的极乐世界。——Thomas McDonald，1837年。 波兰诗人Leopold Zborowski曾说，莫迪利阿尼是“一个外星来的孩子，追求现实生活对他是不现实的。”——这句话无疑也可以用在顾城身上。 几乎所有亲友的事后回忆都毫无例外地提到顾城极为低下的生活自理能力。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从17岁开始就“不喜欢人”，激流岛作为一个封闭的天堂，是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注定无法维持长久的乌托邦。 在《英儿》中回忆到这一已经破碎的天堂时说：“要想用自己的手养活自己，简直就是一种灾难。……梦是挺好的，变成真的就招人恨。”（p.274，下均为同书页码）然而，很可能只是在此时，他才意识到这是灾难，而自己的举动是招人恨的——因为，之前这一灾难主要由谢烨来承担，而她可想是不会表露出“恨”的情绪的。 在这一生活的后期，谢曾理性地推断不能这样生活，顾城的答复却是“要生活干什么？”参考他曾提出的“艺术最主要的就是要脱离生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实上，他强烈地渴望着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我想要的是全部，哪怕是在空气里，哪怕是在一瞬间。”（p.97）事实上，他的这一观念由来已久，早在1986年的漓江诗会上，他就说过，“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并非一个完全不通世务的遁世者，在《英儿》中，他虚拟了一个旁观者来刻画“顾城”这个“正常的疯子”，并加以无情的嘲笑。他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现实的一些东西，另一面又强烈地排斥它。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刻意地置之不理，因为对之审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等同于审视自己。 他在精神上的追求有一种极端倾向，并深深地被自身所折磨，“我终身与世为仇……与我自己为仇”（p.110），为了追求这种最高的自在，他可以忽略一部分的存在。实际上，他即使对自身，也经常是感到陌生的。 有论者认为，顾城是一个“心智发育不健全”的人，然而，在顾城看来，也许一个“心智发育健全”的正常人，才是可鄙夷的。因为他最厌弃的就是他一眼可以想像的，“漂着浮油的生活”。他不希望任何人来破坏自己最后的纯净感觉，那是他不惜一切代价要加以守卫的——包括自杀。 他和谢烨、英儿的关系备受争议。然而，如果说他是一个魔鬼，那也不是一个色魔。他的天真在于，他一度误以为自己所构建的这个天国为三人共有，但最终发现，实际上他本人是唯一真诚相信着的人。但也正因此，所以他本人成了唯一能体验这天国般纯洁、并从中获得快乐的人。 二、谢烨：陌生的爱人 “我看着她，这些故事像风吹过水一样，好象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又看了她一眼，她的确就是当年我在B城认识的那位夫人。这时，我不能不对自己说：我更加不明白，她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在《英儿》的“尾声”一章中，顾城以一个虚拟的旁观角色来描述谢烨的一段话。这个旁观者实际上就是他本人。当时英儿出走的事件已经发生，并对顾城造成极大的打击，从他的角度来看，谢烨对此表现出犹如“没事人”一般，这比她任何举止都令他更感震惊和陌生。B城无疑指北京。顾城在此怀疑：眼前的这个谢烨，仍是自己当年在北京认识的那个人吗？ 这一细节显示出这对诗人夫妇在气质上的绝大不同，以及深刻的相互隔阂、陌生感。事实上，完全有理由怀疑谢烨在最后的几年里是否还爱着顾城。 谢烨（雷米）是一个非常理性与高度自我控制的女子，虽然她比顾城小两岁，但实际上却表现得更像他母亲，并一直有效地控制着他的生活。所有朋友的回忆都说谢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看法本身就会造成顾城的压力和焦虑感。固然，最初正是顾城追求谢的，但从后来的故事看，很难说他们之间存在是一种有激情的爱。相反，顾城说到的是“我敬你呀，雷。”“雷，你真像那支歌里唱的：你就是我的女皇，我喜欢你统治我。” 谢的这种高度自我控制，通常会表现出非常沉稳和无可挑剔，即使山呼海啸，仍然“坚忍不动如大地”。也因此，后来英儿上岛后，“一直弄不清楚雷的想法”。似乎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从容不迫、风清云淡。在顾城看来，她是深不可测的，但他却又无法表达这一不满，于是这反过来加深了他的焦虑不安和恐惧。 她过于完美、过于冷静、过于现实，以至于他无所用力，因为她的推断看来都是不可辩驳的。1988年3月他们的儿子木耳出生，这对谢来说，有双重意义，她可以暂时容忍丈夫非现实的梦幻而将自己的注意力相对转移，但却也多了照料孩子的负担。和其他母亲一样，孩子对她非常重要。顾城说得明白：“雷，你说得对，这对于你并不重要，对于你重要的是胖子。”（p.202） 如果说帮英儿来新西兰是因为后者的绝望打动了她，那么纵容甚至鼓励英儿和顾城交往，则无论如何是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的。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女子，因何能够没事人一样地接受这一乌托邦的安排？况且她本人是从心底里否认这一乌托邦的。 从顾城的叙述中来看，他和英儿也都对此极为惊讶，只是他们一个心怀歉疚，一个则“心服口服”。谢烨城府极深，她采取这样的低姿态，似乎是对丈夫不切实际的理想单方面屈服，但实际上局势如何发展，关键却全在她手里——只要她采取反对姿态，顾城和英儿的关系是一天也维持不下去的，这一点，两个女人都比顾城清楚得多。也正因此，她的无所作为才更加显眼。 在顾城和英儿初次交欢前，谢把避孕套给他，并“不无嘲弄地”瞪了他一眼，说：“很贵”。对谢这样含蓄的人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强烈的暗示，表示她的不满已经达到一种难以掩饰的程度，终于忍不住给了顾城一次羞辱。 顾城在《英儿》中很少正面提到谢的反应，原因之一可能是谢对任何东西都表现平静，而他的这种内疚反过来又使他更畏惧和谢呆在一起所体会到的那种陌生感，因此“他永不能摆脱这位压倒性的女人在他身上制造的一种敬畏加上依赖的情结”（Ruth Bunze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但谢的内心恐怕并非和外表一样平静，很难设想她这样一个理性、自制而现实的现代女性会对顾城不切实际的“天国”幻想毫无不满，顾城不知收手地沉浸在与英儿的关系中时，她仍以极大的耐心静等顾城的反应——如果顾城知道她当时的内心想法，只怕原应感到恐惧。顺理成章的是：对当时的谢烨来说，最好以某种方式来摆脱这个已完全脱离现实世界、不可理喻的丈夫，而那最好是顾城做了某种无论在谁看来都是他理亏的事。在英儿的事上，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谢烨是受害者，她无可指摘，理亏的总不是她。 1993年在给晓南的信里，她忍不住表达了对顾城的真实看法和绝望：“其实都没用，只是他老觉得自己十分重要罢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这句话表明，她并不认为顾城其实真的“十分重要”，相反，他的很多理想，在她看来，在坚硬的现实面前都是不堪一击和荒唐可笑的。 在英儿出走后，谢仍等英儿回来，说要让她和顾城结婚。这一点也曾使顾感动，认为英儿出走对谢也造成很大伤害，但从一个妻子的角度看，实在令人惊讶，她为何如此逆来顺受、屈己从人？或许原因是：这也可以是谢摆脱他的一个手段。谢烨完全可以预料到，顾城和英儿的故事将以什么收场，发生什么她都不会惊讶，对顾城无疑也早已绝望，因为她曾给过他那么多机会，但他却不知收手越陷越深，他还在意这个家庭吗？他只在意自己那个可笑的梦想。她也十分清楚，没有她，即使英儿不出走，顾城和英儿也无法维持那种半空中的生活，迟早会重重摔回地面。这一点，即便英儿都清楚得很。也正因此，谢烨这种看来极其无私善良的表态是令人起疑的。 三、英儿：颠覆平衡的人 我相信，我们都乐于离开新西兰。那不是一个可爱的地方。——Charles Darwin，1836年。 在1993年的激流岛事件中，英儿（李瑛）一向是个最受谴责的对象。一般认为，如果不是她的出现，至少顾谢这堪称美满的一对不会以这样的悲剧收场。 和通常想象的相反，这个“第三者”在各方面来说，都不如谢烨优秀：谢烨是个出色的美女，以至于1986年第一次见面时英儿就“有一点泄气”（p.293），后来还在岛上戏言如果成立美人党，谢烨可以做主席，谢的美貌甚至来岛的陌生人都知道，而英儿则几次表示觉得自己皮肤不够白；论文采，她不过是一个二流大学毕业的、发表过几首稚嫩诗作的新人，而谢烨早已是成名的诗人；论能力和性格，那就更不是谢烨的对手。因此她才会一度说“我心服口服”。 这个年轻的女孩子颇有心计，然而她的这点心计在谢烨这里只能显得相形幼稚。“她把雷夸到天上，天天说要跟雷过一辈子，实际上她是被雷的正气弄得无法，心里根本没把雷当回事。”（P284）——顾城这里说到谢的“正气”，看来是一种不动声色、“看你横行到几时”的旁观。谢犹如一个极其高明的拳手，维持一个看似毫无防御、实际却没有任何破绽的姿态，并极为冷静耐心地等待对手出现漏洞，在这种情形下，英儿根本没有机会，并且心里清楚，如果谢发起反击，她立刻就会死得很难看。她很快就认识到，自己无论对谢做什么，都无力改变自己的被动处境，一度她也真诚地叹服，或者说，出于现实的原因，她发现实际上跟从谢是唯一可取的策略：“英儿有时候把自己和你都弄混了。她像你那么笑，像你那么走，她想像你那样生活。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想变成你。” 顾城谈到英儿“心里有非常实际的事，她并不是真的厌世，要过自然的生活。”（p.300）“我没想到她那么喜欢钱和体面。”（p.285）在激流岛见面时，实际上他们彼此都相当失望，一个失望于诗人竟过着如此凄凉的生活，一个失望于“上天无尘的花朵”原来想法也相当俗世。 然而，是什么使他们仍然走到了一起呢？原因之一固然是彼此的失望、绝望和痛苦（但这犹如饮鸩止渴）；但更重要的在于，英儿所能给顾城带来的一种无拘无束，是顾城在谢烨那里所绝对体会不到的。 “她的轻巧给了我一种放肆的可能，一种男性的力量的炫耀，这是我在你面前所无法做的，你无言的轻视，使我被羞愧和尊敬所节制。”（p.44） 他承认，和英儿在一起“心里有一种凶凶的感觉”，正是在她这里，他少年时代的一些愿望开始复苏，并得到一个成年男性处理性爱和自身攻击性的心理能力。这种攻击的姿态也使他感到自信和尊严——而在谢那里，他的这些一贯“被羞愧和尊敬所节制”。 这其中的快感很快就使他获得一种放松和活泼的心情。因此，在英儿那里，他可以经常地放肆和开玩笑，在谢那里却不敢。此外，在《英儿》的描写中，顾城提到他不会使用避孕套，并对女子的性器官十分好奇——他当时早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于性生活却陌生到这种程度，只能表示，他在谢面前，无法畅快地表露这种好奇心。 不错，英儿存在着各种相当鲜明的缺点，有时表现出非常自私、任性，然而，她看来至少并不是那么莫测，相反，有些小性子或自私还使顾城惊喜地看到她真实的一面，甚至她对自己的欲望也常常不加掩饰——这并未使顾厌恶，相反，他就是喜欢这样直接的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太像了，我们是两条毒蛇，出卖了彼此的宝贝。……我们如此相象，以至于彼此咬一口的时候，就是自己咬了自己。”（p.47）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他在英儿出走后陷入绝望的原因之一。 两人在岛上的生活是彻底与现实无关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躲避现实痛苦的一种极端手段。英儿1993年1月出走前，顾城夫妇已经去德国柏林10个月。顾城出国的原因之一，据说是为了按承诺攒钱帮英儿买房子，但想来谢对此事持有的看法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离开新西兰去柏林，谢烨是最有利的一个人，可以使她摆脱诸多困境。 在这10个月中，离开顾城的英儿（她不是妻子，也没钱，不可能跟随到柏林）有足够的时间恢复理智，回到现实中盘算自己的利益。对谢的这种根深蒂固又无法说明的畏惧，也可能是她选择逃离这一不负责任行为的原因之一，因为她本就不是一个对别人负责的人，何况她有足够的时间明白：她和顾城的未来是脆弱和没有任何保证的。 她的确是一个自私任性的人，看来像是一个打碎了别人的东西后逃之夭夭的孩子。她有天真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而使顾城入迷却又恐惧的正是，她可以看来很天真自然、若无其事地做一些魔鬼才做的事。 四、两朵花 对于这个预想中的天国，顾城曾描述他小时候的愿望，说他愿意看到好的女孩子们在一起。然而，当这一点似乎实现的时候，他实际上却感受到一种恐惧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使我胆怯。我知道这肯定不是因为英儿的缘故。在白天英儿永远站在你一边，她觉得跟你一起神气得很，老在替你伸冤，她的话都要说到你头上，她说：你这种人怎么能娶雷，雷怎么能嫁给你这种人。”（p.175） 他在这里已经否认了是“英儿的缘故”，那么，无疑他指的只能是另外一人：谢烨。他没有谈到谢烨对英儿这些言辞的反应，但可以想见是什么也没有的。在这里，沉默者掌握着最大的权力，说话者之所以说话只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和压力。 “英儿有时候喜欢放肆一下，在你面前她不太敢，因为你总有一部分秉性她无法把握。”（p.174）——顾城这里说的也是自己的感受，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把握真正了解表面上平静如水的谢烨，因而总是觉得惴惴不安，他在英儿那里可以嬉笑闹腾的自由快感在谢那里是得不到的。 对两个女人在一起的这种隐隐恐惧他并不能真切地描述出来，是因为他当时没有时间也不想具体地加以考虑，然而事后他就将发现那是一种可怕的幻象。他之所以感到欣慰，是因为他按照自己的梦想来理解这一事态，而实际上，二女并没有接受他这种愚不可及的哲学，她们对他的这一幻想的态度更接近于怜悯，并随时可能转化为鄙夷。 事后他知道人人都是自私的、现实的，“醒了才知道人心有多冷……到真的时候就都只想自己了，自己那点宝贝，我也一样，英儿也一样，雷也一样，人都一样。”（p.137）他这么想的时候，表明他已经非常绝望，因而离死也不远了。因为他在那个幻想中太投入，当它破灭时，他也丧失了生趣。 在下定这一决心之前，他终于发现，对于自己曾想象的那个乌托邦，实际上惟有他自己信奉着，而两个女人其实都未相信：“英儿可以杀我，我爱的人都可以杀我，但不能有一个同谋来对付我。”（p.20）——他在这里没有点名谢烨是同谋，原因可能是他并没有想和谢烨一起死。在书里，他对谢的不满一直表现得不太直接，而宁可以曲折含蓄的方式传达出来。似乎在他的原计划中，谢是会单独留在世上看到这本书的。 五、决死的人 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生活。哪一个更好，只有神才知道。——苏格拉底 1993年4月23日，顾城写完《英儿》一书，写信给朋友说，“出书的时候我不一定看得到了。”可以判断，他这时已经起了赴死的念头。 即使在这一刻，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他说：“你们都到生活里去了，生活里人口众多，你们为什么要认识我呢？”——这句话表明，他当时是准备放手让英儿和谢烨去过现实的生活，而自己承担这一无法消解的痛苦，一死了之。 他意识到了“一个事情到了最后的部分了，它的核就会露出来”。但他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尚未意识到谢烨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当为英儿出走而遭受极大打击时，他无疑还认为谢烨可以像一贯的那样作为一个可资凭依的所在。 然而，谢烨这时候很可能已经下定决心给这个绝望的人以最后一击。毕竟人非草木，她此时心里对顾城积聚的愤恨和不满已非一日，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她无法假装那些从未发生过，甚至可能庆幸能有这样的机会给他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在冷眼旁观丈夫与英儿交往的过程中，谢烨表现出的无懈可击的服从和善良，并非是无偿的，相反，任何动静她都会看在眼里，到最后时刻，这就是最有力的致命武器。她可以缓慢而坚定地、有计划地安排与顾城的决裂。很可能她早已下定决心，并且这一决心是极难改变的，因为在她看来，她给过顾城不少机会，但他从未表现出任何回转的迹象。 她的惩罚不但是无情，也是极为致命的。顾城一贯依赖谢烨，失去她和失去英儿不同，不仅因为他将无以生存（那倒不重要，反正他本也不想活了），还在于：他大概从未想到谢烨会反叛，就像孩子不会想到母亲会抛弃自己。以谢烨的性格，作出这一措施，可以想象她对顾城积累的不满已经达到火山爆发的程度，而且，在摊牌之前她会做好准备（谢烨此时有人追求），顾城可能此刻发现，自己竟是唯一完全蒙在鼓里的人，两个女人都做足准备要离开他。 英儿出走是在1993年1月，顾城他们3月才在柏林知道这一事件，而重回激流岛已经是当年9月24日，即顾城37岁生日这一天。此后到10月8日悲剧发生还距离两周时间，这其中必定发生了极为关键的大事：很有可能两人爆发争吵，谢烨向他彻底摊牌，告诉他，不但现在要离开他，而且这一切都要他自己负责，甚至可能告诉他：当时有一些事，谢早已看穿，但却不加阻止、甚至有意纵容，而这些，现在都是顾城的罪证。 我猜想顾城在临死之际知道了这些，其震惊则可以想象的，因此仅在此时他才知道，谢烨不但从来没有认同他的乌托邦梦想，并且从来没有原谅过他和英儿的交往——然而她却一直不说。这个真相对他来说太难以接受，以至于不但绝望，甚至愤怒，由于伤心到达极点，他无法再向任何人复述，此时，尽快死亡反而成了唯一的解脱。 （九年前的一篇旧作，纪念顾城夫妇身死二十一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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