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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一个普鲁士人和他的世纪》一书出版后，在德国广受好评。作者克里斯托弗·诺恩应邀在德国的电视节目中与主持人就此书做了一次对谈。索·恩邀请本书译者陈晓莉对对谈内容做了听译，分两次刊出，以飨读者。 主持人约亨·科什：尊敬的各位观众，欢迎来到alpha论坛。今天，一个强大的德国再次在欧洲的中心崛起了，经济上成绩斐然，政治上举足轻重，总理默克尔更是充当了欧洲领导人的重要角色。这不由地让一些评论家，特别是政治评论家回想起19世纪的“俾斯麦时代”，那个属于德国首任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时代，它与德国的现在颇为相似。今天来到演播室的嘉宾——克里斯托弗·诺恩教授，对这个话题非常精通。他是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历史学家，也是生于200年前，也就是1815年的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研究专家。一个问题：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德国现在的角色是不是有些朝着19世纪下半叶确定的、民族国家强权政治的方向转变？ 诺恩：嗯，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和1871年后的情况很像，两者确实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1871年德皇加冕 科什：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 诺恩：对，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换句话说，1871年的德国统一和1990年的德国重新统一，这两次统一都让德国取得了欧洲中心的政治经济霸权。不管您认为好还是不好，它是德国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面对的。 科什：虽然默克尔的执政策略与俾斯麦不尽相同，但是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即使在广泛民主化的过程中，地缘政治都是有些相似的。这是强权政治方面的一个难题。 诺恩：明显的区别当然还是有的，比如1871年就没有出现欧盟和欧洲统一的形式，而只是民族国家各自为政。这种差异显然是非常悬殊的。另外一个非常悬殊的差异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就是德国的民主化。1871年的德国还不像今天一样，是一个实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不过撇开这个不谈，特定的事物的确总是相似的，比如我们今天就要花大力气处理对俄关系问题，（德俄两国的）相似之处的确很多。 科什：谢天谢地，现在我们完全不用这样对待法国。 诺恩：是的，那不一样，不过在1990年，我们和法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冲突。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同属西方阵营的法国和英国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俾斯麦纪念碑 科什：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关注“老人”俾斯麦，这个存在于德国大多数纪念碑上的男人呢？这些俾斯麦纪念碑不仅巨大，而且几乎可以在每个中型城市中见到。不过年轻人在经过这些纪念碑时，完全可以说是熟视无睹。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关注这样的俾斯麦呢？ 诺恩：他们也许不一定非得关注这些纪念碑，即使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这些纪念碑都对地方政治意义重大，譬如是否需要修缮纪念碑，是否应该关心纪念碑的情况等等。 科什：汉堡就是这样。 诺恩：是的，就像汉堡，或者哈根，或者很多其它城市。这完全是政治问题，记忆政治因此被推进了一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俾斯麦和他的时代当然非常陌生。那么人们应该，或者说必须要关注的，其实是历史的相似之处。如果能从历史中学习，那么在记忆政治的维度，人们可能就不会将历史过度地工具化。因为工具化意味着必须要歪曲、改变或美化事实。不过人们可以从类比中实实在在地学到一些东西。对1871年的德国统一和1990年的德国重新统一进行类比，最一目了然，至少在外交政策方面，两者总是面临相似的状况。 科什：今天，至少在对同时代的伟人进行比较时，奥托·冯·俾斯麦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更应该对他进行仔细的观察研究。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我突然想到，俾斯麦年轻时的生活其实非常混乱。他赌博、酗酒、击剑、在学生社团里无休止地决斗，还是一个用今天的话来说，具有高度“街头信誉”的斗士。那么，俾斯麦年轻时的这种状态是否影响了他后来的政策呢？ 诺恩：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他并不在意这种年少轻狂，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酗酒，像一个无底洞，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他从来没失去这方面的热情。其余的他倒是舍弃了，变得稳重一些了，也更讲究了。有时人们会在背地里说，他把政治也当成是赌博，他就像赌徒一样在政治的轮盘赌上下注，这一点还挺可怕的。但我不这么看，我眼中的俾斯麦是一个冷静、理智、精于谋划的强权政治家，虽然他时刻都清楚自已想要什么，但是在策略的选择和运用上又非常的务实。 科什：但是您能期待一个30岁出头就进入邦议会的人，在他30岁出头的年纪，遇到像1848年革命这样的大事件时能表现得多理智呢。我们通常认为，1848年革命是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政治风暴，当时的德国，尤其柏林也掀起了猛烈的革命浪潮。当时的俾斯麦感到，国王表现得不如他期待的那么强硬。然后身为普通议会代表的他，一位乡村容克，似乎打算上演一场通过军队推翻国王的保守主义政变。 诺恩：是的，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他太孩子气了。因为国王的表现不尽如他意，不像他眼中保守主义政治应该有的样子，于是他就试图动员申豪森的农民去镇压革命。然后他还亲自跑到柏林，企图动员军队。他的煽动尝试实际上就是一种政变，因为国王当时已经下令撤军了。 科什：他甚至还想要拥立另一个国王。 诺恩：是的，他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尝试。他试图利用国王的弟弟——威廉，也就是后来的普鲁士国王、1871年加冕称帝的威廉一世，来达到他的目的。 然而这个有着“霰弹亲王”恶名的威廉在革命前就逃到了英国。俾斯麦试图煽动亲王，这归根结底是对当朝君主的叛变。这同时也表明，俾斯麦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拥护君主制的人，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贵族利益，准确地说是保守主义贵族利益的代言人。从他感到国王触犯了这种利益、和革命者串通一气的那一刻起，他对国王的忠诚就值得怀疑了。 威廉一世 科什：我们不妨说得远一点，俾斯麦后来建立的国家形式可以说是一个“首相君主政体”。虽然他为君主效劳，但最后还是他在掌握方向。那么从一开始，也就是从1848年革命时起，俾斯麦在他人眼里是不是就有了这样的倾向? 诺恩：可以说从一开始，俾斯麦对权力的意愿就非常强烈，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从一开始就想成为一名政治家, 他很清楚,他最想当外交官。他不愿屈身于人，也不断在普鲁士谋求仕途。他大学的专业是法学，因此还做过法律见习生。不过他总是干不长久，因为他觉得这些工作无趣、琐碎，还需要耐心。他就是对普鲁士政府机构的小打小闹不感兴趣。他想要制定政策，制定他认为是正确的政策。1848年革命时期，他第一次试图把这种愿望直接转变为现实，但他太急于求成了。后来他慢慢认识到，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深入腠理。对此必须要发动人员，创建、组织和领导保守党，还要主动利用新闻媒体，因此他还创办了《十字报》。这些都是他在1848年至1849年期间学到的。 科什：1848年革命还塑造了俾斯麦的另一面，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的思想完全是前现代的。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还远停留在法国大革命以前。 诺恩：没错，他实际上是一个有着前现代目标的政治家，但他使用的政治手段又是非常现代的。我认为这正是他独树一帜的地方，也将他与同时代的许多保守主义者区分开来，这些人摆脱不了前现代的思想，试图也用前现代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俾斯麦越来越和他们不一样了。在政策制定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政治家，但他的政治目标又是非常前现代的。 科什：正如您刚才提到的，俾斯麦实际上还发掘了媒体的作用，在19世纪中期，准确地说在1848年革命期间创立了报纸。他终其一生，直到去世之前都致力于利用媒体为政治服务。 诺恩：是的，事实上他在这方面一直非常成功。比如他曾在外交部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新闻部门，竭力对大众施加影响。作为一个保守党人，他非常有意识地推行群众政策，而不是精英政策。 科什：但也是得益于他的精英身份，他又在圣彼得堡和巴黎当了10年的外交官。他还曾是普鲁士派驻法兰克福德意志邦联议会的公使。不过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家时，也就是1861年突然被普鲁士国王任命为首相时，是不是已经有些晚了? 诺恩：是的，因为实际上普鲁士王室家族及其亲近圈子对他缺乏信任。他们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因为俾斯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了。1848年发生的事情当然也对他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威廉的夫人奥古斯塔因此非常不信任俾斯麦。虽然奥古斯塔极力劝阻威廉：让谁当首相都行，就是别让俾斯麦当，但最后威廉还是像往常那样没有听她的，坚持任命了俾斯麦。原因有两个：一是威廉在1858年摄政之后，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远离传统的保守主义阵营；二是威廉也不能任用改革派保守党人，因为他们拒绝支持他，执政目标也就无从实现。他需要一个不听从任何大党意见的lone runner（不合群的赛跑者）。从这一点来说，俾斯麦虽不是唯一人选，至少也是二选一或三选一。
科什：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俾斯麦桀骜不驯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起了一些作用，使他有机会将极为保守的基本思想同极为务实的现代政策制定能力结合起来。 诺恩：是的，可以这么说。尤其在19世纪50年代，在关于如何推行保守主义政策问题的争吵中，俾斯麦与他保守党同僚的关系破裂了，这是他被委任首相的前提。 科什：还有一点，就是1848年革命期间，德意志各邦国的君主们已经有了必须让人民共同参政的意识，而且他们也这么做了一段时间。然后革命失败，一切又回到了1848年以前，直到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后来因为陆军改革预算问题，他又解散了议会。这十几年来，俾斯麦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的执政终归不需要议会的参与。 诺恩：嗯……是的，但是实际上他必须要同议会妥协，因为他还想推行保守主义的群众政策，而且他也经常试图用保守主义来影响议会。比如他在1866年普奥战争后，与自由党人结成了联盟，之后他还引入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普奥战争 科什：也就是所谓的一人一票制，真的是非常现代了。 诺恩：对，就是一人一票制。这对于一个保守党人来说确实非常难得，但是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 让普通人手握选票，可以全面破除市民阶层的权力基础。这些普通人包括产业工人和广大下层农村群众等，他们原本绝不可能投票支持保守党。在引进普选权制度之前，只有市民阶层拥有选举权，这无疑是自由党的压倒性优势。所以这种民主政策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保守主义政策。这再次展现了俾斯麦相当务实的一面。 科什：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思想的确是非常倒退的，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19世纪中期的严峻形势。工业社会形成，农业社会逐渐失去重要地位、大众参政成为了一个严肃话题，对此德意志诸侯当然非常恐惧。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强人，试图在德国实现一种平衡，即一方面要维护保守主义统治秩序，另一方面还要控制发生的这些变化。 诺恩：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清楚，他不可能回到1789年以前，再也回不去了。但是他想尝试保护旧精英和他所属贵族阶层的权力不受市民阶层新精英所侵犯。他的想法是，让下层民众参与到政治中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在一定程度上，他组建了一个贵族和产业工人阶级的联盟。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还同费迪南德·拉萨尔进行过几次会谈。 费迪南德·拉萨尔 科什：社会民主党人。 诺恩：对，社会民主党人。但是结果并不理想，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动员下层农村群众的决心，比如他给予了他们选举权。 科什：作为庄园主和容克，他也了解下层农村群众。 诺恩：对，他的确也是按照庄园主的方式推行政策的。可以说，他就像父亲一样对待在他波美拉尼亚农庄干活的农民。他认为，他们应该像孩子一样被他照顾。但同时他们也要无条件地服从他。实际上，他也试图将这样的模式复制到政治领域中去。他给予他们选举权，就是希望他们在政治上支持保守主义贵族。而且他的这一目的也的确顺利实现了，因为19世纪70年代末，自由主义时代结束了，保守党人确实处于一种状态，那就是可以相对长时间地、在30至40年之内，通过变换合作伙伴来决定德意志帝国的政策。 科什：他最后成功地在德国施行了一个相对反动的，或者说至少倒退的政策。而法国在这方面可以说正好相反，它既立了皇帝，又建立了共和国。英国方面也完全不一样，其实作为立宪制君主政体，英国本应该是一个理想的范本，它很好地平衡了君主和农村群众在政治力量上的悬殊。而德国做不到这样。您也注意到了，这就是我最终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德国实行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德国在50年内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 诺恩：这当然不只是俾斯麦的问题，当时的历史环境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您刚才提到了工业化。人们通常认为，工业化必定会导致民主化和自由主义化。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完全不是这样。当时的英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但是直到1919年，英国仍然没有民主的选举权制度。而德国在1871年以后就已经有了。 科什：在形式上。 诺恩：是的，在形式上。英国在这方面实行的是议会统治。 科什：还成立了一支议会军队。 诺恩：对，英国议会的选举权非常有限，但议会的权力又比较大。这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19世纪的英国，贵族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把持着决定权。这种情况一直到19世纪末才慢慢有所改变。而德国完全是以另一种形式和方法向前发展的：议会在选举权上实现了民主化，但议会并没有特别大的权力。 科什：议会只有预算权，但没有行政权。所以我倾向于将当时的德国称为“首相君主政体”，因为首相由君主任命，首相只对君主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 诺恩：其实在1871年制定德意志帝国宪法，以及之前在1867年制定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时，俾斯麦都进行了非常狡猾的精心设计。他将所有权力单位——议会、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德意志诸侯彼此制衡，以至于作为帝国首相的他最终成为了权力的中心。他还充分利用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对立，达到了只提高自已权力地位的目的。 科什：在内政方面他还总能找到“帝国的敌人”，为这种权力斗争加码。他的权力手段之一就是宣称：“我宣布天主教徒是帝国的敌人”，或者：“我宣布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是帝国的敌人”，又或者：“我宣布东方的波兰少数派是帝国的敌人”等等。这的确造成了一种紧张局面，可能引发斗争。 诺恩：以国家为名打出这样针对波兰或天主教徒的“标语”，是他的一种策略。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被视为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当然社会民主党人也是一样，这些“没有祖国的家伙”尤其被认为具有国际主义倾向。这是他的策略，但同时也是他的原则，因为他的确认为，天主教徒缺乏国家意识。他在19世纪70年代挑起了“文化战争”，主要针对的就是天主教会。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战争”被视为继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后，第4次德国统一战争。 科什：实际上我正想说说这几场战争。这三场战争都发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您认为俾斯麦根本没那么好战，原因在于他自已也没在军队待多长时间，而且事实上想要逃避（服兵役）。不过，之后的他总是穿着军装出现在人们面前。正是这样形象的俾斯麦发动了三次战争。他自已曾说：“如果我没有发动这三次战争，那么8万名士兵就不会牺牲。”所以说他其实知道，无数家庭因此遭受了痛苦，他也明白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毕竟是发动了三次战争，所以对于您认为他不好战的观点，我很难理解。 诺恩：他穿军装其实是出于特别务实的考虑：因为衣领可以护住脖子。普通上衣的衣领不够高，如果你长时间地站在柏林的宫殿中，风很容易就会从脖子那里灌进去。俾斯麦是一个疑病患者，他特别害怕感冒。 穿军装的俾斯麦 科什：我可不信您说的。 诺恩：的确是这样，他自已也说…… 科什：他是个狡猾的人。 诺恩：是的，他是个狡猾的人，这毫无疑问。他爱穿军装还有一个原因：在他当时所处的社会中，军队享有很高的特权。您刚才也提到了，俾斯麦逃避了兵役。他只是浅尝辄止，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应尽的义务，他只做了最低限度的尝试，服了一年的兵役。事实上他的天性完全不好战。但是他必须要让军队感到，他不管怎样都是一个优秀的普鲁士人。所以他必须要以军装示人。但是战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往回看时，人们往往会认为，为了实现德国统一，俾斯麦发动了这三次“帝国统一战争”。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他发动这三次战争是为了扩大普鲁士的权力、是为了扩大普鲁士贵族阶层的权力，当然也是为了扩大他自已的权力。在建立民族国家方面，俾斯麦的作用被神化了，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主动挑起这三次战争。相反，是这三次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他。然后他采取了有利于普鲁士的政策。 科什：好的，当然存在不同的历史归类。我也许会相信，他确实是这样一个诡计多端的狡猾之人。不过这是您的观点，您当然是经过了非常深入的研究，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诺恩：我认为，俾斯麦为了建立德意志帝国而主动挑起战争这一观点，是一种事后的设计，俾斯麦本人也是这么宣扬的。 科什：他实际上是为了扩大普鲁士的势力范围。 诺恩：是的，1871年以后我们有了一个民族国家，它是新兴的、还不稳固的。对于像德意志帝国这样尚不稳固的新兴民族国家来说，寻找并树立一个民族英雄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这个时刻，俾斯麦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朝这儿看，我就是你们的民族英雄啊。因为我是为了建立德意志帝国才发起了这三次战争，实际上这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然后他会告诉人们，他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和一个美国同学打赌，说以后要统一德国。不过“幸好”，这个美国大学生后来死了，也就没人能证实或者反驳了。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 科什：一种神化。 诺恩：没错，一种神化。 科什：就像您说的，他主要是为了普鲁士、为了扩大普鲁士的疆域和权力才发动了这三次战争。但是其中的第二次战争，也就是普奥战争，可以说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他在这次战争中又变成了一个赌徒，多亏了普鲁士军队在技术装备上的优势，也就是说因为德莱赛针发枪让战斗更为有效，德国才最终取得了胜利。 诺恩：在大学专题报告会上，经常有学生对我说：“俾斯麦发动并赢得了1866年普奥战争。”我就反问道：那他是不是也还带着一个厨师在身边呢？他自已就能去打这场仗吗？他可能连武器都不会使用。他在这场战争中做了什么呢？他既没有主动挑起战争，也不是他赢得了战争，战斗并取得胜利的是普鲁士军队，是上百万的士兵。俾斯麦在其中的作用，或者说任务，是为这些战争在外交上做准备。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仅在外交准备这件事情上，俾斯麦自始至终也不能完全自已做主。他要考虑军队方面是不是有赢的把握、找谁结盟、盟国如何反应，还有普鲁士国王有什么想法，他的决定始终要尊重国王的意见。所以说，不是俾斯麦一个人发动了这场战争，因为他一直都处在集体决策的统治环境当中。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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