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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之四:口头诗和案头诗

 信步于有涯之生 2019-03-28

诗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原始的诗都是口头创作,用于歌唱或吟诵。文字出现后,诗才从口头创作发展到书面创作,并分化为口头诗和案头诗。


一、歌诗与诵诗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集。一般认为它全部入乐用于歌唱。其实不然。

按用途分:一是歌诗,用于歌唱;二是诵诗,用于朗诵。

按来源分:一是民间歌谣,二是文人创作。


《国风》中大部分作品,是没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人唱岀来,口口相传,再由乐师收集整理。在语言、形式、结构上有明显的口传歌谣特征。

《雅》是西周王畿内的诗歌,由史官、卿大夫甚至君王等有文化的人所作,诗体上脱离了对音乐曲调的依赖。如周大夫尹吉甫所作的《大雅·烝民》末尾“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明确说明是用来诵的,而不是用来唱的。当然,《雅》有部分是歌诗,但总体上,《雅》诗以诵诗居多。至于诵诗创作出来后再谱曲歌唱,那属于另一种情形。

《颂》是宫廷文人创作,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颂乐是诗歌、音乐、舞蹈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一般认为颂词用于歌唱,但从语言、结构、音乐、场合分析,颂词除可歌唱外,有的更适合集体朗诵,如《周颂》的《噫嘻》、《武》、《敬之》等。


金性尧解说《关睢》:“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诗经》中用‘琴’字的七个,‘瑟’字十个,《大雅》与《颂》中皆无琴瑟字,可见琴瑟还未普遍,这个新婚之家却已有了琴瑟,可见其门第之高。”

他可能没注意,琴瑟属于弦乐,声音不大,庙堂祭祀、庆典盛会,需使用钟鼓等敲击乐才够气势。正如后代戏曲包括动作、歌唱、道白三者;散曲则无动作、道白,只是清唱,只用弦乐、笙笛、鼓板伴奏,不用锣鼓。


《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似乎说,《诗》创作出来后,是可单独或综合用于朗诵、弹琴、歌唱、舞蹈的。

“以声节之曰‘诵’”,“诵”无弦乐相配,但要有声调、节奏变化,可能配鼓乐。后人读诗词,懂行的一定会强调:不是朗读,而是朗诵、吟诵。


诵诗,同依赖于曲调的歌诗相比,基本不用重章叠句的结构。句子基本为整齐的四言,偶句押韵。因脱离了曲谱,诗句尽量表现语言本身的音乐美,以适应读者潜在的音乐感受习惯。因作者是宫廷文人,更注重词藻文雅。


歌诗,具有两大特点:

一是重复。要让人听得清、记得住、唱得出,就必须重复。凡成功的歌曲,都有标志。标志就是记忆句,即主题句,它在旋律高潮段至少出现两次以上,而高潮段又反复唱两三次。你听完后就记住了。当今的网络红歌,靠的就是记忆句设计。

二是浅白。歌诗源于民间,而且歌诗的接受方式,决定其语言必须浅白易懂。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展现全部情感诉求,容不得听众“深思熟虑”。因此,歌诗的文学性正在于语言生动准确,而非从书本上寻找词藻。语言生僻晦涩是歌诗大忌。


无论是歌诗或是诵诗,都属于口头诗。从春秋时期起,诗歌分别沿两条道路发展:

一是继续沿着口头诗道路,把诗当作音乐文学的歌词来写,强调诗的音乐性、可歌性。

如《楚辞》中的民歌,至秦末因楚兵破秦而流行。汉高祖的《大风歌》、《鸿鹄歌》都是楚歌。

之后是汉乐府;六朝《新乐府》,如《子夜歌》;唐代民间歌赋,如王志梵“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敦煌发现的唐代变文,是宋元话本、宝卷、鼓词、弹词的源头。唐代有“变相”,即将佛经故事绘于寺院墙壁上。僧侣也在寺院以说唱方式传播佛教故事,这就是“变文”,说的部分是散文,唱的部分是韵文。

再发展,就是周邦彦那类注重音韵的宋词,以及元曲,明清民歌。


元、明、清写歌诗的人,大都只知模拟魏汉六朝辞赋、唐诗、宋词、元曲,只有招子庸、戴全德等几人,把民歌输入文坛。招子庸作《粤讴》,当时广东人几乎都会哼几句。如《吊秋喜》:“听见你话死,实在见思疑。何苦轻生得咁痴!”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一切旧东西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歌曲。


二是逐渐与音乐分离,更注重词藻文雅端庄,便于日常应用、题壁、铭刻和案头阅读。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诗经》在很早的时候,便被升格为格言集和外交辞令。

诸侯、群臣、史官,往往引诗明志、引诗断事。如《左传》:“吴侵楚……君子以吴为不吊。《诗》曰: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在个人著述中引用《诗》,由孔子带头,诸子形成风气。


雷海宗在《古代中国的外交》说:郑伯请鲁侯代他向晋国说情,两方的应答全以赋诗为媒介。郑大夫唱《小雅·鸿雁》,暗示郑国孤弱,需鲁国代为求情。鲁大夫答唱《小雅·四月》,意为要赶回国祭祀,表示拒绝。

卫献公与孙文子的儿子孙蒯一起喝酒,叫师曹演唱《巧言》末段。师曹为报复卫献公打了他三百鞭,故意把歌词朗诵了一遍,以激怒孙蒯。

歌词的白话文是:“究竟那是何等人?居住河岸水草边。没有武力与勇气,只为祸乱造机缘。腿上生疮脚浮肿,你的勇气哪里见?诡计总有那么多,你的同伙剩几员?”

孙蒯回去告诉父亲。孙文子就赶跑了卫献公。


诗在日常生活中也广泛应用。齐庆封和叔孙吃饭,庆封吃得没礼貌,叔孙唱《相鼠》讽刺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可惜庆封没听明白。


后世文人多以案头诗为诗词正宗而加以发展。


二、案头诗的顶峰


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唐诗最高境界是盛唐,最有代表性是李白。后世诗人,恐怕没人敢称自己比李白更会作诗吧?

唐诗登上诗歌顶峰的历史条件如下:


1、技术上,南朝沈约发现汉语四声规律,唐朝以皇权规定其格律:字数、句数、平仄、对偶、官韵。这些格律不但成为当时规矩,而且成为后世技术标准。


2、生活上,唐朝不分男女老幼,从皇帝、大臣,到武夫、渔樵、商贾、家奴,只要识字,都在写诗。类似现在有手机就会摄影,有咪头就会唱K——写诗是唐人的一种生活。


3、政治上,格律诗是做官的敲门砖。中国一千多年科举考试,唯有唐朝300多年以诗赋取士,而且必考格律诗。不过,诗赋进士录取率极低。如果今天招考公务员、选拔领导,仅看五律写得好不好,那么,格律诗或可复兴。

据陈寅恪研究,以诗赋取士是武则天为打压原先的关陇旧贵族,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采用文学形式来选拔官吏。王安石对诗赋取士极反感,之后改为经学取士。


诗本来是歌,是诵。但考试不考作曲、演唱、朗诵,只考卷子的文字词藻、平仄格律,大家自然只做书面作业,不做口头作业了。

不过,会作曲、演奏的王维,还是占有优势。他比李白大几个月,李白三十岁还在终南山客舍等皇族接见而未能如愿,王维老早就在皇宫滋润了。李白在叛臣永王帐内并没做什么事就被流放;王维在安禄山手下任了伪职,事后稍加处分即官复原职并继续升迁。王维发达和避祸都与音乐有关。


唐代传奇《集异记》记载:王维从小精通诗、画、音乐,十来岁时托音乐爱好者岐王走公主门路,以通过殿试。岐王让他抄好十首诗作,练熟几首琵琶曲,装扮成伶人,为公主表演,弹了一首新曲《郁轮袍》,全场叫好,顺势送上诗作。公主即请其更衣坐在上座。

王维任伪职时,安禄山在凝碧宫庆功,乐师雷海青拒绝演奏而被处死。王维写了《闻逆贼凝碧池作乐》,“逆贼”一词作了政治表态,唐肃宗便从轻发落。

王维一生顺畅,所以满眼春光。山居秋暝,他看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朋友即将西出阳关没酒喝,他看到“客舍青青柳色新”。他从不像杜甫那样哭哭啼啼,而杜甫在战乱中思念太太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余秋雨在北大问卷调查唐代诗人排名,前三名是李白、杜甫、王维,但女生最喜欢王维。


4、感情上,政治失意、生活贫寒、四处流浪、隐居山林,是唐朝诗人的生活常态,且有太平盛世与经安史之乱鲜明对比,唐诗最伟大的作品,都源于这种生活所产生的情感。

一般认为,代表大唐盛世的唐诗,应以积极向上的思想为主。但大数据分析《全唐诗》的结果却是:唐诗中出现最多的感情是“悲”,占77.43%;其次是“思”,占17.22%;最少的是“乐”,占0.06%

唐朝诗人,心境多是悲和思,眼中景色多是绿(33%)和白(20%)。绿色反映寄情山水、平静闲适,白色渲染悲凉气氛。


悲情中,离别之情最浓。其中两首送别诗堪称双绝: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写得情深意切;王勃“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写得豪迈开阔。


李商隐的爱情诗冠绝古今,皆因与心上人离别。《雨夜寄北》有争议,一说寄给北方友人;一说“不是寄‘北’,而是寄‘内’”,是写给内人,即妻子王氏的。但无论写给谁,其中“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以及《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都是千古绝唱。


舒芜《从秋水蒹葭到春蚕蜡炬》认为:《关睢》、《蒹葭》中地位平等的男求女的情歌声音,辍响千年后,在李商隐《无题》诗中复兴。但因其带有近代色彩,必然昙花一现,直到《红楼梦》才复兴这个传统。

但是,《无题》“相见难时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据说是写给女道士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据字面意思,是写晩上行酒令、击鼓传花、猜色子游戏的。

到底写谁,一直争论不休。因此,毛泽东曾请田家英去找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后在给刘大杰信中写:“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李商隐是晩唐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白居易最佩服他,曾对他说:“我死后,能投胎做你儿子就心满意足了。”白居易死后几年,李商隐生了个儿子,就取小名叫“白老”。


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不再以诗赋取士。自此,格律诗作者大都改行填词。

宋词沿案头诗之路发展的,是宋代苏轼、辛弃疾等人,重在文本内容创新,与音乐声律脱离。周邦彦、秦观、柳永、李清照、姜夔等则注重歌词的音乐性。周邦彦等人填词又多用唐人诗语。

其实,后人作传统诗词,谁没从唐诗中获得思想的碎片和语言的恩惠呢?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与每一时代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技术手段等。

古代叙事诗多是宏篇巨制,这与它的功能相关。古代的文字未形成、未成熟、未为多数人掌握之时,为把记忆传承下去,为把思想传播开来,必须依靠口头诵唱。

其实,诗歌适合记忆、抒情和精炼的描写、议论,而不适合叙事、长篇议论。在现代电影、电视功能面前,传统戏剧、诗歌的叙事功能显得很弱。

闻一多评论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一个生成哀艳的传奇故事,可惜骆宾王没赶上蒋防、李公佐的时代。我的意思是:故事最适宜于小说,而作者手头却只有一个诗的形式可供采用……然而他偏偏又忘记了《孔雀东南飞》的典型。”


唐宋以后,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形成,勾栏兴盛,是唐宋词、元曲发展的社会背景。至清末,散曲终结,与现代歌曲、现代戏剧兴起相关。后来,电影、电视、网络发展起来,别说看诗,连看小说也不够刺激。但现在,诗歌还是大众最喜爱的娱乐形式——听歌、唱K


如果说案头诗能超过李白、杜甫、苏轼的,我看就只有毛泽东。

毛主席精通音韵、词律,但在1957年说:“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毛主席的诗词之所以能超越前人,在于他的思想境界、气魄胸襟、学识才干;在于他的看书学习前无古人,包括看书的数量、范围,看书用书的质量效果,远远超过前人。


他的《沁园春·北国风光》,在被强敌赶到绝境时,却预言了十年后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诗言志”的最高典范。他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小见大,指明世界格局和中国前途。

毛主席说:“我喜欢李白”,“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毛主席诗词也像李白那样豪气冲天。所谓豪气,就是以大观小,居高临下看世界,因此看到全局,看到未来。但一般诗人没法站到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写写青花瓷、明月光还可以,写国家大事就比较难了。

现在,有人说李白最豪气的诗句是《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并把它作为打游戏的口头禅。


李白之所以能登上诗歌顶峰,在于他全面继承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而推陈出新。汉魏乐府对现实社会的深入探索,两晋乐府对美好幻想的强烈追求,南朝乐府的美丽爱情,北朝乐府的英雄气概和边塞风光,以及诗经、楚辞的优秀传统,都在李白诗篇中留下深刻印记。案头诗大师偏偏就是口头诗最好的继承人。


虽然唐代之后也有杰出诗人,但总体无法与唐相比。例如,毛主席曾在三小时内,连写三张指示要田家英找出“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的出处。找到后,抄写全诗并写上:“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但高启的水平与唐诗相差太远了。


三、通俗与高雅


在书面文字未成熟、识字率极低、印刷术落后的时代,诗因其易于传唱、传说、背诵、记忆,承担着重大社会功能。

即如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陶冶情操,观,了解社会;群,互相交流;怨,发泄怨恨;事,遵守伦理;识,传播知识。

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不识字的人也会听明白:做人如无礼,会被咒骂快点死。但以粗鄙之语教人懂礼貌,则不是武元康所说的:“文有声律皆似诗,诗不粗鄙皆是文。”而应是口语诗的鼻祖。

当代《中国口语诗选》第一首《这些年》中“只是睡,不再和女人睡………我缺钱,但不想挣钱”之类,有依据了。


其实,诗,如果是用来说唱的,其文学性在于语言生动活泼、浅白易懂,能瞬间调动听者情绪。诗,如果是用来看的,则应注重语言文雅、词藻耐人寻味,让阅读者慢慢理解回味。

不过,毛主席当年填《念奴娇》用了“不须放屁”一语,难倒全国文艺团体。作为政治任务,只有中央乐团勉强谱了曲,演唱时故意拖长“不须”,轻轻带过“放屁”。


在说唱中语言浅显甚至用些粗鄙之语,问题不大。听众可一笑了之。而且,歌词深奥难懂,歌众难以接受。但如果有人请你作诗作对题壁,你可能就要认真考虑内容高深、文字高雅了。因观者会慢慢琢磨欣赏挑毛病。


如孙髯题昆明大观楼楹联,著名学者阮元任云贵总督时,认为原联歌颂了汉、唐、宋、元各朝,偏偏漏掉了清朝。于是自己动手改了这副对联,另制联板挂在大观楼,引起当地人不满,随即撤去。

原联是“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

阮联改为“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

梁章钜为阮元解释:“神骏指金马,灵仪指碧鸡,蜿蜒指蛇山,缟素指鹤山,皆滇中实景。然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

毛主席不同意梁章钜的观点,并对阮联批注:“死对,点金成铁。”


四、平仄与四声


现代著名词学家夏承焘讲授唐宋词,每讲一首必先吟诵,其声情随词情变化,长吟短咏,抑扬顿挫。袁行霈详细记载:“曾听他吟诵陆游的《夜游宫》,上片激昂慷慨,回肠荡气;过片声情凄咽;至结尾数句,又复起伏变化,声调凡三转:‘自许封侯在万里’句,高亢振起;‘有谁知’,陡然一顿,作短暂休止;接着以摇曳激楚之声吟出‘鬓虽残,心未死’二句”。听者为之动容。有一位懂音乐的学生,把他的吟诵记为简谱。


但他的吟诵只是朗诵,与音乐旋律有根本区别。而且,他分析词的平仄、转韵时,只从词意考虑,而不是从音乐旋律分析。

他分析乐府诗《艳歌行》:“上文一路叙事,连用八句仄韵,最后改用‘累’、‘归’两平韵,才转出全篇本意”。


相比之下,宋代沈义父是内行,他的《乐府指迷》提出:

1、作词比作诗难。因需要音律协调,若不合音律则成长短之诗。

2、不能简单以平仄作为声律。不能认为上、去、入都是仄声,就随便用,应根据具体声调而用。其中去声最紧要。上声字不可用去声字替。若用得不好就会拗口难歌唱。

3、前辈词人好词甚多,往往因为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而秦楼楚馆的歌词,多是教坊乐工所作,因为音律不差,所以多人唱,但其词语则很差。

4、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故意写豪放不羁之语,并以苏东坡、辛弃疾的词辩解。其实,苏东坡、辛弃疾是知晓音律的,如东坡之《哨遍》、《水龙吟》,稼轩之《摸鱼儿》之类。

5、词中多用句中韵,不但读之可听,而且唱歌时押韵合拍。如《木兰花》“倾城。尽寻胜去。”“城”是韵。又如《满庭芳》过处:“年年,如社燕”,“年”是韵。

6、词中有转韵。如《西江月》起头押平声韵,第二第四押同一韵的仄声韵。


唐宋词的原名叫“曲子词”,就是“曲子”(音乐)的词。词所配的音乐是当时的“燕乐”(“燕”是宴,即宴会之乐),由“胡夷之曲”(外来音乐)、“里巷之曲”(民间音乐)两类构成。由于外来音乐旋律复杂,原有五言、七言的齐言诗难以合拍,故变为长短句。这既为了适应音乐,又可表达更复杂的情感。


盛唐初期,一般文人较保守,还是用五七言绝句来为曲子写词。李白《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为杨贵妃赏牡丹而写的新歌词。

至中唐,张志和、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开始用长短句填词。张志和的《渔歌子》尤为著名: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首词没有曲谱传下来,但若轻轻哼,或可哼出音乐旋律。


流传下来的宋词中,姜夔有十几首词标明工尺谱(古代乐谱,如现在全国通行工尺谱中的“工工四尺上”,译成简谱便是“3 3 6 2 1”),是研究宋代音乐的宝贵资料。他写词方式与众不同,晚唐五代以来,词人填词,都是先乐后词,即按规定的乐律谱式填词。姜夔则先词后乐,先随意写出长短句,再谱上相应的乐曲。也喜欢自己作曲或用古曲,再写词。

他在长沙祝融峰获得祠神之曲两首,又于乐工旧书中获得唐人大曲《霓裳羽衣曲》,都没有歌词。于是选了一段乐曲,写成《霓裳中序第一》歌词。


他谈到一个创作案例:“《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 ,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闻远岸箫鼓声,问之舟师,云:‘居人为此湖神姥寿也。’予因祝曰 :‘得一席风径至居巢,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 。”


词自中唐诞生以来,一直向着与音乐脱离的方向发展。早在北宋,很多词已不可歌唱。之后词的乐谱越来越少。

词律史上有两派:一派主张从宽,如温庭筠等人坚持按平仄填词,逐渐摆脱音乐限制,最终成为案头诗;一派主张从严,如周邦彦、姜夔等人坚持按严密声律写词,让词成为口头诗。


至明代,为方便填词者,制谱者借鉴格律诗的平仄制作词谱,更脱离了歌唱、吟诵的实际。以平仄代替宫商,既是不得已,也顺应词的案头化趋势。


至清代万树的《词律》改变了单一平仄谱,使平仄谱与四声谱并行,且特别强调去声字。

杜文澜提出“去上”律:“今之歌曲工尺,于上声字则由高而低,去声字则由低而高,即此理。词用去上,取其一扬一抑,得顿挫之音。……凡上下句有韵,而中一句四字亦协韵者,必用去上……盖词之韵即曲之拍,三句连协,中为短拍,非抑扬不能起调。末拍为曲终,以去上作煞,则诵之自悠悠有余韵矣。”

前人所讲的“杀声”、“结声”、“毕曲”、“煞”,都指曲终之字,声调要特别注意。但万树、杜文澜的办法并未真正解决词的可唱性问题。


1957年,冒广生与毛主席谈论诗词格律,认为三百年来词人填词墨守四声是:“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戴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的解放。”

清末民初,冒广生写《四声钩沉》提出以词乐为中心的词论。他批评近人拘泥于平上去入之声,而无一首佳词。在深入探讨古人词乐后,他提出一个全新的“四声”观点:填词需依照的四声,不是平、上、去、入,而是宫、商、角、羽。


我们知道,西方音乐调式是大、小调体系,中国古代音乐是五声调式:宫(1)商(2)角(3)徴(5)羽(6)。而不是四声调式。

但冒广生认为:唐时因琵琶只四弦,只有宫、商、角、羽四均,无徵。其结论为:“嘌唱只有抗坠,若断若续,无句读也,故句读可破。丝竹只有工尺,为高为低,无平仄也,故平仄可移。”

他否定平仄,而且认为填词要符合音乐旋律,不需受平上去入四声限制。他谈论的已超出汉字读音的声韵调,而属于音乐的调子和音阶范畴。


前人探索口头诗 音韵可谓艰辛。

现代音乐的发展,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当学者还在争论平仄、四声和新诗创格时,新诗早已插上现代音乐翅膀,超越《诗经》、唐宋当年盛况,飞入寻常百姓家,唱响于国家盛典和中国大地。这就是诗歌发展的自然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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