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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一生中，女性自我的成长实际上始终渗透着 “自我和母亲”的审视和自问。 和男孩相比，女孩爱的第一个对象是与自己性别相同的母亲。这就直接引发了女性自我建构的复杂性。男性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性别认同的过程从心理上简而言之，是一条从认同母亲转而到认同父亲的探索之路。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过程则曲折的多。母亲和女儿——同性别之间的爱与对抗，依恋与分离——使得女孩的个体化和性别发展都比男孩具有更多细微的冲突。因此，女性对于自我性别的认同，对身体和性的接纳，对情感关系的界限把握等方面，也都尤为艰难。女性也更容易在心理层面有着某些突出的困扰： 她们更加难以真正的独立，也更害怕成功之后遭受到惩罚； 她们更担忧被权威形象吞噬，同时也更渴望来自情感关系的支持； 她们更容易产生嫉妒、报复，一旦丧失情感，她们憎恨的心理也更难以消除。 以上种种问题，在热播剧《都挺好》的苏明玉身上，皆有依稀可辨之痕。她在不幸的家庭中艰难成长为一个略显专横的受害者，努力隐藏着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对母爱的极度渴望。她在形式上与苏家划清界限，设置心理防护网，以此掩盖着内心更深的情感渴望；她身不由己总是暗中为苏家排忧解难，以此平衡严苛的关系界限带来的内疚与不安；她经常当面贬低嘲讽与母亲更加互为认同的二哥，以此发泄着难以排遣的对母亲的愤怒；她无条件地向蒙总宣誓效忠，以此呼唤着曾经缺位的一个理想父亲。 女孩在和母亲心理分离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母亲智慧的协作。但是，反过来说，也无形中给每一位母亲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养育要求。当我们都在为苏明玉的家庭出身而怜惜不已时，是否能尝试站在同为女性的苏母的角度思考一下：苏明玉的悲哀，不仅是女儿的悲哀，也是母亲的悲哀，甚至是整个女性群体的悲哀。 苏母的强势和冷漠其实是由于她被迫走入了一段不情愿的婚姻。小说里有更清楚的交代，苏母的原生家庭为了把舅舅的户口办进城里，硬逼着苏母嫁给城里有四间房的苏大强。苏母虽然委屈，还是接受了家庭的安排，做出爱情上的自我牺牲。这样来看，她自己本身就是重男轻女的受害者。 一段代际创伤，就这样在她自己的小家庭中，得到了无意识的复制甚至是强化。仿佛一段被截留的水，在冲不出去的沟渠里反复打转，只能心碎成魔，污了又污。她对明玉冷言冷语，她强迫明玉出让资源，她无视明玉的哭诉和祈求，她控制明玉的每一步选择。苏母在剧中的镜头并不多，仅有几次在明玉脑海中对苏母的记忆闪回，毫无例外，都是一张冰冷又僵硬的脸，一双愤怒又空洞的眼。代际创伤中，有一种最无意识，也最彻底的伤害——“只有你像我这样生活，你才懂得我受过的苦”。或许，苏母对待明玉，正是潜意识中在传递一种曾经蚀骨的伤痛——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明玉的创伤就是整个中国女性群体的代际创伤！ 打破代际创伤的一种较好的方式，是尝试从“他人视角”，尝试重新解读自己所受的伤害。他人视角也有很多，包括社会视角，文化视角，家族视角等都算是他人视角。重男轻女，当然是导致苏明玉童年创伤的一种集体文化退行。这一视角，论述和分析已有很多，不再赘述。 我想为明玉提供另一个鲜有人提出的他人视角——女人与母性是天然划等号的吗？ 诗人、女性主义者Adrienne Cecile Rich在1976年提出了“制度化的母性”(Institutionalized Motherhood)的概念。它指的是父权社会对母性赋予了一种期待。 大多数人对女性的母亲角色前置了一个“无需讨论”的默认状态。比如，“成为母亲对女性来说，是一件不存在选择的事”、“母亲是子女的首要照料者”、“母性天然是无私的”。所以，当听到那些母亲为了孩子无私付出和奉献的故事，我们会感动，但不会意外；而听到那些母亲无法向孩子付出情感，甚至剥夺孩子利益的故事，我们会感叹“天下竟然会有这样的母亲？” 其实，随着千百年来如此这般对母性社会化和角色化的过度定义，非但没能促进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的良性发展，反而逐渐形成了女性对于母亲角色的一些强迫思维和压抑状态。归根结底，男权社会赋予女性在母亲角色上的完美，并不符合人类的本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 从身体到心理，成为母亲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女性被迫让渡自己的过程。这个转变是猛烈而迅速的。首先，是身体的让渡，从怀孕开始，女性的身体不再只属于自己，她必须要为备胎补给营养。其次，是自我的让渡——我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我的外貌变形了，我的人生目标被阶段性替换或终止了…… 成为一个母亲，可能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相反是每个女性人生中最艰难、新奇的一课。女性要承担起照顾婴儿的所有身体劳作；比起事务性劳动，初生婴儿持续的、毫无间隙的情感索求，实际上也会给女性带来极大的心理透支，以及自我被剥夺感；更重要的，女性的丧失感也终会因为婴儿的到来淋漓尽致地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时间和精力的丧失，朋友和社交圈的丧失，也包括过往的生活方式的丧失。 事实上，世间并不天然存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一个人可以时时刻刻、不间断地爱着另一个人。耶鲁大学的精神分析师Barbara Almond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提出“母性既包含正面情感，也包含负面情感”这一事实。只是，这个话题在当代社会仍然不能被主流接受，还是一个不能够被谈论的心理角落，是房间里隐藏的怪兽。 所以，大部分女性实际上早已被磨砻浸灌，形成了社会集体潜意识下的惯性强迫思维。由于依靠的是惯性，女性多半凭借着潜意识下的直觉，而不是智慧来做母亲。这种直觉，是自动化的角色执行，其动力源于“道德”而非“理性”，源于“我应该”而非“我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母亲们会下了如此大的决心，要把每一件育儿的事情都做到‘正确’。比如，不能提高音量对孩子说话，不能表现出自己不满，不能在孩子面前哭泣。而从心理动力上来说，这种“决心”本身，就透露了内心潜藏的对抗——与更加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要的对抗，因为一旦忍不住做了不正确的事情，就会开始困惑、内疚、自责甚至抑郁。 产后抑郁症的女性，大部分是因为无法承受理想母亲角色和真实心理需要之间的剧烈冲突，遂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即使没有上升到病症的女性，我也不止一次地听到她们在前一秒还无限悲哀地感慨，“这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人生了”；下一秒立刻会陷入巨大的自责“怎么办，我觉得二女儿的不自信就是跟我的状态有关”。 正是这些无意识的冲突，使得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无论怎样掩饰，也会将内心深处的焦虑、罪恶、欲望、愤怒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这些传递，无处不在的渗透着，包括母亲怀抱的姿势，说话的语调，对视的眼神，回应的节奏……更不用说，冲突大到无力掩饰时，母亲会上升到语言和行为的暴力。 她是母亲，但她首先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好坏参半的人。这一点理性认知，或许是所有创伤子女最需要的“他人视角”。 应用“他人视角”看待母亲，并非是为了原谅或和解。任何创伤绝非充满仪式感的行为处理就可以轻易化解的。《都挺好》电视剧虽然为了各种局势的需要，修改了原著的人物走线，向着一个更加光明正确的大团圆结局不成逻辑的快速推进着，但是令人欣慰的一点是，在最后一个镜头里，导演还是将略带伤感的苏明玉定格在老宅门口，孤独依靠在夕阳里，一遍遍幻想着儿时能够重新得到母亲不一样的温情与呵护。这才是更真实的成长现状。 问题不一定需要放下。很多童年时的创伤问题，将会成为你心里的一块疤痕。疤痕刻上了，是抹不平的，假如你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抹平它，反而进入了另一种否认自我，否定存在的强迫思维。谁能没有伤疤呢？只不过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带着独有的纹理和褶皱，那道疤痕已经融入你的血液，你的思想，你的反射方式，你的人格底色。也正因为那道总在提醒你的疤痕，你才是或坚韧，或理性，或敏感，或忧郁的独特存在。 带着问题继续前行，就是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既能给养受损的自恋，也能保持醒觉的姿态。还拿疤痕做隐喻，仿佛你会常常摸一摸那里，你能清楚感受它的突起，它的褶皱。但是，你已经可以触碰它，不再遮掩，也不再被它刺痛。 这种状态的逐渐达成，正需要主动构建起更多理性的他人视角。设置起一个个有距离、有思考状态的视角，仿佛加持一件有保护涂层的外衣，一点点地去靠近那块伤痛。或许，每一次靠近，你仍然会被洪荒的情绪榨干了力气，那就停下来。下一次，再重新带上一个他人视角尝试靠近，直到你可以勉强立在情感漩涡的周围，开始重新审视和父母的关系。 这时，富有觉察性的自我修复之路悄然开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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