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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羞、低自尊、超敏感、讨好他人、超我严,你是害羞自恋人格吗?| 母爱缺失造成的时代女性特征

 桐语缕心 2016-03-01



近年来,在我的临床实践中,发现一群女性来访者,存在着“慈母意象”这一记忆特征。
我们称她们为“害羞自恋”。





我意图从几个侧面探索这一现象——

  1. 厌弃“慈母”身份。“慈爱母亲”是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母亲意象,既遭到家族中男性的攻击、贬损和虐待,又被家族中女性们厌弃,并且非常恐惧自己的女儿们认同这一角色。

  2. 害羞自恋。母亲对慈母身份的厌弃,促发了原始依恋创伤。该创伤演变为成年后的价值核心空洞感,自体脆弱,受不了日常性的批评和厌烦,并对无条件的母爱有贪婪的渴求。其核心的自体客体关系配对是“抛弃性母亲——脆弱的女儿”。

  3. 慈母意象投射到男性治疗师。以上动力形成了这些来访者在治疗关系中,首先会“重男轻女”,男治疗师成为她们选择的重要依据。并体现为对治疗师的长期“依恋”、尤其依赖治疗师提供“温暖”、“亲近”、“在场”感。幻想这些“治疗师之爱”是无条件的,从而可以弥补记忆中母爱在童年时期的缺失空洞。当欲望遭受挫折,就会期望治疗无限期延长,保持和治疗师“白头偕老”的亲情连接。(本文中不做详述)

代际创伤和母爱缺失

父性缺席,近年来已经广为人知。但正如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离不开一个贤妻良母的支撑一样,每一个缺席父亲的产生,也离不开母爱缺失这一文化土壤的孕育

母爱缺失,其产生,大约有如下历史文化原因:

  1. 建国后1950~1980年代,大部分婚姻是强迫性的。比如说地主女儿必须嫁个工农子弟,才能在历次运动中保命。这种婚姻基础是夫妻对立乃至仇恨,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有几位来访者的母亲,从小就告诉自己的女儿,“我嫁给你爸是为了保命。”

“我从你们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盼着你们长大,我就可以不靠那个男人了。”

  1. 建国后的文化,一直是不支持家庭妇女和母职功能。传统母职,被认为是压在女性身上的大山。母爱泛滥的女性,甚至可能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帽子。

理想女性被定义为“不爱红妆爱武装”“巾帼不让须眉”,女性的理想人格,从小到老,分别是“草原小姐妹”、“刘胡兰”、“江姐”、“双枪老太婆”,她们共有的特征都是热爱事业、慷慨赴死、舍小家为大家的“女英雄”。

很难想象,这些女英雄们会赞同半年以上母乳喂养和全职母亲的角色。

  1. 事实上,绝大部分城市人口中的母亲,即便想要进行符合依恋理论的西尔斯育儿法,也没有条件。

因为1980年代之前,母亲们产假很短,而且她们往往必须表现出热爱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义无反顾地才生完孩子就投入生产,把婴儿们留给各单位的托儿所照料。而托儿所的老师们,接受的是当时流行的节制育儿法。

这个节制法除了要求养育者不抱持婴儿,对婴儿哭泣进行负强化外,对过度哭闹的婴儿经常会使用小剂量水合氯醛催眠。

以上三点已足够让大部分大陆女性厌弃慈爱母亲认同,但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

  • 如大多数父亲在1980年代之前,基本上无经济力量支持母职,更不要说支持全职母亲。

  • 婴儿出生前被赋义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 文革期间,不少父母亲眼目睹子女殴打、批斗、举报其父母,从而亲子关系中充满了提防和戒备。

但我们就此得出结论,母性厌弃这种现象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未免失之偏颇。

该见解的局限很快被一些同行纠正,他们告诉我,港、台地区个案中同样存在着女性厌弃母性的情况。包括一向被中国人幻想母爱泛滥的日本,也有类似情况。(Jolivet,2005)

故而,女人们不再认同“慈母意象”,应该也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社会主义文化,仅仅是所谓“现代化”进程的一股左倾激流,它和女性解放、自我的个性化倾向共同影响着我们的个案及其家族。

我们也不该忽视的是,母性厌弃也有一部分来自于对传统的重男轻女文化的补偿和反馈。早在《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小说中,就可以看到母性厌弃的踪迹。

当前中国文化下的女性害羞自恋人格

这类来访者有很多特征,如:

  • 女性以自己身体为核心的低自尊

  • 忽略身体或过度修饰身体

  • 嫉妒男性

  • 过度专注于发展职业竞争

  • 不少人大龄未婚,或者形成“婚内离婚”的关系

  • 往往伴随性心理障碍,如性交疼痛、性感高潮缺乏等

但她们最突出的人格特质是比较接近西方心理学者命名的“害羞自恋人格”。(Akhtar,2000)

当我第一次介绍“害羞自恋人格”给学员时,遭遇到一片惊呼。

此现象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称呼它为“自恋人格障碍”,而只能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人格特质。

害羞自恋人格主要有四大特点:低自尊、高敏感,怕人笑,超我严。(Ronningstam F.E., 2005,P.101-105)

  1. 自尊调节:低自尊感,阻止真实的自我评价(自我欣赏)和自我能力的发展,因为自己的抱负或夸大的目标而感到羞耻。会产生出补偿性的夸大幻想,幻想自己是特殊的或完美的,无法承受批评。

  2. 情绪调节:高度敏感,低情绪耐受性,高强度的羞耻反应,害怕失败,情绪抑制和疑病倾向。

  3. 人际关系: 在人际关系和职场抑制,不能展示自我,难以忍受来自他人的关注,对于羞辱和批评过度敏感,会变现为讨人喜欢、谦虚和低调,存在真正理解他人的困难,无法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实想法,有强烈的嫉妒感。

  4. 超我调节:过高的、严格道德标准和良心要求,严厉的自我批评,有不可达到的、隐藏的自我理想,容易感到后悔和内疚。

这些情况在病理学起源上似乎和“死母亲”综合征有类似之处,同样起源于母职功能的缺失、“母亲角色”的抑郁、慈爱母性的丧失,但是死本能似乎并没有被激活,导致摧毁所有客体关系,最终抑郁性自毁。

我倾向的假设是,慈爱母性缺失更容易诱发男孩的“死母亲”综合征,形成日后的成瘾、冲动自毁行为,而对于女孩,似乎更容易诱发“害羞自恋人格”。(Kernberg,2014)

当然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因素是,这类来访者所缺失的慈爱,都或多或少地在父亲、男友、丈夫身上得到了补偿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来访者往往有较高的社会成就

  • 这一方面来自父爱的滋养,让她们通过好学、追求成就等等方式来补偿母爱缺失的低自尊;

  • 另一方面,在很多企事业文化中,“害羞”、“自卑”,被认为是“谦虚”“不抢功”“在乎别人评价从而处处讨好别人”,被认为是“有大局观、有集体观”。是比较适应其企业文化的。


本文于西园寺戒幢论坛后作者有更改
十分心理编辑时做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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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潮

个体执业者,心理医生(精神科主治医师),精神分析者,著有《在电影院遇到佛洛伊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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