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注刘禹锡集引导我走进唐代文学研究殿堂

1978年，在东北的农场和工厂当了19年“右派”和“摘帽右派”的我，终于回到湘潭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担任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基本上适应了教学工作。然而，我深深感到：要在高校站稳讲台，必须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不能老是吃别人嚼过的馍。当时学校外语资料奇缺，年逾不惑的我，要进一步提高外语水平，并通过第一手资料来研究外国文学，在主客观方面都有极大的困难。于是，我想起了从小就十分喜爱的古典文学，并且决定开始从事《刘禹锡集》的整理研究。

[明]文徵明 行书《陋室铭》

为什么选中了刘禹锡呢？说来理由很简单。当时我发现，由于20年的环境挤轧和自我封闭，自己的思维已很不活跃，但记忆力还差强人意，所以我决定以文献整理作为主攻方向。我又感到，先秦两汉的东西不多，但前人做过的事情太多，难以超越；宋元以后则资料太多，又难以找到；只有唐代，资料不很多，又比较容易找到。

《刘禹锡集》前人无注，恰好当时学校图书馆有一部《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还有“文革”中“评法批儒”时出版的一部《刘禹锡集》、一部影印的明刻《中山集》和两本《刘禹锡诗文选注》，这就是我当时能够找到的基本资料，但对于我来说，这也就很不错了。

《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

于是，我开始成天地把自己关在图书馆的古籍室里，成了名符其实的蛀虫，和我患难与共的爱妻武淑珍女士，以羸病之躯承担了全部家务，小女红雨搜集资料，钞写校核，当上了我的秘书。更感谢古籍室的池先华、李蕙芳两位老师，她们为我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便利，甚至在周日休息时也破例为我开放阅览，使我能够最充分地利用馆中的书籍。天长日久，我竟被一些读者误认为是图书管理员，实际上，我对当时馆藏古籍的熟悉恐怕也不亚于真正的管理人员了。

有耕耘就有收获。从1980年《湘潭师专学报》刊出《柳宗元诗中李元二侍御考》《读刘禹锡诗杂记》后，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刘禹锡的文章；1983年，我被调入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实现了多年的夙愿；1985年，《刘禹锡诗编年笺注》第四稿终于脱稿了。

这里，我特别要感谢程千帆师和卞孝萱、傅璇琮二位先生。50年代负笈武汉大学时，我听过沈祖棻先生的《唐人七绝诗》，也曾在学术报告会上一睹程先生的风采。但到了1957年下学期，轮到程先生为我们五五级学生开唐宋文学课时，他却和我遭到同样的厄运，而且比我更惨，发配到八里湖农场劳动，所以我算不上程先生的及门弟子。但是，当我1979年冒昧地给程先生去信，请他将我介绍给对刘禹锡研究有素的卞孝萱先生时（当时卞先生尚在扬州师范学院任教），他马上给卞先生写了信，卞先生也很快地给我回了信。

卞孝萱先生

1982年，卞先生来湘潭大学讲学，他提前和我联系，约我前去会面。他抽空阅读了我所作《刘禹锡诗编年笺注》中“和州诗”稿，热情地鼓励我把这项工作做下去，以后还多次将他有关刘禹锡的文章和著作寄给了我。1985年，他曾索去《刘禹锡诗编年笺注》稿，进行了审读，还设法为它寻找出版单位。

此后，鉴于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刘禹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瞿蜕园先生《刘禹锡集笺证》，卞先生还向我提议，要我改作《刘禹锡全集校注》。于是，我又按照卞先生的设想着手从事刘文的注释，并请敝院李剑铭老师对诗注的大部分引文和校文作了核对。全书基本上完稿后，出版方面依然存在困难。

一直关心我的程先生得知此事，曾向我索取此书凡例和样稿，并向有关出版社推介。1995年3月28日，先生来示云：“刘集样本，问过数家，但都怕蚀本，以‘出过同类之书’推辞。我想，你是否可将集中有大关系诗篇加以笺证，改为寅老《元白诗笺证》之体，似更有益于学界。当日寅老开此课时，其名即为‘元白刘诗’，可见寅老亦有笺刘之意。如兄能续其所未成，岂非大美事。（如此一改，即化普及为提高矣。）”由于我当时正忙于他事，“刘禹锡诗笺证稿”终于没有动手，《刘禹锡集》校注稿也就束之高阁了。

程千帆先生

尽管此稿一直未能出版，但我对竭数年精力笺注刘集一事一直无怨无悔。因为此事使我得益匪浅。正是通过笺注刘诗，我重温并广泛涉猎了许多古籍，了解了唐代史事、人物和典章制度，熟悉了历代特别是唐代的文献，积累了目录、版本、校勘、注释等多方面的知识。也正是通过笺注刘诗，我了解到，《全唐诗》乃至全部唐代文学文献实在是一个整体，各个诗人、各种文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一个诗人的作品，不但是研究他本人的重要资料，更是研究其他诗人的重要资料。

由于唐诗在当时和后代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并以多种形式广泛传播，这就使唐诗史料不但广泛地存在于几乎所有的文学与非文学的文献中，而且在流传中会发生种种令人意想不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于是，我的研究视野逐渐转移到《全唐诗》等唐诗文献整理以及唐代作家作品的考订，撰写了《全唐诗人名考证》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可以说，正是《刘禹锡集》笺注工作引导我走进唐代文学研究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