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克：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称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掀起轩然大波……

     暂搁下当代中国文学是否垃圾和垃圾中国文学之成因，先放眼五大洲四大洋，其实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世界文学就一直在衰落、凋敝、不景气。好作家不再出世，好作品几近于无，从普遍水准的急速下滑而言，称得上准垃圾了。当代世界

     文学无疑正处于漫长得令人窒息的文学萧条期，前景黯淡，比中国股市更难以看涨。

     是的，无论欧洲文学、美利坚文学、拉美文学，还是俄苏文学、非洲印支文学、亚太文学，廿世纪五十年代仿佛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已经没有任何大师、巨匠诞生。以美国文学为例，从马克·吐温、霍桑、麦尔维尔、福克纳、海明威到所谓后现代一脉，即海勒、冯尼古特、库佛、巴思、品钦诸君，也就到这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后现代作家，难以为继。

     教授和批评家们，如马原、朱大可等，便不假思索地将文学之退行、萧条与电影之勃兴作人云亦云的联想，认为是有声彩色电影在市场份额上排挤了纯文本的文学而导致后者的衰落。他们夸张、鼓吹“新艺术”的胜利，一方面隐含科技决定论的先验逻辑，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样缺乏证据的艺术进化论之再度回归，愚蠢地在非食物生态链的层面煽惑“适者生存”之类的庄家理论；另一方面则暴露了言说者们自欺欺人的阿Q心态：文学“天命”转移、“文学蝶化”、“文学转世”、现如今的影视及英特网才是“文学”正道云云。

     我们知道，批评家们只是“含泪”地转引了雅克·德里达和J-希利斯·米勒的牙慧罢了。外国大腕们信誓旦旦、忧心忡忡地指出，“电信时代”会埋葬一切文学形式，“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然而，难道出于洋人之口就成为神谕圣谶，不证自明了？难道德里达或米勒做过任何可信赖的调查，“电信时代”的电影、电视和英特网确实普遍地、世界性地使图书市场萎缩，使作家们不会创作掷笔于地了？没有。在“后”学大腕那儿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调查。他们只是用后现代主义不着边际的扯淡语言在骇人观点包装下抒发自己对移动电话、英特网之类新生事物的陌生和不适应罢了。

     一

     把一种艺术之颓败看做另一种新兴艺术压迫、淘汰之结果，这是典型的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尽管洋人大腕和“含泪”买办们未必愿意承认。只要翻翻许靖华的《大灭绝》，这些潜意识的进化论者便会清楚进化论有多么荒谬。不过我们险些忘了，尽管“后”学家言必称“不确定性”、“悖谬”等等科普术语，但他们对科学一窍不通的程度令人咋舌（详见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对后现代大腕们的恶搞“诈文”。）

     事实是，欧美图书出版业（尤其文学图书出版业）并没因“电信时代”的蓬勃而趋于萎缩。真正受到冲击的是新闻纸媒。据美国权威商业调研机构“发行量审计署”对530份报纸的调查，发行量下降的趋势影响了大多数报纸。其中受影响最大的算是美国新闻纸媒的龙头老大《纽约时报》。由于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日少，财政渐成问题，《纽约时报》曾经对采编和印刷部门大量裁员，原800名编辑记者被裁去250人，为节省纸张和成本缩窄了报纸版面。不光纸媒，美国三大无线电视网NBC、ABC、CBS的新闻收视率也急速下滑（盖洛普的民调，42％的美国人觉得三大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左倾）。英特网的新闻更新，多元化的博客媒体和RSS订阅技术的出现等确实从某种意义上略胜传统新闻媒体一筹。不过在这“略胜”背后，并不止于技术决定论和文化进化论那么简单，其深层症结，归根结底还是意识形态。美国人民日益右倾已经尽人皆知，RichardPosner在《BadNews》里说，普通美国人里，1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自由派，26%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转引自九喻）；可在新闻从业人员里，56%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只有18%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这两组完全逆向的数字足以说明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左倾本质，而美国新闻从业者的左倾政治取向和摇摆往右的美国人民刚好相反。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人民总体而言是左倾的，那时的主流左派媒体如鱼得水。现如今的美国人民右倾了，但左倾媒体不可能跟着右转，这就决定了它们逐步被右倾的美国大众所抛弃。相比之下，右翼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2003年已超越左派的有线CNN，06年接近无线CBS，进步神速。左翼纸媒旗舰《纽约时报》发行量今年下跌3.85%，右翼大报《华尔街日报》则获得了1%左右增长。大量美国读者不再读纸媒，而去读网媒，读博客，意识形态的因素恐怕是主要的。

     既然平面媒体未必是直接被“电信时代”的佼佼者英特网所打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原因，同理，我们决不可盲目听信“后”学家忽悠什么“电信时代”到来文学时代终结之类的梦呓。世界文学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萧条衰败，亦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或曰祸根。这条祸根，很不幸，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紧密缠结。

     古登堡印刷术之发明堪称第一次传媒革命，使书籍制作、知识和信息传播变得廉价而便捷。现代文学、现代宗教和政治的异军突起，与封建专制并驾齐驱且后来居上，古登堡革命功不可没。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革命（一百年间印刷了多种语言版本的《圣经》，打破天主教会垄断），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印刷小册子），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人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文学的崛起（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蒙田、弥尔顿），没有古登堡革命的印刷传播，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古登堡的“革命”是一次商业革命，“作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技术形态”，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生命树上所结的一枚硕果。

     不管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得多么冠冕堂皇，资本主义的本质无非钱滚钱、利叠利，资本家的基本行为动机无非“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为此他们不惜“要穿过地狱去寻宝，哪怕地狱之火烤焦了船帆也在所不惜”。也许早期资本主义确实有着清教徒的正直和操守，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这时候，绝大部分的资本家都狗苟蝇营，逐臭而往，不受任何宗教、道德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