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帆 1978年生于四川高县。2006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13年、2016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书法专业，获艺术学硕士、博士学位，导师徐利明教授。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站考古学博士后。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篆刻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理论成果获南京艺术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书法家协会优秀论文奖；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担任全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省社科基金多个项目负责人。创作成果获中国书法家协会长征展三等奖，第二、三届兰亭奖艺术奖，全国第六届篆刻展二等奖；担任国家艺术基金书法篆刻创作项目负责人。 一、日课的坚持 我自读博至今这五年，除去外出与上课等，必以每日临帖、即兴书写两三小时为日课。三百年来，烟火散尽，书史上留下了数十百位书法大家，我自知不会比他们特别聪明，故时时敬畏；三十年来，名利纷扰，书坛上涌现出数以万计书法人，我亦知不会比他们特别愚钝，然未敢稍怠。我在读博期间，感到国家对博士生培养水准的严格把控，博士论文的压力使我每日必静坐大半日，读与研究相关的各种基本材料和直接材料。然而，我本是从社会再进入高校求学，以创作起身的，又岂能因研究而荒废创作实践？故每天读书之余的书写，就成为最惬意放松之时。此日日复一日，内心颇感宁静和自安，不会因从事研究而丧失书写的手感，亦不会因专作规模形似的写字而失落烦躁。 那时我与戏剧专业博士生李贤年（现安庆师大教师，亦获南京艺术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奖）的公寓在南艺步行街旁的一栋老式三层小楼，青、黄砖相间，木楼板。房间在底楼，约二十平米，窗台养贤年兄手植花草，外面一块青石板平地，中有老梧桐数株，对面是各国留学生所住公寓。冬夏之间，我便在自搭的书案上临帖作字。我的习惯是，每日所写必涉及二种书体以上，不孤立写一帖一家，即写一体，亦以两帖并观之。又即兴书写字数较少的内容如古诗、楹联等，尺幅不大，或四尺开四，或四尺开二。贤年兄往往成为作品初出的第一个观众，并提出他视角下的意见。其间所涉猎者，篆书若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古文、秦汉篆文、唐清名家篆书等，隶书若写本《老子甲、乙本》《张迁》《衡方》《张寿》《景君》《夏承》《石门》《肥致》《西狭》《华山》等二十余种，草书则皇象、索靖、张芝而已，楷书则《郑文公》、《论经书诗》、《瘗鹤铭》、龙门造像、智永等，篆刻偶作酬应，往往以书代刀，案头放有《上海博物馆藏印选》，或以书法临之，或静观之，如此而已。直至今日，这种习惯没有改变。在习惯性书写中思考和否定书写的惯性，破除固步自封，摆除浅薄审美，不失为一种逐渐建立语言的好办法。当一个理性的书者保持正确的创作方法，其遭到外间误读的原因，则或是天性愚钝，或是后天无知，或是观者异见。当日西人之凡·高，吾国之黄宾虹，能懂之人几许？ 杨帆 篆书集古人句 136cm×36cm 纸本 2018年 二、书卷气的追求 我现在喜欢在纯白宣上表现简洁雅正的书卷味，不喜莫名其妙的笔法创新和形式搞怪。当日在南艺，徐利明师除去定期给我们研究生谈论书学研究外，常常叫我们去书法创作研究中心观其作字，各体皆有，字幅大至径尺丈二，小至蝇头短札，成为黄瓜园一道落墨云烟的风景。又或从家中带来青年时所抄书籍或临碑帖，展观各册，皆工整谨严，不瞎搞炫技，落落大方，书卷气沁人心肺，不懂之人以为徐师仅是狂草大家。余观徐师行笔，即粗笔点画，笔毛亦只压三分，顺势而为，不作造作之抖动。 想林散之作草与汉隶亦如是，这与我此前的刻意追求丰富大相径庭。余初示徐师书法与印章，许可者甚少，狠批我点画如蜀中流行烂面条式用笔，当时以为书印在全国级展览都能获奖，尚有不服与不解。后复观群体，以及江浙地区富藏之古书画遗迹，亦行笔自然，不以铺排造作为能事，方彻悟而否定旧有之习气。元堂兄曾说我们川人“鬼”，想当是书法审美上的“诡”而表现在技法上的“鬼”了。 杨帆 行楷书节录说文 136cm×66cm 纸本 2018年 大道至简，书法是读书人的书法，就应具有读书人的气质。徐师曾有专文指出书卷气包括写“二王”一系书法产生的书卷气和因学养而变化气质产生的书卷气两种。现今人喜以“气”评书，如：以书迹材料载体为依据，有金石气、书卷气、木板气等；以书写者为依据，有士夫气、庙堂气、山林气等；以美学感受为依据，有文气、霸气等；以书体技法为依据，有篆籀气等。可某些人因理解片面而使创作偏离，如颜真卿楷书的篆籀气，多以为其楷书寓篆书笔法，便将颜体写得抖抖擞擞，似全身抽筋者不能握管，看似出新，实恶札也。颜氏一门自北朝颜之推起，皆重字学，提倡文字使用合于六书。真卿叔颜元孙就编有《干禄字书》，以“正、俗、通”三体分别之。加之唐朝甚重文字学，颜真卿楷书的很多部首保留篆文结构，以“隶古”的方法书写，这当是颜楷“篆籀气”的一大学养因素。现今写楷书的人，要想继承这种创作方法，则非加强文字学根底而不能。 书家在长期读书、述作的过程，会使作品形成一种建立于技法之上的书卷气，这种趣味可以体现在写碑、写帖、刻印、刻字的各种书体上，并非写帖之专属。即就形式论，书卷气亦非“二王”一系书法之专属。古人所用书籍，在版刻之前是卷子，写字述作也是卷子，版刻兴盛后则主要是版刻。一般卷子与版刻都有乌丝栏，行间舒朗，版心上下留出空白以供朱批。我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查阅资料半年，翻阅多元明清时期原刻本，前人之批注焕然如新。明清以来文人自小皆读这样的书，长期默化，即清代碑派大家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所写卷册，爽朗整洁，虽是写碑，仍可透出这种形式上的书卷味。赵之谦、黄士陵的印章，都不作过多心思于笔画的残损造作，所营造的仍是娴静的书卷味。我在书法印章上，亦受之浸染，将之前的刻意形式花样与作的成分弱化，希冀能以读书人的形式去表现那种静穆的书卷之美。一件作品如果仅有华丽的外衣，尚不足以持久打动人心。我之前写字注重斑驳、刻意于变、加盖若干印章以增强形式的种种做法，皆统统被推倒，代之以对简洁沉静的追求。不可言创作水准高度，但下笔不乱作，无有时下之诡异习气而已。这种书卷气象，或许只有视读书与写字如人之两足者能体味。因此，书卷气的表达，可以通过形式的博观去追模，假以学识的增长而养成形式与气味的完美统一。 【详见《中国书画》2019年3期】 本文编辑：刘光 新媒体编辑：崔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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