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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施塔姆在中国是个很奇特的现象，从翻译的险象环生就能看出，我个人认为，迄今，还没一个译本让人满意，情况既复杂又简单——懂俄语的先生不一定会写诗，而写诗的先生不懂俄语。过去，民国间讲究由作者母语直接翻译，一般来说，不主张退而求其次之使用其他语种隔山打虎地转译，出版社也会阻止那样的情况发生。但现在，各种英译本读起来似乎不错，因译家都写诗——但问题在于，布罗茨基认为连俄语理解起来都很困难的东西就更别指望英译本了，转译为汉语后自然更是次之，不是哪个水平高低的问题。有翻译经验的应该知道，一句诗中一个词的选择不同，位置不同，理解起来，没准会相差十万八千里，也就是所谓的“一念之差”。更不消说，诗歌中隐蔽和积淀的精神成分了，比如“阿克梅”派强调的“人的逻各斯”，“人的逻各斯”包含了公民的各种内涵，当然，主要是指语言的、语言行为的。前者在语义学范畴，后者在社会学、心理学范畴。多数时候，常识支配一切，有人说，这是反常识的时代，我同意，尤其看到那么多过去的同侪，说了那么多言不由衷的话，但还没绝望。 我们这代，写献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的人不少，最早有柏桦、张枣，我自己也写过一组，我看，都不成功，我们连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的边都没沾过，有的连主人公心仪的城市都给搞错了，如何能知？当然，更不会知，“厨房”对“阿克梅”派有多么重要，而且，他喜欢说文字是“字词的小面包”，若我们谁写“字词的肉包子”，一定会被笑话，更何况曼氏何以说自己是“反茨维塔耶娃的”。布罗茨基帮着茨维塔耶娃辩护，推诿爱情，但，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却终归是道难题。而曼德尔施塔姆就没那么复杂。那帮人中，以赛亚·伯林评价最高的也是他，甚至高过了阿赫玛托娃。不过，阿赫玛托娃毕竟和曼德尔施塔姆，是在自己定义的“我们”之中，“我们”这个词，有着特殊的含义。但，关键对诗学认知来说，这“我们”中，不同的微妙关系，却是颇值得注意的。 就像我们现在，给不给曼德尔施塔姆写献诗，都恍若能分出阵营来了，老“朦胧派”不曾有人写过，北岛先生一看，那怎么能行呢，于是，写了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黑太阳”，刊在《今天》上，殊不知，我早在两本娜杰日达回忆录出版前，就在《旁观者》里写过“黑太阳”的问题，手头有这书的朋友，不信去翻翻，1998年出版的，写还更早，我说这，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比北岛先生聪明，而是说，曼氏在汉语诗歌里是一道很奇特的景观。但，我们也要看出，有的人只是学他的怪癖。我想，假疯子学真的神经病还是很困难的。可不，也有人一边唱颂曼德尔施塔姆或西蒙娜·韦伊一类，而一边却又好流言蜚语，谄嫉同类，双重身份也未可知，何必去凑这样的热闹。至少谎言，不是曼德尔施塔姆的遗产，所以，我不是说谁有没有权利写的问题，而是说，我们谁也没有权利，像斯坦纳所言，成为谎言的产物，人格分裂，就好像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而早上却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这就更让我相信，但凡要写英雄的献诗，就该深谙“人的逻各斯”，而不是耍小聪明，“启蒙辩证法”不管谁拿来玩，最后，也不光是语言游戏，都有可验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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