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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一首诗的主要特征是最后一行

 洒金谷365 2015-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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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孩子(摘录)


约瑟夫·布罗茨基

1.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诗人之死”这个说法听上去总是有点儿比“诗人之生”更具体。也许这是因为“生”和“诗人”作为词语,其下面含混性几乎是同义的。而“死”——即便作为一个词——则差不多如同诗人自己的作品例如一首诗那样地明确,因为一首诗的主要特征是最后一行。不管一件艺术作品包含什么,它都会奔向结局,而结局确定诗的形式,并拒绝复活。在一首诗的最后一行之后,接下去便什么也没有了,除了文学批评。因此,当我们读一个诗人,我们便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

2.一件艺术作品,永远是要比其创造者更持久。把柏拉图的话稍加改造,我们可以说,写诗也是练习死亡。

3.艺术不是更好的存在,而是另类的存在;它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相反,为了激活现实。它是一个心灵,寻觅肉体但找到词语。

4.诗歌是整个俄语的最高成果,分析它即意味着要分散焦点。分析曼德尔施塔姆更是如此,因为他在俄语诗歌脉络中是一个极其孤独的人物,而恰恰是他的焦点的强度形成了他的孤立。文学批评只有在批评家在同一个心理学和语言学观察层面上动作的时候才有意义。


5.诗歌首先是一门关于指涉、暗示、语言相似性和形象相似性的艺术。在智人与写作人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因为对作家来说,主题这个概念如果出现,也是以综合上述技术和工具的结果而出现的。写作实际上是一个存在过程;它是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思维,它消耗概念、主题,诸如此类,而不是相反。是语言口授一首诗,而这就是语言的声音,我们以缪斯或灵感这类绰号来称呼这个声音。因此,与其谈论曼德尔施塔姆诗歌中的时间主题,不如谈论时间本身的在场——既作为一个实体也作为一个主题的在场,原因之一是不管怎样,时间在一首诗内部都有一个位置,它就是音顿。

6.直截了当处理题材,是英语诗歌的显著特征,但在俄语诗歌中它只是在这行或那行中演练一下,诗人接着便继续朝别的东西看去了;它很少构成一整首诗。主题和概念,不管它们重要与否,都只是材料,如同词语,而它们总是在那里。语言为它们全部命了名,而诗人是精通语言的人。

7.不是说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文明化”的诗人;不如说,他是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有一次他被要求解释他所属的文学运动阿克梅派的定义,他回答说:“对一种世界文化的乡愁。”这种有关一种世界文化的概念,是俄罗斯独有的。


8.作为一场运动,象征主义无疑是最后一场伟大运动(不仅仅是在俄罗斯);然而诗歌是一种极其个人主义的艺术,它讨厌主义。象征主义的诗歌产量之卷帙浩繁和纯洁无瑕,就如同这场运动的入会人数和条件。

接着,不用说,作为一种反应,贬值随之而来,贴上了未来主义、构成主义、意象主义诸如此类的标签。不过,它们无非是主义与主义打架,技巧与技巧争锋。只有两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能拿出有质量的新内容,而他们的命运则以可怖的方式反映他们精神自治的程度。

9.曼德尔施塔姆日益脱离任何形式的大批量生产,尤其是语言上和心理上。结果是这样一种效应,也即一个声音愈是清晰,听上去就愈是不和谐。没有合唱团喜欢它,于是这种美学孤立获得了物理维度。当一个人创造了自己的世界,他便成为一个陌生的身体,所有的法律都针对它:重力、压缩、排斥、歼灭。

10.诗人惹麻烦是因为他在语言上,间接地说也是在心理上的优越性,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一首歌是语言抗命的一种形式,其声音对很多东西产生怀疑,而不是只对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制:“它质疑整个生存秩序。而它的敌对者的数量也按比例增长。

11.很坦白地说,我未见过世界诗歌中有任何东西,其启示力量可以跟以下来自《无名士兵之诗》的四行诗匹比,这首诗写于他(指曼德尔施塔姆)死前一年:

一团阿拉伯式的糟和乱,

速度之光磨成一束——

带着它那斜斜的脚底,

一线光平衡在我的视网膜上……

这里几乎没有语法,但这不是现代派的技巧,而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心灵加速度的结果。这种加速度在别的时候促成了约伯和耶利米的突破。这种速度之磨,既是一幅自画像,也是对天体物理学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洞见。



12.诗人的伦理态度,事实上还有诗人的性情,都是由诗人的美学决定和塑造的。这就是为什么诗人总是发现自己始终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们的死亡率则表明那现实把它自己与文明隔开的距离。

13.翻译即是寻求对等,而不是寻找替代。翻译要求风格上的(如果不是心理上的)同质。

除了技术熟练以至心理同质之外,一位曼德尔施塔姆诗歌翻译者应具备或发展的最重要东西,是对文明怀有一种相同的感情。

14.期望一位翻译者亦步亦趋将是徒劳和不合理的:诗人用以和赖以创作的那个声音注定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反映在诗歌韵律中的音质、音高和速度却是可接近的。

用漫不经心的态度处理它们,最好的时候是渎圣,最坏的时候是肢解或谋杀。对读者来说,则是购买一个谎言。

15.在现有的译本中,我们遇到一种绝对不带感情的产品,某种现代文学艺术的公分线。如果它们仅仅是坏译本,那也不至于这么坏。因为坏译本恰恰因其坏而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并引发一种想突破文本的愿望:它们刺激读者的直觉。

16.一首诗是某种必要性的结果:它是不可避免的,其形式也是不可避免的。

17.换句话说,英语世界仍未听到这个充满爱、恐怖、记忆、文化和信仰的神经质、高调、纯粹的声音——一个也许是颤抖的声音,如同一根在疾风中燃烧的火柴,却是绝对不可扑灭的。在其主人离去之后仍留存下来的声音。你不禁想说,他是一位现代的奥尔菲斯:被送往地狱,再也回不来,他的遗孀则在地球六分之一的陆地上躲来躲去,提着里面卷着他的诗歌的炖锅,在夜里记诵它们,唯恐被那些带着搜捕证的愤怒女神发现。这些就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神话。


(节选自《小于一》之《文明的孩子》,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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