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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为惩罚改造罪犯提供有效载体 二 组织罪犯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监管安全 三 劳动改造是向社会输送“合格产品”的必然选择 四 罪犯参加生产劳动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 三、劳动改造是向社会输送“合格产品”的必然选择。相对来说，西方监狱的功能比较“单纯”、“单一”，就是执行刑罚，刑满走人。所谓的矫正、所谓的志愿者，并没有法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也没有严格、科学的衡量标准。中国不是西方。我们始终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既要对罪犯执行刑罚，还要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对其进行“重塑”，努力提高改造质量，向社会输送合格“产品”。这正是中国监狱的优越性和伟大所在，值得西方学习和借鉴。然而，“重塑”罪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矫正罪犯的恶习和不良的行为习惯，锻造出合格的“产品”，仅仅靠限制自由、严格监管、理论上的说教还很不够，还必须有实践手段和有效载体的支撑。劳动改造正是贯彻治本安全观，努力提高改造质量，向社会输送合格“产品”的必然选择和必要手段。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劳动改造矫正罪犯的恶习。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是一个人在体格、智慧和道德上臻于完善的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是明确指出，“生产劳动是罪犯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这里的“唯一”虽然听起来有点“过”、有点“绝对”，但足以看出生产劳动对于改造罪犯的重要作用。罪犯必须通过辛勤劳动的汗水，来洗刷心灵的污垢；必须在劳动中体验一定的付出和痛苦，品尝刑罚的威慑和报应，感受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从而产生悔罪意识，转变思想，矫正恶习，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通过劳动改造增加罪犯的获得感。参加劳动，可以使罪犯认识自己是在从事一件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活动，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从而在劳动中享受快乐和幸福，增加获得感和成就感，最终把强制劳动变为自觉劳动。三是通过劳动改造培养罪犯健全的人格。在劳动中，罪犯可以磨练意志、强身健体，.学到做人的道理；可以培养集体意识、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协同意识，增强自我约束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培养成熟、稳定的社会化人格。三是通过劳动改造掌握就业谋生的本领。罪犯在劳动中能够学到生产知识和职业技能，为刑满释放后就业谋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最终实现再社会化创造条件。参加劳动，客观上也为罪犯挖掘个人潜能、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机会，尤其是使具有某种特长和能力的罪犯为社会做出贡献提供了舞台。 四、罪犯参加生产劳动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劳动是有目的、有意义、有价值的生产实践活动。为了防止罪犯坐吃闲饭，防止劳动力资源的浪费，监狱必须组织罪犯参加劳动。撇开监狱的特殊性，劳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罪犯的劳动也不例外。跑步、打篮球、举哑铃等等都消耗了人的体力，但这是运动，不是劳动，因为他不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如果叫罪犯之间相互抬着砖头在操场上来回转圈，也消耗了体力，但这不是劳动，是单纯的惩罚或体罚，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和意义。劳动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生产出对社会有用、有价值的产品。因为生产的产品有用、有价值，对于罪犯来说，他们的劳动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创造物质财富。对于组织者——监狱来说，由于罪犯生产的产品有用、有价值，就可以将它变为商品，获得一定的收入（利润）即经济效益。历史上，主要是监狱体制改革之前，由于监狱自己要“忙饭吃”，监狱的费用基本上由监狱通过发展生产自己解决。那时，罪犯的劳动收入（应该扣除用于自身的日常生活费用，下同），主要用来维持再生产的需要，改善罪犯的生活及其条件以及民警、职工的福利待遇，完善监管警戒设施。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监狱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有效减轻了国家负担，弥补了监狱经费的不足，确保了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201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监狱体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监狱实行收支两条线（即收入上交国家，支出由国家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罪犯的劳动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 综上所述，监狱的生产劳动，既能为惩罚、改造罪犯提供有效载体，又有利于监管安全，有利于提高改造质量，还能够为国家创造财富，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监狱的劳动改造制度是科学的、正确的。我们完全有理由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当然，在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也存在过不少问题，主要是劳动改造功能发生异化甚至严重错位。一些地区、一些监狱往往过于重视劳动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劳动生产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有的没有把握好惩罚的“度”，忽视了罪犯合法权益的保护。但这与劳动改造制度本身无关，与罪犯无关，是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这是另外一个命题，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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