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城历代官刻述略 童达清 唐朝发明雕版印刷以后，迅速在全国普及流行开来，宣城的刻书出版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刻书之早之多、质量之精，在安徽地区乃至全国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宣城刻书事业的繁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宣城是皖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发达，人口众多，有其客观的需要；优质的宣纸为书籍的印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紧临四大刻书中心之一的徽州，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刻工的流动比较方便；元大德二年旌德县尹王祯发明木活字印刷，大大提高了刻书效率。等等。 宣城古代的刻书，主要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形式，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其中官刻书籍的状况。 官刻指宣州（宁国府）、宣城县的官方刻书，其具体组织者又往往是府州学和县学。府州学先后称宣州州学、宣城郡学、宁国府学、宁国路学、宣城郡学、宛陵郡斋。从今存宣城官刻来看，所刻书籍多为政经类图书和名人诗文集。今就目力所及分朝代加以叙述，其后代翻刻附见于原刻后，不再单独列目。 1、《宣城郡图经》（《宣州图经》） 一般认为，图经之类书籍的大规模编修始于隋朝。隋建立后，为了改变行政区划混乱、侨州郡林立的乱象，加强对全国的户口赋税控制，隋文帝于开皇五年（585）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法”，隋炀帝大业年间，“普诏天下州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宣城郡图经》当编定于此时。唐初李贤注《文选》，于鲍照《还都道中》、谢朓《敬亭山》两诗下皆注引《宣城郡图经》，即为明证。其后唐、五代，《宣州图经》当经过多次重修，《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也都曾多次引用《宣城郡图经》，当即其递修本。今所知版刻《宣州图经》当始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惜此书久已亡佚，其具体刊刻情况不得而知。 2、《李贺诗歌编》 宋代的李贺诗集主要有五种版本：京师本、蜀本、姚氏本、宣城本、鲍钦止本（万曼《唐集叙录》），一般认为，宣城本始于北宋，乃是根据贺铸刊本翻刻。傅增湘说：“全书用宋乾道间宣州官文书纸印……此书四卷相连，犹存卷子装遗式，在宋刊中为仅见，可宝之至。其字体欹斜古朴，与余藏北宋本《范文正公集》有相似处，当是北宋刊本。其卷前序目、卷一首叶及《集外诗》一卷，则南渡后年补也。（《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由傅氏所言，则此本始刻于北宋，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续为补刻。 此本清末原为季沧苇珍藏，后归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袁氏在他的《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一书中，对此书的版式、行款、字体、刻工姓名、避讳字、纸色、刻工刀痕、藏书印、题跋等方面均加以详细论证，判定为“北宋刊南宋印”。1918年诵芬室影印此本，董康亦有考定。此书今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971年台湾亦有影印本。 明弘治十五年（1502），宁国府知府刘廷瓒重刻《唐李长吉诗集》四卷，此本乃是用南宋刘辰翁评点本，朱墨套印，半页9行，行18字，白口，四周双边。此版今藏国家图书馆，有两种印式，一为四卷四册，一为四卷一册，则此本后当续有翻印。 3、《宛陵集》 南宋绍兴九年（1139）七月，汪伯彦任宣州知州，其到宣城，首试州学。宣州州学鉴于“梅圣俞诗集自遭兵火，残编断简，靡有全者”，请刻梅尧臣《宛陵集》，汪伯彦欣然允从。是刻凡六十卷，竣刻于明年正月，书后附有汪伯彦上元日（正月十五日）的《重刻宛陵诗集后序》。 宋嘉定本《宛陵集》 明正统四年（1439）知府袁旭重刻，已附有《拾遗》一卷、《附录》一卷。万历四年（1576）宣城知县姜奇方、道光十年（1830）知县梁中孚也曾相继重刊（附录增为五卷）。 4、《谢宣城诗集》 南齐谢朓任宣城郡太守，在宣作诗文颇多，但年远易湮，且《谢宣城集》全本十卷“世所罕传”。绍兴二十七年（1157），宣州知州楼炤“视事之暇，裒取郡舍石刻并《宣城集》所载谢诗”，“继得蒋公之奇所集小谢诗，以昭亭庙、叠嶂楼、绮霞阁所刻及《文选》《玉台新咏》本集所有合成一编，共五十八篇”，删去《谢宣城集》后五卷的应用之文，编为《谢宣城诗集》五卷刊刻行世，成书于是年七月，卷首有楼炤《谢宣城集序》。 历代翻刻《谢宣城集》极多，然皆以楼炤刻五卷本《谢宣城诗集》为祖本。宁国府尚翻刻有北宋唐庚辑本《三谢诗》一卷，收谢灵运诗四十首，谢惠连诗五首、谢朓诗二十一首。此书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涵芬楼版影印，卷中有“嘉泰甲子郡守谯令宪重修”字样，谯令宪并未知过宁国府，历修府志也未记载。清代藏书家顾广圻《百宋一廛赋》曾提及此书：“至于宣城之三谢。”（《思适斋集》卷一）他怀疑此郡当是指庐陵郡，则谯令宪先是嘉泰四年（1204）任吉安知府时刊刻此书，嘉定八年（1215）任江东提刑使时令宁国府再翻刻是书，这样才有宣城本《三谢诗》，此种推测较合于情理。 嘉定十二年（1219）洪伋任宁国府知府，他认为：“谢公诗名重天下，在宣城所赋为多，故杜少陵以谢宣城称之，在宣城宜有公之集矣。后公六百五十余年，枢密楼公始克锓之木。距今又六十四年，字画漫毁，几不可读，是用再刻于郡斋，以永其传。”于是命宁国府学重刻《谢宣城诗集》，成书于明年十二月。此书刻工有侯琦、潘德璋、潘晖诸人，收藏家称“字体方整而气息浑厚，与浙杭本迥别”。 其后明嘉靖十六年（1537）宁国府知府黎晨，万历七年（1579）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委邑人梅鼎祚，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宁国府同知郭威钊委邑人梅庚，均曾多次校订重刊。 5、《双溪集》与《燕喜词》 此二书的作者为曹冠，字宗臣，号双溪居士，今浙江东阳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平江府教授、国子录、太常博士兼权中书门下检正诸房文字，绍熙元年（1190）起知郴州。曹冠早年以才称，为秦桧十大门客之一。秦桧死后，曹冠被斥退。淳熙十二年（1185）十一月，詹騤任宁国府知府，延曹冠入其幕。十四年（1187），詹騤令府县两学刻其《双溪集》二十卷、《燕喜词》一卷。“使君大监状元詹公既深知之，一见其文集尤加叹赏，叙而锓版于郡庠，名之曰《双溪》，因其居也。又以其所著乐府可歌于闺门之内者，别为一集，名之曰《燕喜》，摭其实也。” 杨万里淳熙十五年正月作《谢曹宗臣惠〈双溪集〉》诗：“家在东阳宝婺边，官在宣城莲幕里。”（《诚斋集》卷二十四）正记其事。今《双溪集》已不存，《燕喜词》尚存于世，前有宣城县丞詹效之《燕喜词跋》，宁国府通判陈[髟/犭異]《燕喜词序》，可考其刊刻情况。 6、《宁国府志》 嘉定九年(1216)，宁国知府赵希远主修，久佚，内容无考。 7、《宣城总集》 《宣城总集》是今知宣城的第一部诗文总集，南宋李兼编。李兼（1143—1208？），字孟达，号雪岩，宣城人。历官台州知州，除宗正丞，未任卒。李兼平时有志于乡邦文献的收集，至其晚年《宣城总集》基本成书。全书共二十八卷，分二十三门，收诗千余首，赋、颂、杂文二百余篇。 《宣城总集》编成后，李兼未及刊行即已辞世。其子李蒙善（号后轩居士）继承父志，亲自誊写校对，并得到当时宁国府知府杨伯岩、孙梦观，邑人吴潜、吴渊等的捐金资助，吴潜并亲自为该书作序，此书才得以出版问世。《宣城总集》的刊刻年代不详，当在绍定元年（1228），因杨伯岩任宁国知府在宝庆末，孙梦观任在绍定元年。明初修《永乐大典》后不久《宣城总集》即已亡佚，赖《永乐大典》方得以窥见《宣城总集》的概貌，惜《永乐大典》也已不全。 8、《广微孝经说》 《广微孝经说》为袁甫著。袁甫字广微，号蒙斋，庆元府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嘉定七年（1214）状元，绍定二年（1229）提举江东常平时曾行部至宣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广微为鄱宪日，为诸生说《孝经》，旁及诸子。诸生录之为此编，凡三卷。” 约淳祐二年（1242），宁国府知府王遂刻之于宁国府学宫。王遂大概考虑到后二卷乃是“引《论语》、《孟子》而发者”，因此仅刻了第一卷，旁加附注，并非完本。直到元大德十年（1306），贵溪姜翔仲将后二卷刻之于家塾，乃卒其刻（参见戴表元《题新刻袁氏孝经说后》，《全元文》卷四二一）。然而无论是宋刻还是元刻，均已久佚。 9、《致堂读史管见》 是书由宁国府知府刘震孙刻成于宝祐二年（1254）闰六月，凡三十卷，书后附有刘震孙《重刻致堂读史管见后跋》，可考见其刻书之缘由。《致堂读史管见》是南宋胡寅的史论著作，以春秋大义来评论《资治通鉴》所记之史事，自绍兴二十五年（1155）问世后影响很大。“震孙服膺是书有年矣，每惜江浙间独欠此本。假守宛陵，公余细加雠校，乃刻置郡斋，与学士大夫共之。”此刻载有刻工姓名几近百人，对研究这一时期宣城的出版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大德初，前湖南廉访使卢挚奉旨收书，将“江南诸郡在官四库精善书板，舟致京师，付兴文署”，此书刻版亦被收入兴文署。大德六年（1302）江东道廉访使姚燧有慨于“自是庠后学之士废读是书”，因此令宁国路教授刘安重刊此书，是为元刊本。此本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 10、《舍奠礼器图》 《舍奠礼器图》一作《释奠礼器图》，此书专为学宫祭礼而作，北宋祥符三年（1010）、天禧元年（1017）都曾刊刻颁行诸路，南宋绍熙间朱熹曾加以考定。景定四年（1263），赵汝梅知宁国府，乃取朱熹考定的《绍熙图式》重新加以参订，“其图则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博古所收，参订亦勤矣”，汇为一卷，刊刻行世。后人陈设祭器、乐器，多取法此书。（可参见程陶孙《舍奠礼器记》，《元文类》卷二十七。乾隆《娄县志》卷八《学校志》） 11、《通鉴纲目凡例》《通鉴纲目》 咸淳元年（1265）正月，金华刊刻《朱子通鉴纲目凡例》，但由于金华离宣城较远，宣之学者多未之见。恰好宁国府通判潘子舆（或当为金华人）有此金华刊本，约咸淳二年，宁国府教授文天祐将之再刻于宁国府学。 据文天祐《朱子通鉴纲目凡例序》：“既成矣，复相语曰：安得并刻《纲目》，备此一书，以为宣学巨丽之典也？”（《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四○四，《全宋文》卷八二五九）时至宋末，大厦将倾，事务丛沓，且《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卷帙浩繁，当是无力刊刻。 约元朝后至元年间，文敬所才将之刊刻行世。汪克宽《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凡例序》：“然鲁斋王公刊之金华，敬所文君刊之宣城，而传之未广也。至元丁丑，友人倪仲弘偶得于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下）汪克宽后至元三年（1337）得见宣城刻本，则其刻当在元统末至元初。 文敬所其人生平不详，或文天祐后人移居宣城者，或任宁国路学官。邑人汪铢有《文敬所自杭归且闻学飞升之术，和韵奉寄》（《宛陵群英集》卷七）、汪泽民有《祥符寺追和文敬所壁间韵》（嘉庆《太平县志》卷十二），则其为元中晚期人无疑。 1、《说苑》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校正刘向说苑》二十卷，元刊本，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此本字迹结体方整，而笔意圆浑，似元翻宋刻。……检取末册，有元人跋五行，录于左方：‘宪使牧庵先生暇日出示刘向《说苑》，有益后学，俾绣之梓，以寿其传，诚盛事也。大德癸卯冬十月朔，文学掾、河南后学云谦敬书。’” 由上跋可知，是书刻于大德七年（1303），由江东道廉访使姚燧令宁国路儒学教授云谦具体负责刊刻事宜。云谦，河南人，曾任建宁路总管府知事，《宁国府志》职官表缺漏此人。 2、《帝学》 《帝学》，北宋范祖禹撰，八卷（一作十卷）。明孙能全《内阁藏书目录》卷四著录此书二册，谓“元大德间云谦校刻”，则当是大德年间云谦任宁国路教授时在宣城所刊。只是此书宣城刻本未见其他藏书家著录，想是早已亡佚了。 3、《后汉书》 大德九年（1305）四月，宁国路翻刻《后汉书》九十卷、司马彪《志注补》三十卷，竣工于十一月，由江东道廉访副使伯都负责提调，宁国路教授云谦负责校刊，是为著名的“九路十七史”之一。此书乃翻刻宋景祐监本，卷首刻有“景祐元年九月秘书丞余靖上言”、“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宁国路儒学云教授任内刊”二行，各卷题有“宁国路学正王师道校正”等字样。此刻今残存《后汉书》三十卷、《志注补》十四卷，原藏日本内阁文库，今藏国家图书馆。明成化年间宁国府曾有重刻，具体情况不详。 4、《大学章句疏义》《春秋集传详说》《隶释》《隶续》 此四种皆泰定二年（1325）刻。《大学章句疏义》一卷，元学者金履祥（1232—1303）著，由江东道刊行。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三十卷，洪适《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七卷，皆宁国路儒学刊行。其具体刊刻情况，可参见龚璛《春秋详说原跋》（《春秋集传详说》卷末）、《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二、瞿中溶《古泉山馆题跋》。 5、《春秋》《大学》等十九书 泰定四年（1327），龚璛任宁国路儒学教授。黄溍《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龚先生墓志铭》：在宁国征逋租为钱十二万五千缗，刻《春秋》、《大学》等十九书以惠学者。（《文献集》卷八上）可见龚璛在任期间刻书之多。可惜这“十九书”，除上面提到的《春秋》、《大学》外，其他已很难考定。 今可考知者，惟有《四书集注句读音考标题》三册，张师曾著，见《明史》卷一三三。《千顷堂书目》著录题作《四书集注音考》。此书当是翻刻吴柔胜当涂郡斋嘉定十年刻本，杨士奇《四书集注二集》跋曰：“右四书集注，其句读、旁抹之法，兼取勉斋黄氏、北山何氏、鲁斋王氏、导江张氏诸本之长，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加以音考，盖今最善本也。刻板在常州府学。此集六册。”（《东里续集》卷十七）当即是同一书。 此书刻于常州、苏州坊间，后人遂多以为乃常州府学刊刻，实误。今南京图书馆有藏本，可参见李致忠《南京图书馆所藏标抹本〈四书章句集注〉考略》，《文献》2012年第1期。 6、《牧庵集》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大德五年（1301）由翰林学士出任江东道肃政廉访使。著有《牧庵集》。 此书当刊于姚燧离任后，具体时间不详。吴善《牧庵集序》：曩得宁国所刊本，读之既非全帙，讹舛尤多，每为怅然也。（同治《饶州府志》卷二十六）宁国路所刻虽非当今通行的全本，却是《牧庵集》的最早刻本，其版本价值不言而喻。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徽省文史资料学术研究会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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