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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海帆 一般认为，艺术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艺术作品本身是没有顶峰的，只要人类存在，各种艺术就会不断的发展、进步，会从“一个高峰迈向另外一个高峰”，可是，在我看来，犹如地球有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各类艺术也是有顶峰的，而且其规律是，诞生的越晚的艺术形式，其到达顶峰的时间越短。
西方音乐发展了几百年，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期就到了顶峰，直到今天音乐会听来听去还是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这些人的作品，尽管后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作曲家，但是从音乐史的地位上说，和以老贝为代表的一帮“大哥”比都有距离。
西方绘画也发展了千年，从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开始直到印象主义、现代主义，西方绘画也到了顶峰，如今，各大拍卖行和博物馆还在拍卖和展览这些牛人的作品，其后虽然还有不少画家在努力的画，但是，要想再出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画派时期的盛况，已经非常难了。中国绘画和书法，弄了两千多年，到了明清文人画，国画的技巧和艺术性也到了顶峰，书法艺术到达顶峰的时间则更早，后人临帖、临画、学技巧，都没跳出先人给我们约定的艺术常规。
电影诞生于1895年，只经过短短的70年的发展，到了上世纪70年代，电影艺术就到达了顶峰，这样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70年代之后，世界电影艺术总体上说是在走下坡路，而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电影的繁荣则是主要特征，虽然有些导演对电影艺术的局部发展还有所贡献，但就艺术形式的原创性，以及艺术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整性以及艺术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艺术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力来说已经和70年代的电影作品不能相提并论。不信我们来看看70年代都有哪些高山仰止的作品： 首先来说说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在70年代有重大的突破，以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卢卡斯、库布里克为代表的一批导演为世界电影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科波拉拍出了《巴顿将军》（1970年）、《教父》（1972年）、《对话》（1974年）、《现代启示录》（1979年）。
库布里克制作了《发条橙》（1971年）、《乱世儿女》（1975年），马丁·斯科塞斯高喊着“我们要为电影形式开放”的口号导演了《残酷大街》（1973年）和《出租汽车司机》（1976年），乔治·卢卡斯终于完成了自己儿时的梦想拍出了经久不衰的《星球大战》（1977年）。
还有伍迪·艾伦自说自话的导演了《安妮·霍尔》（1977年)、《曼哈顿》(1979年），以及作品风格独特、尖酸刻薄的罗伯特·阿尔特曼的《陆军野战医院》（1970年）、《花村》（1971年）、《纳什维尔》（1975年），此外，“好莱坞神童”斯皮尔伯格在27岁拍了《大白鲨》，31岁拍了《第三类接触》（1977年），最近去世的西米克拍了《猎鹿人》（1978年），来自捷克的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拍了《飞越疯人院》（1975年）。
可以说，70年代是美国电影艺术的顶峰时期（不简单是鼎盛时期），以上所提及的作品既不像前辈的作品那么圆滑、成熟和规范，又不像实验性的作品那样难以被一般观众接受，既有受法国新浪潮影响而产生的变革成果，又保持着美国商业电影的气质和传统，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形式与内容高度有机结合，直到今天，美国电影在艺术上仍然从这一批作品中吸收养分，而在全球的录像带排名中，《教父》一直牢牢地占据着榜首的地位。
再来看欧洲的作品，70年代，德国新电影运动兴起，法斯宾德奉献了他最著名的《恐惧吞噬灵魂》（1974年)、《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1979年），施隆多夫拿出了《丧失了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铁皮鼓》，赫尔佐格拍了《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1974年），文德斯拍了《爱丽丝漫游公路》（1974年），德国新电影成为世界电影艺术的重要力量，而自此之后，逐渐走下坡路，德国电影艺术也再没迎来另一座高峰。
意大利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逝世于1976年，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艺术成就到达了顶峰，而这也是意大利艺术电影的顶峰，1971年拍摄的《死在威尼斯》是唯美主义电影的杰作，这部根据托马斯·曼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用纯美的电影语言构筑了一幅死亡图，而形式和内容的结合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维斯康蒂在晚年离开新现实主义，沉溺于电影形式的美，其他作品还有《路德维希》（1972年）、,《室内装饰的全家像》（1974年）、《无罪者》（1976年）。 《死在威尼斯》海报 而就在维斯康蒂沉溺于唯美的电影形式之时，意大利真正的“新锐导演”贝托鲁奇则用崭新的电影语言在32岁拍出了惊世骇俗的《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年）、36岁拍摄了《1900》（1976年），成为意大利艺术电影的重要接班人，日后他还到中国拍摄了《末代皇帝》，那时他刚刚40岁。
70年代，安东尼奥尼虽然已经过了他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但是他拍摄的《扎巴利斯基角》（1970年）、《职业·记者》（1975年）还是艺术电影中的精品，另外他还拍摄了那部惹怒了中国人的经典纪录片《中国》（1972年）。
意大利另一位重要导演帕索里尼在1975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可在70年代他贡献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也是永远不可复制的“生命三部曲”即《十日谈》（1971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972年）、《一千零一夜》（1974年），还有他的绝唱、就是那部世界电影中唯一的《索多玛的120天》（1975年），无论帕索里尼给后人留下多少话题和争议，但就艺术成就来说，他的电影是“后新现实主义”的顶峰。
70年代，北欧和日本的导演也没闲着，瑞典导演伯格曼几部最成熟的作品几乎都在70年代完成，它们是《接触》（1971年）、《呼喊与细语》（1972年）、《婚姻生活》（1973年）、《面对面》（1976年）、《蛇蛋》（1977年）、《秋日奏鸣曲》（1978年）。
而在东方的日本，日本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大岛渚也拿出他一生最好的作品，几乎也代表着日本艺术电影的高峰，他的作品有《新宿小偷日记》（1970年）、《仪式》（1972年）、《感官世界》（1976年）、《爱的亡灵》（1979年），而在这个时期，黑泽明和今村昌平处在创作低潮，黑泽明在70年代还自杀未遂。
必须提一句，从文革开始到1974年，中国大陆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直到1974年，《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金光大道》等几部“样板电影上映，才开始了中国电影人物“高大全”的时期，而此时，中国的艺术电影和世界已经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
也许有些朋友并不同意我说的电影“高峰论”，但是，把电影史往后翻翻，确实很难找到能与70年代相提并论的时期，而且，70年代所积累的电影艺术的财富还在惠及后来的导演，通俗点说，现在的导演想玩的东西，人家在70年代之前都已经玩过了，在这个时候，现代导演只有一声叹息：谁让人家生的早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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