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号码发明权究竟属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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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猛补
自1927年四角号码检字法正式间世，汉字排检法从此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这种检字法具有直接、便捷
的优点，深受辞书学界与图书馆界的欢迎.此项发明是以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为唯一发明人的名义公布的。到建国初，上海《晨报》却以《四角号码的真正发明人》为题，登出一条“揭露王云五蒯窃了温州张玉生
先生所发明的检索法，使他一气身亡”的新闻。一时学术界为之哗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悬案被人淡忘，
人们又再次把四角号码的发明权归到王云五的名下。然而《晨报》所云果为子虚乌有?张玉生又为何许人也?
这些疑间值得我们搞它个水落石出，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故笔者老调重弹作番调查研究后写成此文，以期
引起学术界对此悬案的重视，而能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上海《晨报》所说张玉生，他幼名宝书，字兆麟，号惜阴馆主人.光绪九年(1883年)生于温州。宣统元年(1909年)已酉科拨贡，钦派直隶州判，不赴。后投身教育维新事业，先后受聘于浙江省立师范学校、省立第十中学等学堂，执教国文和数学。他有深厚的文字底子和新式的数学头脑，这为他后来走上编码检字法的研究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他以多年心得编纂了《国音指掌图》，于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当时王云五刚当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正热心于汉字排检法的研究。而张玉生也对汉字的部首检字和音序检字都有过深入的钻研。由于两人共同的爱好，从此张玉生与王云五就有了书信上的交往。
张玉生曾设计把《康熙字典》的214个部首简并为96个部首，编成四字句的歌诀以利记忆。他并按照这新编部首的句序编出一本《国音电码合刊》.约九千多字，逐字注音，作为倡议改革部首的样板方案自行石印后，邮寄给海内学者，以征求意见，这电码书也自然寄给了王云五.正如王云五在1925年6月《东方杂志》22卷12号上发表的被称为四角号码检字法先声的《号码资邮编编检字法》一文中所提到的:“我对这新检字方法的研究始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我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一本电码书”。“我就起了一个念头，以为假使每字各有一个当然的号码，和电码书一般，排成字典或词典，检查上一定是万分的迅速便利啊!”这里所谓的“电码书”，应当就是张玉生编的《国音电码合刊》，只是王云五没有提及.尽管当时张玉生还没有产生发明四角号码的灵感，但这作为部首检字法的方案却打开了王云五发明号码检字法的思路.这间接的功劳是值得一提的。如此说来王云五的研究方向是受张玉生“电码书”的启发，同样张玉生的研究方向也受王云五“号码法”的影响。虽然张玉生当时对单字编码已有过实践.他在家乡创办农民讲习所进行成人识字教育时，就编写了一套教材.其中《温州音识捷法》于1924年石印出版。该书选字三千八百多个，其先从中选定切合温州音的声韵母的单字46个，作为字母，在字旁边标注数码，以便拼读;在字四角分别加点，以别四声.这也许就是他以后发明四角编码的原始雏形。但他的所谓编码还只是字的自然排列的序数，他当时并没有象王云五那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方案。所以他在王云五的指导下进行号码法的研究。在如何完善号码法的研究过程中，张玉生认为:要彻底改变号码法，就应从笔形结构上着手.基于这种观点，他在与王云五的探讨中首先提出了“四角编码”和“五笔四码”两种草案.两人几经切磋，终于在1926年2月《东方杂志》23卷3号上以王云五个人的名义发表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方案.对照王云五前后发表的两个方案，我们可以看出四角号码法与原有号码法有很大的不同，从中看不到原有号码法的设计方案的影子，几乎是重起炉灶。从这前后方案的不相衔接来看，王云五个人似乎不可能在半年内完成《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设计构思。这四角号码的设计原型基本上应是张玉生的“四角编码”草案，只是将张玉生设计的笔形编码中的“。”码与“6"码进行对调。然而王云五却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有利条件和地位，以自己主编名义置名，于1927年正式出版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但对张玉生在该方案中的作用却只字不提。对王云五这种作法张玉生并不以为然，更没有象《晨报》所说“使他一气身亡”。这是由于张玉生认为自己的“四角编码”并不是最先进的方案。特别是对王云五将其原定的笔形编码设置的调动，认为可笑而不合理。对此他曾对其子张乐明说:“我的一点一画很实在。“一”是六字头，应为()6码，被王云五升格为'变零头’;蛮好的'口，形该为'O’码，被王云五扯作'方块六’。真是滑稽乱了套”。王云五是否为了与张玉生方案不雷同，以避侵权之嫌才不得不如此，还是由于其它原因，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玉生所说的原方案似乎比现在的方案更加合理。
当四角号码检字法公布后，张玉生却自信地认为从整体结构上取码，比截取四角编码更胜一筹，于是仍然继续“五笔四码”方案的改进研究。所谓“五笔四码”，简略地说就是以“十”字笔顺横直画数编作两位数的“部码”，以“杏”字笔顺起末编作两位数的“组码”。部组共为四码，定名为“十杏检字法”。它以“杏”字的笔顺“一、!、少、、、口”五笔形编码，故又名“五笔四码”。正值他完稿付梓时，抗战爆发，出版事宜只好暂缓。次年(1938年)张玉生又不幸病逝，从此“十杏检字法”也埋没无闻了.所幸的是他所编的《十杏字典》被其子乐明保存下来.现在我们还可以由此窥出张玉生当时研究“四角编码”和“五笔四码”的一些原始轨迹。
笔者认为，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设计结构，基本上应是张玉生的研究成果。其中当然不排除王云五对此方案的总体指导之功劳，以及其他学者的心血。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玉生的“四角编码”草案，也就不可能有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同样，如果没有王云五对比方案的补充完善，这方案也许只能象“五笔四码”一样默默无闻，自生自灭。张玉生虽具有发明者的水平，但没有发明者的眼光，他看不到这发明的意义，反而把精力投到“五笔四码”方案的改进上.与之相反，王云五以敏锐的学者眼光和果断的商人作风，将四角号码检字法不断修改后，迅速将其公布于世，这发表推广之功更不可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玉生不能算是四角号码的真正发明者，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发明，而且当发明还在摇篮中时，他就把它放弃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权不能归属于张玉生一个人，只能属于王云五、张玉生等人共同所有。王云五以主编的名义公布发明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只是他连合作者张玉生的名字提也不提，这倒有失学者
的风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