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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子 在文学历史研究时，神话总是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它非成熟的文学形式，却总与“萌芽期”的社会民族心理相关，以此作为最初的、启蒙式的文学范式对后期民族性格的形成、世界观的架构甚至是文学的偏向性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阅读了斯威布的《希腊神话》、罗念生与王焕生先生译注的《荷马史诗》并横向对比了印度神话（以《梨俱吠陀》为例）、中国神话体系与《圣经》所展现的希伯来神话体系后，我发现早期希腊先民呈现出与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独特的人神观（各民族神话具有一定共性，共性之上又会呈现差异性，希腊神话与其他神话在一些根本上差异较大，因而呈现出特异性），本文旨在通过文本对比探寻希腊文明繁盛的起源之初乃至东西方不同信仰观、宗教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对比。 2.正文 2.1 早期神话的发源 在现代神话研究中，有一个相对普遍的认识，那就是神话是古代先民对自然环境和自我认知的朦胧道德反馈形式，反映了文明体个性、思辨方式、生存状况和需求，最终塑造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原型。在这里，我将其诉诸两种基本原因，即神话是不同文明对自身在世界的定位，获得的威胁感、安全感和自我的生存环境的反映；神话是人类认知结构对“确定性”的本能需求。 2.1.1 神话对生存环境的反映 神话中，神和神力的出现来自于文明体对他们无法理解的混乱而陌生的世界的最初构想，他们为这些自己所不能理解或不能控制的事件起名，归之于某种超越性力量——在许多文明里它被称作神。这里有一个先验性的前提，即自神话产生开始，人类已经明确产生了自我认知——对“自我”及“现象世界”的划分（如人、神；暂时和永恒；可控与不可控；此岸与彼岸），这近似于数学上的集合概念，人与补集（神）共同构成全集（人类概念里的整个世界)，人物自此始两分。 早期先民对于现实世界在神话中的反映有一定的共性，例如神话中神的诞生、其行为甚至神本身都具有象征意味，希腊神话中最原初的神明为卡俄斯（chaos）即混沌，反映了人类对宇宙最初的认识，后续出现的神明分别代表着大地、天空、水流、森林、太阳、月亮等等，当然也有抽象意味的象征，爱神便是代表，甚至如大洋神的后代直接取名为“勤勉”、“胜利”；印度神话中神是“物”的拟人化，出现了脾气暴躁的雷神因陀罗因、慈悲治病的酒神苏摩因、亲切世俗的火神阿耆尼因等等；中国原始神话中“女娲补天”、《圣经》中“出埃及”等神明的行为反映了先民对现实威胁的认知，对超越性力量安全感的寻求。（当然对于现实威胁的认知，对超越性力量安全感的寻求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后文会提及） 2.1.2 神话满足人类对“确定性”的需求 宗教和哲学，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两大主题。它们似乎很可笑地永远只围绕着一个终极命题打转：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但这却满足了人类最深层次的需求——对自我存在的确定。 神话便是人类最初对于根源的追问，对于自身存在根基的确认，尽管明知执意探索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并非明智，但人永远无法拒绝获得“确定性”的诱惑，于是这一场追问延续了千百年，而后逐渐演变为宗教与哲学两大主题。（宗教与哲学发展方向的不同在后文会提及） 2.2 神话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希腊神话为主体） 2.2.1 对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反映 不同文明对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反映赋予了神系不同的特质，这些不同特质又反过来作用于文明发展中形成的越发鲜明的传统。 譬如在希腊神话中，充满解放自我欲望的传统，力量崇拜、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英雄主义等思想，它提供了西方欧洲文艺传统的重要标准，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西方文学乃至美学和音乐的发展变化。在希伯来的《圣经》中，统治时间极长的专制文化，奠基了这个文明体极为牢固的宗教观和自罪观。中国民族诞生的史诗（如《诗经·大雅·生民》）、自然神话（《山海经》）及少数哲学追问（如《天问》）因并未构成一个牢固而自我封闭、自我解释的完整的神话系统而走向三个方向：A.神的仙化。在保持神的超越力量的时候，失去了宗教性和神圣性；B.儒道学派。虚幻的“天”、“道”与道德和思想儒化，具备与宗教一样的“绝对”和“超越”的束缚力量。C.祖先崇拜的传统。而印度的《梨俱吠陀》中，神的象征性非常明显——神的形象几乎是雅利安人自己的投影，人的主体性相对较强。 每个神话体系当然都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文化价值，然而在特异性之上，我们又可以发现希腊神话与其余神话体系的根本上的差异性——人神观的不同。 同样在面对人力所不可抵抗的威胁和无法控制的未知时，大多数的文明体都采取将神视作同盟和支援者的方式，无论是希伯来《圣经》、中国早期神话还是印度的《梨俱吠陀》皆是如此，这体现在大部分文明的史诗都采取颂诗和祭祀的形式。如《梨俱吠陀》中，古印度人歌颂神明的伟力，表达风调雨顺的感激，通过祭祀，祈求战争的顺利和病痛痊愈；如中国古代，通常将神与祖先崇拜联系起来，认为神本身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祈求、祭祀、祝祷神明，是为了有目的地得到福佑，譬如“送子观音”“财神”等。 在这些体系中，神是以“响应人类需求”为职责而存在的，“仁慈”和“帮助”是他们的主要属性。这一点，希伯来《圣经》有着充分的体现，神直接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 然而在希腊神话中，人神关系却是对立的，灾难是神带来的——《伊利亚特》中，神的争斗决定人的争斗，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争缘于三女神的纠纷；神的世界中，正面、正统的神（奥林匹斯体系）和反面的神（提坦诸神）都对于人类并没有特别的恩赐或灾难，神的善恶与人间处境毫无关系；在《荷马史诗》中，人与神的战争也是两条线索，并行不悖。更多时候，神只是体现着他们超越的力量。 当然，这并不是说希腊神话中人类就不寻求神的帮助，不从神明处寻求安慰，这当然也是有的，《荷马史诗》中，当人类遇上困境时，会祭祀、祷告，祈求神明降临，左右事态走向，然而神明在这里只是一个参与者，并非如基督般的解决者，你无法预知他们对事态的处理，这些神的加入甚至可能使事情更糟——他们总是以愚弄人类为乐。于是，希腊神话中，神明很鲜明地体现出独立性，他们不再是替凡人福佑而存在，相反，凡人的生活反而常常围绕着神界的纠纷而打转——在希腊文明里，世界的中心是神而不是人。“人本位”和“神本位”的宇宙观由此产生鲜明的对比。 我们在评价希腊神话时，总是会不自觉带上这样的评语——“神”不像神，而像是性格缺陷更夸张，更加肆意妄为的人类。“神”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公平、慈悲、睿智、博爱、主持着绝对的正义？这是人本位的宇宙观中对“神”的角色要求，假如我们尊重其为一个特立自在、不受干扰的族群，我们就无权预设神的表现。 正因《荷马史诗》中“神”是自在自为，不受干扰的一个超能力群体，他们的性格才显得鲜明而真实，书中的巫术色彩和神秘色彩也较弱。我们可以感受到，同样面对人生的有限和无限、事物的暂时和永恒，希腊人更多的是对无限的渴慕与崇拜，而非对自身安危的担忧，这也就形成了希腊文学中独特的“英雄”主题。 2.2.2 哲学与宗教的不同发展 于现代看来，早期神话的后续发展无非沿着哲学与宗教两个不同方向，然而奇特的是，在其他文明或多或少都产生了自身独特的宗教体系（希伯来—基督教；中国—道教；印度—佛教）时，只有希腊文明最终以哲学思辨压制了宗教的诞生。 希腊的神学系统中，渗透着非唯神论的理性色彩和对悲剧精神的尊崇。 这一点在神的诞生之中就有所体现。在希伯来的神话中，上帝创造光、影、水、动物、植物……最后才造出了人，实际上人在诞生之前，生命存续所需的最重要的事物已经存在了，而光是带来希望，分开黑暗的；同样，梨俱吠陀之中，每一个神的存在，似乎意义就是为了倾听人民的苦痛并抚慰人类，接受赞颂；但希腊神话中，神的出现不意味着黑暗的消失——相反，在神谱之中，白昼是黑夜女神的孩子。神的诞生，仅仅意味着宇宙进入了一个人格化的，鼓励社会秩序和有目的的有序时代。 再者，几乎所有文明都对人世艰难有不同程度的认识，无论哪个文明的神话传说中，都能体现出一个观念：凡人是一种十分可怜的生物。有一部分文明因此将宗教神仙世界，设置为“此岸世界”的一种“彼岸”，以给凡人的灾难带来精神慰藉为目的。古印度文明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神明或是凡人可修而成的，如佛教讲究修行成佛；或是以拯救世间疾苦为己任的，如中国神仙故事中的观音大士，《梨俱吠陀》中颂歌的对象。 但在《荷马史诗》里，神明虽然强大、不死，却依然是求不得、可毁伤、面对命运既是无能，又是顺从的。如战神阿瑞斯，他曾被人捆绑起来，囚禁在铜瓮里一年之久；尊贵的赫拉曾被宙斯吊起来；匠神赫菲斯托斯因为违逆父亲，试图救母，而被宙斯摔下天庭，因此瘸了腿。而且，即便看起来最为强大、不可违抗的主神宙斯，也不会和“命运”对着干。在《荷马史诗》中，他常以“我知道命运会如何安排”的姿态出现，而对凡人进行神谕，却并非“我能掌握命运的进程”。连大神宙斯都是以“知命者”的姿态出现，遑论其他神明。 这里就有了一个希腊神话中有趣的命题——命运。希腊神话从不吝啬赞扬神明的强大，却把他们安排在了无法违背的“命运”之下，这对后世哲学思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因此，在希腊人观念中，“神”并不是真的万能，由此，所谓的“万能的救世主”的宗教形象自然也不会产生了。 3.小结 古希腊文明始终在世界历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的“神本位”人神观以及神话中充斥的理性思想为后世文学、历史发展都带来了无法磨灭的光辉，可以说那是哲学的发源。同时，希腊神话所体现的世界观最终成为了东西方全然不同的信仰观、宗教观和世界观差别的基石。 邱雨婷：中文系2013级本科生 ✤这儿是你的舞台，任你的思想在这儿游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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