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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博物馆欣赏的青铜器大部分看来很完好，其实它们可能有不少曾经过修复。青铜器的修复在故宫有着相对悠久的历史，2006 年，由北京故宫申报的“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任职于文保科技部金属修复组的王有亮入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组里的高飞是他目前唯一的弟子。从他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反思“传承”究竟是一件怎样的事情，而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他们师徒俩又有哪些体悟？ 王有亮——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  王有亮工作情况 你在怎样的机缘接触到青铜器修复？ 算是偶然吧！我在80年的时候报名了北京市鼓楼中学的“文物班”。它是国家文物局为了培养文博人才而和学校联办的职业学校。课程内容很丰富，但主要以实务为主。理论有书画、青铜器的历史沿革，实际操作方面也有。当时的师资都是这个行当内出类拔萃的人，包括古建专家罗哲文、古画研究专家杨新与单国强。彼时文物保护只偏重保存，我们这一届分配之后就不再那么缺人，所以只办了这么一届，可说是空前绝后。 在文物班学习三年之后，文物局择优分配，我被老师推荐来故宫。那年我19岁，进来之后就一直在这儿。  王有亮修过的青铜卣，修复前  王有亮修复后的青铜卣 该青铜卣是故宫博物院于1999年收购的残件，出土于湖南省岳阳县筻口镇莲塘村，是当地农民于1986年发现的。该卣纹饰奇特，以蜴形动物纹作为主要内容。蜴形纹饰青铜卣出土共三件，另两件分别出土于湖南的湘潭及衡阳，均属湘江一带地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进来之后你如何开展修复工作？有师傅带你吗？ 我们当时十个同学一起进故宫，头三年一直做复制。教我们做复制品的人算是师兄吧！一步一步学，一步一步干，三年之后才正经跟着师傅做，师傅叫赵振茂，他当时大约62岁。我们的工作先从复制开始，藉由制作复制品来锻练手上功夫。复制是一项基础能力，刚开始看着文物坏成这样根本不敢上手，可是做了复制品之后就会有手感，然后才能真正接触文物。 赵师傅到75岁以后身体状况变得不太好，在这之前，我几乎天天跟他一起工作，等于跟着他学了七八年。赵师傅即使放眼全国也是出类拔萃的，他15岁就在天桥帮人修古文物，后来在那儿有了专门修青铜器的小铺面。故宫把他招进来之后，他又跟宫里的老师傅学了八年，所以功力相当扎实。经他修复过的文物，圈外人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就像没坏过一样。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带徒弟？ 2001年我带了高飞，是我第一个学生。他性格比较直爽，干什么都往前冲，而且胳膊也有点劲儿。干这行必须有些臂力，因为复制品很大，工作时还得时时端着、来回翻动，需要有点力气。我们教学也没有什么程序，就是按日常工作来，跟着我一块儿先做复制品。  传统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传承谱系 你觉得金属修复的技术或工作形态在这些年是否改变？你这一代与赵振茂师傅那一代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依然追求“修旧如旧”。要说和老师傅比，我真不敢比，我们现在修青铜器的效果还是差他们很多。不光是师傅教诲，他的手艺还要悟；我们一直在追，但仍差了一点。虽然技术方面有变化，但是理念不变，就是要按师傅传承的老工序。所谓新的变化就是材料、工具、检测等方面都慢慢在接纳新的事物，但总的方法是不变的，新材料还是可以用老方法。不过，无论新工具、新材料再好，人的技艺水平如果达不到，掌握的经验不够多，修复效果也不会好。 “修复如旧”的理念跟西方博物馆的考古修复存在很大差异，你对此有何见解？ 我不太认可区别新旧的修复理念，我倒不是反对，只是个人不认可。我自己尊崇师傅传下来的传统，所以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做，尽量把传统的东西延续下来，所以师傅说“修旧如旧”，我就是“修旧如旧”。像是意大利有些教堂的雕像碎了，他们直接用石膏修补，什么也没随色，我个人觉得那样看着不舒服。 高飞——承接传统的新世代修复师  高飞 你们进文保科技部的时候怎么分配部门跟老师？ 我进来的时候，基本是由部门决定你跟哪个老师，如果老师没意见，就是这个老师带你。这个过程会尊重各方意见，综合考虑科组里的情况、科组领导的意见以及个人的意愿。不过，一旦确定了师徒关系，没有特殊的情况，可能就会延续20年、30年。 从故宫青铜修复技艺的传承谱系图看到有一个祖师“歪嘴于”，请为读者解说你们的传承情况。 是老一辈人告诉我们干这一行的老祖宗叫“歪嘴于”，但这个人的具体信息我就不太能确定了，有可能是当时宫里造办处的人说的，真实情况已经不好推测。我曾经问过部里的老同志，他们也说这都是口耳相传的事，不曾记录成册。其实就像青铜器修复技艺为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因为太多东西难以像正史一样写在纸上，这些技艺与传承都是靠口口相传的。 你的修复技术其实是进院之后再培养的？ 对，我们有一年实习期。一旦定好在哪个科室工作、从事什么门类以后，都要实习一年。在实习期里头，基本上不允许接触文物，例如青铜器物组，通常会让实习生先做复制品作为锻炼，积累对文物的感觉。还要练习做色，因为青铜器修复以后通常还要做锈色，所以要锻炼自己对铜色、锈色的感觉。大概一年以后正式转正，然后才逐渐在师傅的带领下，开始接触文物。 就我的经验来说，即使实习了一年，真的要修一些简单的文物，心里也还是没底。一个文物摆在面前，可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会感觉没有方向、没有方案、没有设计，更没有想法。这时就需要有师傅来带，师傅往往一两句话就能点破，这样的训练需要多年的时间，自己慢慢琢磨。一定要有这段潜移默化的时间，可能经过一两年甚至三四年，突然有一天，你会知道该这么弄或者那么弄，然后就修好了一件文物。自此以后，你就会有想法，心里有底。  青铜修复工作的状况 你是到什么时候才感觉心里有底了？ 估计至少过了三四年以后吧，而且还是一些不特别复杂的简单文物。所谓的简单，以青铜器修复来说，一是碎的比较少，二是没有形变，三是没有缺失不需补配。这类情况只需要简单的粘接、焊接就能修复。但如果一件青铜器碎了几十块，然后又有变形，铜性不好，又需要粘，又需要焊，还得做色，面对这种复杂的案例，会感觉心里有点忐忑。简单的修复可能三四年以后就可以自己掌握，但是难修的文物还是需要跟师傅一起。 还记得自己第一件独力修复的文物吗？ 我有点印象又独力修的文物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玩具“旋转吊车”。这件文物大概是2006年修的，它的造型挺有意思，看着像摩天轮，有一个手摇把，摇的话上面的小吊篮就会跟着走，上面还有跟万国旗一样的旗子。这件文物当时的玻璃片都掉了，我依据资料记载的颜色重新配上去。  溥仪的旋转吊车，图为修复前的状况  溥仪的旋转吊车，图为修复后的状况 除了青铜器之外，金属修复组负责的文物种类似乎很庞杂？ 确实很杂，不过有句话叫“万变不离其宗”，其实相关门类在修复手法与思路上有相通的地方，只不过当你面对问题时，还要根据情况想出解决办法。虽然各种文物种类很多，但是时间长了，你会有更具体的经验来处理不同材质的文物。 其实我们组主要业务是修复金银铜铁等材质的文物，像是金里面又包括各种加工工艺，像是贴金、涂金、鎏金等等，我近年对此比较感兴趣，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像是有些武备在铁上面装饰鎏金，但是史料没有详细记载这种工艺，所以现在不知道具体的用料与流程。在铁上面装饰鎏金是因为铁的刚性较好，不容易变形，所以很多武备都是在铁上装饰金的，这又是单独的一种工艺。然后还有银的工艺，皇家用器有很多银器。铜除了青铜器，还有一些铜鎏金的佛像。另外包括珐琅器也是我们负责。 金属修复组跟国外的文博单位有哪些合作？ 这两年院里面也比较关注交流的问题，2010年我去了美国和加拿大，与那边的修复人员交流新的材料、修复的工艺和方法。另外，网络很方便，我跟同事常使用网上一个国际博物馆修复联盟的论坛，借鉴国际上不同的修复方法。现在大家都能持一个很开放的态度，过去可能不喜欢泄露自己独有的技艺，但是现在不能再“藏而不露”了，国际上的一些新方法传播得很快。院里也很支持科研工作，用院里的IP都可以看许多发表的论文，对研究很有帮助。 以青铜器修复来说，美国和加拿大的方法跟你们有什么差异？ 总体而言，西方倾向于展现文物的原始状态，比如说坏了或缺了，就拿石膏补上，不随颜色，观众很容易看出文物被修过的部位。不过，我经过这次交流才发现美国和加拿大的修复理念也存在区别。例如去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看到的都是我刚说的考古修复，后来到费城艺术博物馆看见有件瓷器也是缺一块，但他们不光补了，还把颜色都随了，基本上观众看不出来有修补过，很接近故宫的修复理念。我推想这两种修复方式的差异，除了理念不同，也可能跟能力有关，有些单位有能力给观众呈现出文物完美的状态，如果没有能力做，可能就以考古修复为主。他们跟我们一样都会保留文物修复前后的对比数据，现在修一件文物都得有非常完备的档案。 你先前说新材料出现，那么旧材料是否随时间而变质？你们是否也会重修前人修过的文物？ 从修复这个行业产生的那天起，我们就不断面临着材料的问题。我这两年的心得是，当你充分掌握方法之后，决定修复效果的其实是材料，一代一代的修复工作者使用的不同材料都深深影响文物在接下来若干年的状态，选用材料必须非常谨慎。而且材料就像人一样会老化，首先得定期做修复档案，后人依据档案就会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用了什么材料。现在我们都用耐黄变、耐老化效果比较好的材料，树脂都是德国制造的，理论上可以一百年、二百年防老化。 重修是有的。大概二三十年或是三四十年前修过的文物，上面的修复材料老化就得剔除老材料重新修。修复文物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什么样的文物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经验是很重要的。 你近期在修复技术上是否有新发现？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课题——用3D打印补缺来辅助补配修复青铜器。以前在原件上补缺对文物有潜在的危险，如果改用3D打印、通过扫描仪补出来，就是无接触式的辅助修复方法。3D打印不仅可以直接打印出缺的部位，也能做复制品，用复制品去翻模会非常精准，而且基本上对文物的损失率很小，几乎为零。 金属修复组这几年扩编之后，师徒制的教学方式会发生变化吗？ 扩编是形势所迫，因为会面临老同志退休的问题。金属修复这个工作不可能短时间就能独当一面，所以必须培养年轻人，在老同志退休之前，把工艺、手法等等不可名状的事情，经由实际的工作经验延续下去，手艺才不致失传，所以现在招收比较多的年轻人，就是怕出现断档。至于师徒制度是否改变，其实不会。所谓人“多”的情况，其实也就是一个科室进来两个年轻人，师徒制的教学方式短期应该不会改变，真是大规模的进人也消化不了。毕竟文物修复本身不是一项速成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是得有一个中长期的培训过程。  王有亮与高飞合影于金属修复组工作室门前。摄影/林容伊 是否会有人因为修复工作太辛苦而离开？ 你细想想，干每一行都有每一行辛苦的地方。我觉得总体来说并不太辛苦，因为每一件文物都不一样，每一次的修复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必须不停地解决问题，还是挺有意思的。修文物就像一个破案的过程，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从中也获得成就感，所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辛苦。虽然也有人离开，但这个是双向选择的问题，一是行业选择你，一是你选择行业。并不是说离开的人可能不好，其实就是双方不合适。人选择工作，工作也选择人。 图丨北京故宫文保科技部、本刊资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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