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二战后为何能逃避战争问责？

在二战轴心国阵营中，日本和意大利都属于有王室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这两个王室在战后的境遇却截然不同。

自墨索里尼确立法西斯体制后，意大利王室就成了摆设。二战后期，意大利王室又拉上反对派来了个倒戈一击，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

而日本王室虽然同样强调垂拱而治，但实际上日本天皇对军政事务的参与度，远远超过了意大利国王。其在日本国内的威望和影响力，也是意大利国王无法相比的。日本能够在一亿玉碎的口号下，发动神风特攻，日本天皇的精神凝聚力不可忽视。

更有意思的是，二战期间，美国曾就战后对日本天皇的措置方法进行民意调查，结果70%的受访者主张问责天皇。其中33%的受访者主张立即处死，37%的受访者主张公审或终身监禁。主张保留天皇制的受访者只有7%。

日本投降前夕，美国盖洛普舆论调查机构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试，结果显示，仍有70%的受访者主张问责天皇。其中36%的受访者主张处死，24%的受访者主张处死或流放，10%的受访者主张公审。

相比之下，意大利王室从来没有激起过美国民众如此强烈的感情。

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意大利王室黯然下台，国王及其家属仓皇出逃国外。同年遭到问责的还有保加利亚国王。此后两年内，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王室也相继遭到清算。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替这几个东欧王室抱不平。

可是，日本天皇却逃避了问责。

在对国家元首进行战争追责成为主流的当年，为何问题最严重的日本天皇反而能成为幸运者？

答案就在于美国的放水。

早在战争胜负未明的1942年，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学者斯皮克曼已经指出，德日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随着德日的战败，英法的衰落，战时最强有力的盟友苏联将成为美国战后最大的地缘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以美国前驻日大使格鲁为代表的东京帮，一直在鼓吹美日合作。他们认为，未来美国需要日本作为盟友，才能有效反制苏联。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

为了确保日本有能力帮助美国，美国必须做到如下两点：

第一，不能让德国模式出现在日本，也就是要由美国一家独占日本，而不能搞多头分治。

第二，不能变更日本国体。

格鲁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适合日本国情，强行移植，必然引发混乱。混乱只能让苏联乘虚而入。反过来讲，对日本而言，废除天皇制等于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社会革命。这绝非美国式意识形态所能取代。只有苏联式的颠覆性革命意识形态能够做到。但那样一来，日本就会成为苏联的附庸。

所以，美国要用好日本这枚棋子，就必须包容日本独特的国家体制。只能小修，不能大改。削弱皇族权威是可以的，但要保持分寸。保留天皇制是重要前提。

这个观点得到了冷战之父凯南的认可，终于在杜鲁门时代成为美国的远东政策。

而要保留天皇制，就要从洗白天皇的战争责任开始。

因为如果不能洗白天皇，苏联一定会抓住这一点进行彻底的社会颠覆。到时候，日本就会陷入准无政府状态。甚至不排除出现革命的亲苏政权。这对美国来说，无异于一场地缘灾难。

所以，美国在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过程中，不仅严禁针对天皇本人的起诉，而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对皇室成员的起诉。

最著名的一个案例莫过于南京大屠杀的追责。

众所周知，当时日本的战地最高指挥官是松井石根。但当时松井石根已经六十岁，即将退役，身体健康也非常糟糕。而且兼任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的司令官，分身乏术。所以，南京攻略作战的实际负责人是裕仁天皇的远房叔父，12月2日接替松井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朝香宫鸠彦王。

松井石根（左），朝香宫鸠彦王（右）

松井石根可谓老谋深算，他已经意识到，在资讯发达、全球竞争的20世纪，再想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来镇服中国人，实在是刻舟求剑。只能激发民族主义的反弹，引来国际观感的恶化。所以，他特别提醒朝香宫鸠彦王，此战为二十世纪后，日军第一次独自进占外国首都，要借此向全球展示日本军的优良形象，并且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观感，以便日后制造更多的亲日派汉奸。

但是，这位皇叔却一门心思要扬刀立威，明确了“不要战俘”的原则，对约束军纪更是视同儿戏。

结果就是，南京变成人间地狱，城内包括纳粹驻南京代表拉贝在内的诸多外籍人士，无不众口一词怒斥日本兵兽性、野蛮。

日本战后官修的“大东亚战史”之“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分卷，虽竭力避重就轻、淡化事实，也不得不承认，“屡次发生抢劫、施暴妇女、放火等犯罪事故”。

但是，二战后，在维护皇室、保存国体的原则下，松井石根担下了所有责任。皇叔却活了下来。

在战后岁月中，朝香宫鸠彦王充分享受了日本经济腾飞带来的福利，成为知名高尔夫运动员，而且挂名“日本高尔夫球俱乐部”名誉会长，成为裕仁皇侄的亲密球友。直到1981年才逍遥辞世，活了足足94岁。

朝香宫鸠彦王故居

说起来好像是和我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差别挺大。但遗憾的是，这就是事实。这也正是司马迁写伯夷列传时就明白的道理：恶人未必有恶报，好人也未必有好报。

但是，这并不是教唆我们去做坏人，而是要去做能够主持正义的好人，即便遭遇不公也能坚持正义的好人，做好事不是为了换来好报的好人。

纵观历史，最终维持正义的还是人道，而非虚无缥缈的所谓天道。

朝香宫鸠彦王能逍遥法外，直接动因固然是美日战后互相利用的勾结。但归根结底，还是中国话语权的低落，纠凶意识的不彻底（可参考以色列的做法）。

如果好人自己不努力，整天希望所谓天道来惩恶扬善，恰恰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迷信，是懦夫的自我麻醉，是道德功利主义者的自我堕落。一旦进入道德功利主义的泥坑，最终必然是既丢失道德的高贵，又丧失功利的精明。从而在自欺欺人中日渐沉沦，每天逼自己想象坏人其实活的并不幸福。而坏人呢，其实最欢迎这样的调调。因为幸福不幸福，各自心里清楚。坏人自然也就逍遥法外，自得其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