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的作者，一般是指作品的著作权人，通常由作者自己“权威发布”，比如在著作的扉页署上尊姓大名。那位《三国志通俗演义》（后来简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氏就在版刻多处显著位置写上了自己的大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个长长的署名颇让后人感慨：
其一，在小说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家珍说”“刍荛狂夫之议”、不为所重的文化背景下，罗贯中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敢于“亮剑”，充分体现出自信、自觉的创作主体心态。
其二，他居然超前性地具有现代版权意识和学术诚性，如实地向世人声明，他的《三国演义》仅仅是“演义”——也就是通俗化翻译的意思——正史《三国志》的，不敢贪一代良史陈寿之功为己有。
在学术戒律和伦理充分成熟、普及的当下，有人大讲《三国》和玄奘而暴得名利，所讲多半依循《三国志》与《大唐西域记》《慈恩传》，版权页上反倒不提及陈寿和玄奘大师师徒的。
《西游记》的作者有点特殊，它并非由著作权人自己认领，而是后来人考证出来的。
自从清初汪澹漪考证《西游记》作者为邱处机，三百多年来赓续考证者累代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考出”的《西游记》作者的人选已经接近十人（不排除还有继续增加、“破十”的可能）。
世德堂本《西游记》这个数字虽然远少于《金瓶梅》，但比诸《水浒》《红楼》等其他说部名著则早已遥遥领先了，所以我说《西游记》（当然还有《金瓶梅》）作者的意义是用来考证的。
纵观这些考证，方法不一，立论迥异，可信度和影响力也就不可同日而语。总之，犹如九龙出水，搅得《西游记》论坛“天下大乱”，离开揭示作者真相似乎不是更近，反而变得更远了。
那么，《西游记》作者考证谁家强？何人何派的考证更具有经典性，从而经得起学术史的检验呢？
毋庸置疑，首先要提及的是汪澹漪。
《西游真诠》汪澹漪，清初《西游证道书》的笺评者。他不是什么文化名人，自称“奉道弟子”者流。
由于《西游证道书》原刊本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表述，或谓“钟山黄太鸿笑苍子西陵汪象旭澹漪子同笺评”，或谓“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证”，黄永年先生就根据两人名分高下提出笺评人当为大名鼎鼎的“钟山黄太鸿笑苍子”黄周星：“这个《西游证道书》里的评点、包括每回开头用‘澹猗子曰’名义的评语，实际上都出于黄周星之手而不是汪象旭（即汪澹漪）之所能写得出。”[1]——汪澹漪之地位卑微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现在学界普遍认可的还是汪澹漪，黄周星充其量只是一个汪澹漪笺评《西游证道书》的见证人和合作者。
然而，不可否认，这位无名道人汪澹漪识见卓越，他首提《西游记》作者为邱处机，影响深远，究其考证是非常有创意而见功夫的。
《西游真诠》序其一，立论逻辑清晰。
现在所见的最早《西游记》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本），这也是《西游记》百回本小说诞生的标志。
因为世本作者佚名，“不知其何人所为”，汪澹漪考证作者就有了最大的空间，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这是颇令后人“羡慕妒忌恨”的地方。
同时，汪澹漪认为《西游记》是一部道教经典，演绎“金丹大道”之作，所以《西游记》的作者必须由道门中人来充当。
汪澹漪崇道护教之心炽烈，然而痴狂之中不失学术理性。为了增强“证道”说的号召力，他是恨不得抬出道家开山祖师老子来。然而不行。史书有记载：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本传）
赵孟頫书《道德经》老子是周人，所著为《道德经》，又是“莫知其所终”，《西游记》所记唐代玄奘取经事迹，初刻于明代，说他是作者，明显“弄虚头”，有谁信呢？其余如张天师（道陵）、葛仙翁（洪）等道教大宗师也是同样原因，都忍痛不予采信。
汪澹漪寻寻觅觅，最后推出的是元初全真教道祖邱处机。与老子、张天师、葛仙翁相比，邱处机名气虽小些，可信度却大大增加了。
邱处机（1148-1227），原作丘处机，因讳孔子改。宋元间全真教第二代教主，字通密，号长春子。他是离《西游记》最近的道教宗师，同时他曾著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虽是同名异书，但藏之名山世人不察。
一方面，汪澹漪故意搞障眼法，隐去两书差异，另一方面又在笺评中大肆勾勒、渲染《西游记》中全真教内容，甚至不惜增插具有道教化倾向的故事章节。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拉近邱处机与《西游记》的勾连。
《西游真诠》其二，包装策划创新出奇。
为了增加“邱作”说的可信度，汪澹漪在《西游证道书》的编排上煞费苦心。他先在图书卷首安置一篇元代大文豪虞集所作《原序》，其中借衡岳紫琼道人之口点明所谓“邱处机著《西游记》”的经过，虞集盛赞《西游》为“鸿肆而灵幻”，“大《易》取象之文”。
后接《长春真君传》，宣扬其率领十八弟子历经四载赴雪山谨见元太祖成吉思汗“一言止杀”的仁德功绩。又接《玄奘取经事迹》，据《旧唐书》等史传材料另撰玄奘行状，介绍唐僧取经伟业。
虞集，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有学术名著《道园学古录》，谥号“文靖”，元代第一大文豪，号召力可想而知。加上虞《序》《长春真君传》《玄奘取经事迹》三者连环互证，给读者的感觉是再无可疑。
事实上也不出其然，从此以后，人皆谓邱处机作《西游》，“邱作”说流行三百年。[2]平心而论，汪澹漪不愧为天才（其实是鬼才）的图书策划师。
当然，“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汪澹漪费尽心机，“邱作”说的神话终究难逃破灭的命运，导致其立论“崩盘”的主要原因在：
《长春真人西游记》1、《长春真人西游记》原本被钱大昕、段玉裁发现于苏州玄妙观，其混同《西游记》的真相大白于天下；2、汪澹漪伪托虞集杜撰《西游记原序》的谎言被戳穿。
两条主客观原因都不以汪澹漪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后话，暂却按住不表。但对于他的考证立意和功夫，我们还是应该感到一些钦佩的。至今依旧有人顽固坚持“邱作”说，庶几是其明证。
其次是鲁迅先生，考证《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
20世纪20年代，鲁迅（还有胡适、董作宾一班人）开始考证《西游记》作者。与汪澹漪相比，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西游记》作者被邱处机“冒替”三百年，在坊间根深蒂固，必须先行搬开这块绊脚石。
所以，鲁迅的考证分两步走：第一步，褫夺邱处机的著作权；第二步，正面确立“吴著”说。
《中国小说史略》第一步：驳斥“邱作”说。
辩驳文献是现成的，即清人固有之诸种怀疑言论。其中主要有两条。
第一条：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自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原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3]
对此，鲁迅指出：据纪昀提供的材料，即《西游记》多明制——明代官制和官职——的事实（现据学者研究，所知《西游记》中的明制还有很多，如里长、总兵、驿丞、司狱、五府六部、钦天监、教坊司、光禄寺、长史司、典膳所等等），可知《西游记》“决为明人依托，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
可以肯定，作为明本《西游记》的作者，宋元间人邱处机明显不合。
钱大昕像第二条，来自清代乾嘉学者钱大昕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跋》：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记》（即百回本小说），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于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4]
这一条直指“邱作”说的命门，可谓一剑封喉。对此，鲁迅评价说：
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清初刻小说者，又取虞集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序贯其首，而不根之谈愈不可拔也。[5]
鲁迅像不仅明确地将百回本《西游记》小说与《长春真人西游记》区别开来，而且指出了两书混为一谈，“邱作”说这一不根之谈“谬种流传”的原因。
鲁迅据此得出结论：《西游记》系明人作品，宋元之际人邱处机不可能是作者；邱处机所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为其雪山西行游记，与《西游记》实为两书，唯书名相近而已。“邱作”说由此被推翻。
第二步：关于吴承恩的考证。
因为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对《西游记》作者史书经传不可能有所记载，鲁迅、胡适另辟蹊径，开始从各类稗官野史、文人笔记、乡邦方志等草根文献中寻找线索，终于在天启《淮安府志》发现“吴承恩著《西游记》”的记录。
天启《淮安府志》鲁迅曾揭示这一考证过程说：
（《西游记》）决为明人依托，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已皆探索旧志（即天启《淮安府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亦云然，而尚疑是演邱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6]
胡适则列出当时能够看到的文献的具体记载，为“吴著”说羽翼，计有：
天启《淮安府志》；
同治《山阳县志》；
光绪《淮安府志》；
焦循：《剧说》；
阮葵生：《茶余客话》，
吴玉搢：《山阳志遗》。[7]
其中最直接最主要的是天启《淮安府志》的两条文献：
其一，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即《射阳先生存稿》）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其二，人物志二“近代文苑”：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及群书，为诗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前一条正面记载吴承恩著有《西游记》，后一条对吴承恩生平、个性有详实记载，同时也显示比较符合创作《西游记》的实际。
这一考证得到学界广泛呼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董作宾《读<西游记考证>》，提供了更多的关于吴承恩的文献资料；赵景深撰写了第一部《吴承恩年谱》，勾勒吴氏人生轮廓；刘修业从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考出“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进一步印证“吴著”说。
《千顷堂书目》经过不断申述与传播，“吴著”说深入人心，从此以后，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几成定论，各种现代版《西游记》都署“吴承恩著”，风靡全球的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特意标出“吴承恩原著”字样。
鲁迅考证吴承恩著《西游记》，并成为大陆学界的主流意见。作为学术范式有几点值得注意：
1、运用现代学术理念和考证方法，成功利用前人文献。
鲁迅驳斥“邱作”说，主要材料来自纪昀、钱大昕。那么，当年他们为什么不能合力推翻“邱作”说呢？那是因为两人所记只是读书、访书的心得，对“邱作”说的怀疑，一是在笔记里作为调侃的笑谈，一是出现在《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校勘跋文里，都没有确立考证的目的。
而鲁迅不一样，他视考证《西游记》作者为“大学问、大事业”（借用胡适评论《水浒传》的话语），具有明确的专题研究学术目的和学术思维，并且采用了纯粹学术论文（论著）的方式来显现研究成果。
《射阳先生存稿》2、鲁迅将研究视角转向乡邦文献和落拓文人的私家文集。这种“转向”基于鲁迅对小说观念和中国小说史的深切理解，表现出现代考据的新知和卓识。
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首置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指出在中国文学传统里小说为残丛小语、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的事实，故而勾稽经史传记的传统方法无法寻觅稗著《西游记》作者的线索。
后来，白衣文人吴承恩的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于1929年发现于故宫博物院，鲁迅先生当年“倘能买的射阳存稿，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的期待[8]也由此得到印证。
3、符合《西游记》作者考证的两条基本原则。
鲁迅的考证，之所以受到学界普遍重视和接受，其主要原因是符合《西游记》作者考证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立论以原始文献的正面记载为先；第二条：《西游记》作者与藩王府有关。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所谓“正面记载”就是文献中直接指明“《西游记》为谁某所作”，或“谁某著有《西游记》”。然后，运用既有证据和考证手段或从正面详细申述、考定，或从反面予以质疑、否定。
鲁迅、胡适的《西游记》作者考证都是从“正面记载”出发，即《府志》关于吴承恩著作《西游记》的记载。
所谓“与藩王府有关”，源于以下之特殊考量。众所周知，世本作者佚名，但卷首陈元之《刊西游记序》记载了一条重要线索：
《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
很明显这三个“或曰”（猜测）共同指向藩王府，即“与藩王府有关”。陈《序》是最早的《西游记》研究一手文献[9]，其提供的信息具有最高的可信度。“与藩王府有关”由此成为《西游记》作者考证的基本原则。
《西游记考证》应该指出，鲁迅论定吴承恩的时候，并不知吴承恩曾任职湖北荆宪王府。但是天降奇书，《射阳先生存稿》发现于故宫博物院，其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明确说吴承恩晚年“有荆府纪善之补”。
当然，鲁迅对吴承恩的考证并非无懈可击。除了海外学者，国内学界也多有质疑，主要集中在：《府志》以及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都没有注明几卷几回，是否为百回本通俗小说难以质言。
所以必须承认，“吴著”说带有先天性缺陷，至少还不是完全的定谳。对此，主张“吴著”说的学者，如刘修业、苏兴、刘怀玉、蔡铁鹰等先生作了持续不懈的努力，挖掘、补充了不少新材料、新证据，遂使当年鲁迅、胡适开创的“吴著”说更趋完善。
除了汪澹漪、鲁迅两家考证，其余纷繁驳杂之诸多立论似乎要逊色不少，或根基不实，证据不确，或破绽明显，谬误充斥，未必能够等量齐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特色，有的不乏创见新意，有的即使大抵荒唐谬悠，也存有某些负面性警示意义。
《话说吴承恩》比如沈承庆先生的考证：李春芳。
沈承庆的考证理路是：《西游记》系华阳洞天主人校，在古代撰述与编校时有混淆，如遇著者佚名即以校者替而代之，李春芳号“华阳洞天主人”，所以李春芳即是《西游记》作者。
但是，世本陈元之《序》又说《西游记》出自王府，或说与藩王府有关，李春芳为有明朝著名“青词宰相”，高居庙堂，身份明显不合。那么，怎么建立李春芳与藩王府的联系呢？请看沈承庆先生的办法：
唐光禄（世德堂主）因盗印贼赃，不敢直说来源与作者，而又要表白书稿来路不凡，窃标“官板”。故对陈元之隐约透露，说个“出王侯之国”、“出八公之徒”，最后一句说：“出王自制”，以“王”印“相”，不是说得已很露骨了吗？李春芳以宰辅谥“文定”，尊称“李文定公”。王、公、相平级，唐光禄给《西游记》作者“套级”与实际相差不远，尚不辱没。[10]
李春芳画像将王、公、相“套级”是沈承庆先生的创举，他对陈《序》“与藩王府有关”的重视和遵循是值得肯定的，他的“从权”也颇显创意。
“李作”说没有成为定论，原因止在：1、校者能否等同于著者，只在两可之间，还不好确定；2、李春芳是否即是“华阳洞天主人”，尚没有可以确定的证据。
结论：即使证明李春芳与藩王府有关，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与藩王府有关”，是先决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当然，以“王”印“相”，套级是否成立，也值一问。
再比如胡义成先生的系列考证：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
胡义成作为哲学专业研究人员，于《西游记》只是“票友”，然而业余研究搞出了大动作，在《西游记》论坛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对于胡义成的考证，杨俊教授作过多番辩驳，指其——
胡义成相关论文其一，无视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胡义成连篇累牍，滥发论文，以杜撰的虚幻假象“蒙蔽高校学报的编辑、审稿者的眼睛”，而且“很多都是重复”，没有学术素养和学术含量，学风不正。
其二，无视学术史常识。诸如“邱作”说业已推翻、虞集《原序》系汪澹漪伪作等学界共识，胡义成一概置之不顾，完全自说自话，一味兜售自己的观点，毫无学术理性可言。
其三，无视宗教与《西游记》的复杂关系。《西游记》有宗教内容，但不是宗教小说，胡义成“念念于全真道的教义、思想，无视宗教与《西游记》的多元、复杂关系，完全“回到明清时代道释教徒所敷衍的所谓‘金丹妙诀’‘禅门心法’的老路”，“不啻是《西游记》研究的倒退，而且是对《西游记》文本的亵渎与毁灭。”[11]
这一辩驳，不仅指出胡义成《西游记》作者考证的缺陷，而且指擿当下学界时弊，旨在拨乱反正，整饬学风，我完全赞同。
这里，我要进一步补充指出的是：
华阳洞其一，与沈承庆一样，胡义成从世本《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入手，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视角，但沈承庆认为“华阳洞天主人”是“青词宰相”李春芳，与唐光禄、陈元之、吴承恩等世本《西游记》“当事人”有若干联系，尤其因其与吴承恩的亲密关系，可以成为“吴著”说的若干佐证，胡义成则认定“华阳洞天主人”为茅山乾元观道士闫希言，完全与上述关系人剥离开去，转化为《西游记》与全真教的关系。
而这一文本宗教内容与宗教组织（派系）的关系是不能作为考证作者的依据的。众所周知，《西游记》是中国文化宝典，三教共处，九流杂存，具有多元化文化底蕴，儒释道、抑或诸子百家，任何一方都无法以此将《西游记》揽入独家彀中。
殊不知，《西游记》神魔世界，精魅故事，其中竟掺夹不少儒家言论，我们难道可将《西游记》视为《论语》《孟子》，断定出于孔孟儒家之手？
其二，胡义成考证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人（也就是作者）是明万历时江苏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道士，既不符合“与藩王府有关”的先决条件，也没有提供闫希言师徒著作《西游记》的正面记载。
茅山择其主要代表作《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今本<西游记>定稿者》而言，洋洋万言，但通篇所论内容为：茅山来历、华阳洞天典故和闫希言生平事迹，与《西游记》完全没有关系。
即使他提出的所谓主要证据——现在茅山乾元观尚存的《乾元观记碑》，万历十八年(1590)由江本实、李合坤等人为纪念其师闫希言所立，观其引录的碑文：
余观三茅所称“华阳洞天”“金陵地肺”，盖天下第一名山，而得道之士如展上公、魏元君者甚众，独以茅氏三真君得名耳。……而观（指乾元观）创于宋时，则因真宗祈胤生，仁宗而主教事者朱自英也。乾元之设旧矣，其待希言而兴乎者。
这段碑文中根本不见《西游记》的踪影，只是指明它撰于世本《西游记》付梓前夕，胡义成却据此推断：“它实际是对闫氏师徒即‘华阳洞天主人’（创作《西游记》）的一种暗示”，“金陵世德堂本《西》书的出版，正是以闫氏师徒在金陵化缘募资作为契机和经济支撑的”。[12]
《西游释考录》，竺洪波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版。这里，没有任何文献支撑，往小里说是立论草率，往大处讲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梦呓之言。如此论文，只在对学术理性和规范的尊重上显示其负面的警示意义。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注释：
[1]黄永年：《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
[2]《西游真诠》以下各本皆题“丘长春真君作”。甚至于连力倡儒学、攘斥佛道的张书绅《新说西游记·总评》也竟说什么“忆邱长春，亦一时之大儒贤者，乃不过托足于方外”，其儒者宅心仁厚，“念人心之不古，身处方外，不能有补，故借此传奇，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云云，真是滑下天之大稽。汪氏此番“创意”影响之大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
[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第十七章《明之神魔小说（中）》。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
[7]胡适：《<西游记>考证》。
[8]鲁迅：《致胡适》（1922.8.14），《鲁迅书话》，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9]黄永年先生提出世本刊刻时间不是万历二十年（1592），而是一个甲子以前的嘉靖十一年（1532），而且世本也非《西游记》初刻本，而是“第二次刻本”，“《西游记》百回原本的初刻本是山东鲁王府刊刻的藩府本，刊刻的年代在嘉靖十一年刊刻陈序本之前，可以姑且定它为嘉靖初年。”（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西游证道书>点校前言》，《古代文献研究集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又见中华书局1998年版《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前言》），或有比陈《序》更早的文献存在。此论因只是推测，本文不采纳。又，曹炳建先生提出明人孙绪（1474—1547）《无用闲谈》一文提及西天取经，“有着重要的版本和史料价值”，当为最早的《西游记》文献。（曹炳建《<西游记>版本源流考》，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但我以为孙文所论只是“西游”故事，并非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故仍以陈《序》是最早之《西游记》研究文献为近是。
[10]沈承庆：《话说吴承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11]参见杨俊：《<西游记>研究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0页。
[12]胡义成：《茅山道士闫希言师徒：今本<西游记>定稿者》，《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