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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学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天地为观察了解的对象， 以人为依归、为服务目的，是实实在在的人本主义学问。 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 自然与人的和谐问题，包括自然间和谐、自然与人和谐、人与人之间社会的和谐，其宗旨是和谐相处，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谐是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其要求即使强调“以人为本”也是在自然、人和谐为条件的，否则肆意利用自然、掠夺自然等必然会带来自然不可恢复的破坏。 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失衡，必然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阴阳平衡”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其和谐程度是由低到高发展的，犹如由金字塔的底部向顶部发展，其平衡在金字塔中的位置越高，自然间和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度也越大，当然需要的能量也越大，需要的资源也越大；如果自然与人类存在极大的不和谐，必然破坏“阴阳平衡”，则向下寻找新的和谐平衡点。 《易经》说：“精气为物”、“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是说自然界的基本原素是气（实际是道的无极化场能量）。气于混沌状态时,天地未分,当轻清之气上浮成为天,重浊之气下沉为地时,天地始分为上阳下阴，当上阳之气与下阴之气相交媾时就化育成万物，所以气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构成“万物”这一命题，作为其核心内容。展开而论，太极为气，阴阳为气，灵物为气，八方有气，时移气转，生命体之间互相感应的信息传递也是“气”的作用。 晋代郭璞在葬书中认为：“葬者，乘生气也。”总之，一切大大小小、生生不息之物皆源于气。“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这就很明确指出,古人把人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关系,提升到天、地、人互相影响、和睦共生的高度。 周易的产生是源于自然、感受自然，并与自然相结合的必然结果；“天人合一”则是在由游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型时期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果。和谐思想在《周易》中表现为：宇宙整体是和谐而有序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天地为自然,人为自然而生,又反过来体悟和确证自然。在人与人关系上，“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保合太和”与“同人”之道。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为华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奠基作用，被称为人文初祖。黄帝陵是目前我国最宏伟庄严的帝王级陵寝，千百年来，炎黄子孙们络绎不绝地前往凭吊我们的先祖。黄帝陵成为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象征，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 谁能说，中华民族在遭受百年列强凌辱之后重新崛起于世界东方，难道不是得益于黄帝先祖开创了上下五千年华夏民族精神脉气的不朽延续吗？纵观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已成为遥远的辉煌。尽管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改朝换代、战乱灾祸，但华夏文明历经五千年而绵延不绝，不能不说是与古代风水大师们的精心策划点拨分不开的。 当我们站在历代帝王的陵寝前时，怎能不慨叹陵墓的建造与周围地理环境天然相依，地灵人杰、藏龙卧虎，夺天地之造化，现人间之精工？当我们站在北京故宫前面为那气势雄伟、横空出世、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的伟大艺术建造而折服时，可能不会想到各个朝代的都城选择都暗合采纳天地灵气的风水学原理。 广袤的中华热土虽有改朝换代、兴衰交替，但始终能维持大一统传承，其中就包含有华夏先祖们悟透天地玄机的人类大智慧，通过堪舆学的表现形式，把华夏文明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渗透到了炎黄子孙们的血脉之中的因素。古代的风水师能够为帝王的陵寝规划出那样好的理气效应，其基本精髓是体现了人与自然总体和谐的效果。
因此，求“和谐”，是风水调节的其中一项必备的关键因素。这个和谐是全方位的和谐，包括地理和谐、人宅和谐、布局格局和谐、摆设和谐、功能和谐、装饰和谐、明暗和谐、音色和谐等等各方面。
建筑风水学的核心就是天地人合一,即人与自然融合，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并指导人们的建筑选址乃至营建，其人与自然环境间和谐思想,这也是现代生态建筑学或“环境友好”建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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