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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王大人胡同迄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因明朝崇祯皇帝的太监大总管王承恩住在这里而得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座落在王大人胡同一号，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也在这里办公，故王大人胡同曾经住过许多归侨及其子女，是归侨常来长往的地方。梭罗河一家初到北京还未找到合适的房子时，就寄居在王大人胡同王纪元伯伯家中。之后，梭罗河常跟随父母亲到王大人胡同去探访他们在印尼共同战斗的老战友。 虽然王大人胡同已于1965年易名为“北新桥三条”，但，“王大人胡同”对归侨和侨二代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难以忘怀的记忆，"王大人胡同"情结永存侨友心中。 老归侨的故事（第223篇）王大人胡同文/朱亮亮（新加坡） 图/网络1953年10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旁的火车站，接到了远道而来的老婆和孩子。 我们一家四口，加上母亲从汕头带来的中年保姆阿伲，以及十几件大大小小的行李，分成好几辆三轮车，浩浩荡荡地向京城东北角的北新桥王大人胡同奔去。 离开火车站，从三轮车遮帘的缝里，我看见四周漆黑，街灯稀疏，不远处就是巨大而庄严的天安门，在黑暗里像一座沉睡中的堡垒。 路很长，天气很冷，母亲紧搂着我。踩三轮车的人使出浑身力气，使劲地踩，轮子咯噔、咯噔地转，那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王大人胡同，是一条东西方向的胡同，现叫北新桥三条。据说，王大人胡同一号，原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的太监大总管王承恩的府邸，胡同里其他的房子，住的都是他的亲属和随从。 胡同里的十号，原来的正门是在南面的报恩寺，是一个带跨院的两进四合院，坐北朝南，四合院最深处有一个大花园。不知什么时候，十号来个“向后转”，把大门开在王大人胡同。于是，我们一进入十号大门，首先看到的是花草稀疏的花园，假山假石和圆形的拱门，园里还有几棵枣树，几株丁香。 我们抵步的时候，十号大院里面已经住了几十户人家，大多数是归国华侨。其中最大的院子的三间北房，住的是新加坡归侨卢心远一家。卢心远战前是《南洋商报》主笔，战后在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教书，是父亲的旧识。我们住在他们西边跨院的一间北房，屋子长而窄，母亲用家具把屋子隔成里外两间。 王大人胡同的最东端，有几个政府机关。最东边靠北的一号，是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大院。侨委大院的面积颇大，里面有礼堂、篮球场、食堂、好几栋办公楼，还有一些小院落。附近侨务系统机关的职员，每天中午都到侨委大院的食堂去吃饭。 紧挨着侨委大院的三号，是个总有警卫站岗的红色大门，那是何香凝和他的儿子廖承志的住宅。何香凝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当时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换句话说，何香凝是新中国主管华侨事务的一把手，廖承志是二把手。 王大人胡同东端靠南的二号，是一栋新建的四层楼中国新闻社大楼，父母亲就在那里上班。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家通讯社之一。以历史的悠久和知名度来说，新华社是老大，是纯官方机构；中新社是老二，是半官方机构。 中新社于1952年9月14日正式成立，里面容纳了许多归国的华侨文化人，主要任务就是向海外宣传新中国。中新社规模不大，大约有三百多名员工。父亲在新加坡报界工作时的同事和朋友回国后，除了一些在广州之外，多数都在北京中新社工作。 父亲在的中新社图片组，专门负责拍摄、冲洗和发布一些宣传新中国动态的相片。发稿对象包括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加坡《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以及印尼的《生活报》。母亲的工作是校对和抄稿，每天要查看有多少篇中新社的稿件被登出来，因此有机会看到海外的报纸，自然对新马的动态特别留意。 我们逐渐适应新的环境。哥哥满7岁时，上了离家不远的太保街小学，我则进入了王大人胡同里的一所托儿所。那是一家全日托的学校。每天除了上课、游戏、午餐之外，孩子们中午还在学校午睡。有一天，老师在放学时告诉来接我的阿伲，说我有点发烧，回家让家长带去看医生。北京的老师说的是一口像唱歌一样的京片子，南方来的阿伲没听懂，回家什么也没说。半夜，我高烧不退，母亲连夜带我坐三轮车赶往医院。因此，北京留给我的第二印象，又是黑夜，颠簸奔驰的三轮车，外面一片漆黑，母亲搂着我，不时摸摸我滚烫的前额，心急如焚。 我们家保姆阿伲，晚上住在十号大院儿里的一个保姆间，也因此交了许多新朋友。母亲忆往事时对我说：王大人胡同十号的主人们，有些是高级干部，他们觉得我们家阿伲比他们请的缠脚的北方保姆利落、勤快，于是都打她的主意。因此，阿伲后来常常“为人民服务”，不太管你和哥哥，让你们两个人在家打架，我下班回来就得做裁判，看谁对谁错。 阿伲不久就离开了我们家，到薪金更高的地方打工去了。 我满七岁时，上了离家稍远的“二中心小学”。每天，我跟两个邻居的孩子结伴儿走路去上学。我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十号大院的卢迈，是卢心远的儿子；还有一个是叫叶连成的北京小孩。冬天时，地上结了冰，我们三人各自找来了一片小竹片，右脚踩在竹片上，左脚一蹬一蹬的，一路滑到学校。 回想起来，新中国刚成立的那几年，社会治安确实相当好，父母让7岁的我每天自己走半个小时上学，走半个小时回家，从来都不担心。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父亲常常需要安排拍一些主题相片。有一回，我被他拉去当小模特儿。那是一个春天，北海公园里桃花盛开，柳树点点绿，小山丘上还有些许残留的白雪。相片的前景是两位年轻的女画家在北海写生，后景是两个小孩在桃花林里看花、爬树。两大两小的模特儿按照要求做出不同的姿势，任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这几张相片向海外发出时，解说词是：归国华侨在祖国的美好生活。 另一个夏天，父母带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那时候颐和园昆明湖的一角围起来，可以让人游泳。母亲为我们带了泳衣泳裤和救生圈，其实也说不上游泳，哥哥和我就是浮在水面上玩儿水。父亲用自己的相机拍了几张相片，其中一张后来也向海外发了。 父亲年轻时就喜欢话剧，偶尔也在舞台上客串一个小角色，这个嗜好他一直没有放弃。 有一回，他带我和哥哥到王府井的人民剧场看儿童歌舞剧《马兰花》。记得那场演出让我大开眼界，演员们的服装色彩十分鲜艳，有歌有舞有剧，舞台布景和灯光也都十分讲究。有一幕坏老猫害死勇敢的小鸟和善良的小兰，马郎和朋友们上天入地要把它捉住，于是老猫到处窜逃，众演员从台上追到台下，在观众席热热闹闹地绕了一圈，观众跟着喊杀喊打，都乐坏了。 在我们简朴的生活里，偶尔也有比较“奢侈”的时候，那就是父亲带着一家人上馆子，去的多数是北新桥附近的小饭馆。 冬天的晚上，天黑得很早，我们通常是在北新桥的副食店买了些糖炒栗子、烤白薯，或者冰糖葫芦之类的东西，然后才去吃饭。有一回，父亲手上提了一块用草绳系着的猪肉，正要踏入一家饭馆，一个头戴白色清真帽的师傅把父亲给拦住了，说，你拿着这东西，不能进来。父亲抬头一看招牌，原来这是一家清真饭馆，连忙说，对不起，就带我们到附近另一家吃饭了。 在北京，父亲偶尔会带我们到老朋友的家坐坐。记忆中，我们去过温平在魏家胡同的家。那是一个单家独院的小四合院，温家还有两个跟我年纪相近的小女孩。温平的太太是新加坡上海书局老板的女儿，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前，温平跟父亲都参加了青训班的工作，后来也同样逃亡印尼。 另一个我们常去的是林芳声和他太太洪宁阿姨的家，在王大人胡同18号，也是一个四合院。林芳声早年在吉隆坡当过马共报章《民声报》的主编，后来曾主编《南洋商报》经济版，也在《南侨日报》工作过。 去胡愈之和沈兹九夫妇在北京的家，是比较隆重的事。胡愈之是父亲在新加坡时的老领导。回国之后，他被付以重任，他许许多多的官位职衔中，包括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老不时邀请一些南洋的归国报人，特别是民盟的盟员到他家聚餐。凡是碰上这样的邀请，母亲都会先带我到王府井东安市场的“稻香村”去，买一些糕点或卤味之类的带去。胡第的家比较大，众人吃喝谈笑之余，也喜欢拍张照片留念，而父亲往往因负责拍照而不在镜头里。 母亲工作之余会给我们做衣服，用的是她从新加坡带回来的布料。由于布料的颜色花草都比较特别，加上母亲总会在设计上变化些花样，不是东绲边西绲边，就是在肩上或裙脚加上一绺波浪，让一件简单的裙子看起来跟商店里的不一样。我在母亲无心的包装下，穿着跟别人略有不同，在学校学校里得了一个外号，叫“小华侨”。 在王大人胡同十号住了两三年后，中新社在胡同里又找了一片地，盖了新的宿舍大楼，大家叫它60号黄楼。我们也搬到黄楼旁边，骆驼脖胡同13号一个很小的四合院。父母亲被分配到两间北房，我们终于有了一房一厅。 母亲想念南方的小菜，有一年，竟自己动手做起潮州的酸咸菜。她不知去哪儿买了许多芥菜心，洗干净晾干了，就在院子里摆起了洗衣服的架势。她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把芥菜都放进一个洗衣服的大圆桶里，撒上一把粗盐，然后使劲儿的翻呀、搓呀、揉呀，直到芥菜都软了。然后再把芥菜放入一个大陶缸，加入南姜和白糖，加盖封好。十天半个月之后，就成了美味可口的酸咸菜。 在外表上，母亲极力的把自己“本土化”，她不再烫头发，把长发梳成两根大辫子。她也做一些像别人一样的深蓝色的外套，整天穿得灰灰蓝蓝的。母亲甚至把她那听起来挺资产阶级的名字“刘丽娴”，改成“刘华亮”，取自两个孩子的名字，又爱国又容易记。 每天早上，我们一家四口，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下午我们放学回来，通常在院子旁边的空地上和别的孩子玩儿。有时踢球，有时跳绳，或跳猴皮筋儿，指的是橡胶圈（rubber band），当时在北京不容易买到。 在新加坡的成舅，不时会给我们寄一些国内买不到的东西，有一回寄了好多不同颜色的橡胶圈给我。我把五颜六色的猴皮筋儿一个套一个地接起来，然后找两个小朋友一人牵一头，另一个人就可以跳了。大家边跳边唱：一个脚，踢八踢，马岭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傍晚，我和哥哥提着饭盒，到侨委会大院儿的食堂去打饭。有时我们俩也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玩一下，或跟着父亲到大楼后面的暗房，看人家冲洗相片，闻一闻刺鼻的药水味。 哥哥在太保街小学上学时，开始踢足球，到了四五年级时，已经是校友队的中锋，左右脚都能射门，功夫了得。不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哥哥在家旁边的一条干涸了的小水沟里，架起一根横木，横木上再架上一块木板，就和邻居的小朋友玩起跷跷板来。哥哥手里还抱着个皮球，木板左右摆动，一个不留神，哥哥的右手撞上了竖在水沟旁一根直插着的木桩，失去平衡摔下，结果右手脱臼骨折，疼得脸表唇白。后来邻居通知了母亲，把哥哥紧急送往医院。 哥哥右手打上石膏，吊着绷带过了好一段日子。等石膏拆了，母亲第一件事是看看哥哥两只手臂是不是还一样长，我记得哥哥听话地伸出双臂，让母亲检查。还好，哥哥的两手看不出有什么长短。 【作者简介】 朱亮亮，女，1947年出生于新加坡。3岁随父母前往中国，在北京及南方各地接受小学教育。戴过红领巾，打过麻雀，炼过钢，13岁回返出生地。1971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物理系，获荣誉学士学位。1972年加入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制作时事节目和记录片，后两度赴美进修电视制作课程。1997年至1999年出任新加坡电视机构驻中国首席代表。2000年成立点石制作公司，目前专事写作。著有《电视人随想》（1993）和《北京三年》（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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