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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先唐时期太和改制后，元氏在北朝门阀体系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 北魏新的门阀体系的确立，与太和十六年的“改降五等”和太和十九年（495）的“制定姓族”有重要的关系。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进行官制改革，改革对元氏而言意义重大，首先，元氏内部完成了一次分化，非拓跋珪子孙的元氏不再称王，与原异姓王同时降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成为普通贵族，不再享受特殊待遇；其次，孝文帝在保留拓跋珪子孙元氏宗室王位的同时，献文六王因与孝文帝关系更为亲密深受孝文帝信任和重用，地位提升，献文六王在北魏宗室中享有特殊地位，孝文帝去世后，咸阳王元禧更是“受遗辅政”，成为宰辅；再次，“改降五等”之后，北魏皇室外的鲜卑贵族与汉姓贵族爵位待遇相同，缩小了汉族与鲜卑族之间的爵位差距。
一定程度上而言，在北魏建立之后获得爵位的汉族士人地位得到提升。正如陈爽先生所言，孝文帝通过“改降五等”，逐渐确立了。为进一步缩小胡汉之别，促进门阀体制的改革，孝文帝相继进行了迁都洛阳、习汉话、改汉姓等改革。其中，改汉姓、定姓族是北魏皇族居于北朝门阀之首的重要一步。元氏成为拓跋氏的新姓氏，对于其他原胡族姓氏，孝文帝均改之为汉姓。姓氏的汉化使胡汉之分不再那么明显，此后孝文帝又下诏“制定姓族”。孝文帝此次制定姓族，将姓族划定不同等级，使其“升降区别”。同时，为进一步融合胡族与汉族，孝文帝也积极推崇原汉姓望族，通过通婚的方式促进双方的融合，孝文帝不仅鼓励胡汉望族之间联姻，还积极纳汉姓望族之女入后宫。此外，孝文帝又注意将制定姓族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规定。
此次姓族改革，进一步缩小了胡汉士族之间的差异，将二者共同纳入北魏政治体制之中，确立了一套新的门阀秩序。关于孝文帝此次定姓族，孝文帝通过“改降五等”“定姓族”确立了一套新门阀体系，使得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体系得以延续，并得到新的发展。从此，元氏成为北朝门阀体系之首，其宗室在地位擢升的同时也成为巩卫皇室的重要力量。
而孝文帝改革后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及统治秩序，正是元氏在北魏末至东、西魏之间仍能勉强维持皇室身份的重要因素。元魏后期，孝文帝确立的门阀体系矛盾不断，宗室权力的加强在得不到皇权的有效制约时便转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而使得双方矛盾丛生。在皇室与宗室斗争中，献文六王中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详、赵郡王元干、彭城王元勰、孝文五王中京兆王元愉等五王被杀。元魏宗室实力渐衰，朝政逐渐由权臣把持；
太和改制后形成的重文轻武之风使北朝世家大族分化，上层文人权贵掌控选拔官吏的权力，阻断武人晋升，文武之争愈演愈烈。北魏后期，皇权削弱，各种矛盾愈发尖锐，最终导致军事哗变，内忧外患之下，元魏宗室重新得到皇帝重用，掌握军事权力，地位虽得以提升，但对统治者已不似先前拥护。元魏末皇权旁落，出现帝位“一年三易换”的情况，其统治岌岌可危，在皇位继承上多受权臣裹挟控制。孝文帝元宏死后，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相继任北魏君主。
元诩死后无子，孝文帝嫡系后裔就此而断，继位者依次为元钊、元子攸、元晔、元恭、元朗、元修，其中，除幼主元钊和孝武帝元修，中间几位继位者皆非孝文帝直系后裔，北魏末，元氏虽为皇室，但是在皇位继承上却呈现较为混乱的局面。然而，北魏末实力最强的权臣高欢和宇文泰虽都包藏代魏之心，却不敢冒然称帝，而是借扶持元氏为帝的方式实现权力的让渡。在选立皇帝时，二者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孝文帝直系后裔。中兴二年（532），孝文帝之孙元修得到高欢支持称孝武帝，二人交恶后，元修投奔宇文泰，宇文泰先是支持元修而后又因政见分歧将其杀害。534年，高欢拥立元善见为魏孝静帝，改元天平，是为东魏；535年，宇文泰杀元修后，改为拥立元宝炬为魏文昭帝，改元大统，是为西魏，北魏正式分裂。
元善见为清河文献王元怿之孙，元宝炬为文景帝元愉之子，二人都是孝文帝直系后裔。孝文帝法统的影响虽然确保了元氏在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仍能保持皇室的身份，但元氏并未能掌握实际权力，而是成为高氏和宇文氏协调各方面政治势力的旗号。550年孝静帝元善见“禅让”于高洋，北齐取代东魏；557年西魏恭帝元廓“禅让”于宇文觉，北周取代西魏。北齐、北周的建立，结束了元氏为帝的历史。元氏不仅失去了皇室身份，其境遇在不同政权中也呈现不同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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