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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社会，如何认识绛州所代表的农耕文化和乡村价值的意义？中国的乡村将走向何处？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如何选择？集体或共同体对国民精神特质的变化究竟能不能起作用？提升农民素质，发展乡村社会，让农民参与公共事务，是否是培养其公共意识的必由之路？ 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在哪里？这些是中国农村当前面临的非常急迫而又复杂的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本书作者萧淑贞联系了北京地球村创办人廖晓义女士，希望在她的乡村实践经验中找到答案。廖晓义女士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创建了乡村建设的模式——乐和家园。乐和家园包括“乐和治理”“乐和人居”“乐和生计”“乐和礼义”和“乐和养生”等部分，建立了以村民为主体的社会教育系统，县有乐和书院、乡有乐和讲习所，村有乐和堂，期待农村的社会管理能够实现自治、共治和法治。  指尖上的新绛，古典文化在百姓的手上传承。 萧淑贞：七八年前，您基于怎样的认识开始在不同的地方转向从事整体的乡村建设？ 廖晓义：我在实践中发现，如果没有乡村治理的基础，仅仅建设生态乡村是不够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各地政府现在都重视新农村建设，但只推动硬件建设，不知道软件怎么做；知识分子高高在上，流于学术化、概念化；农民自己又不会做。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还有乡村。西方国家没有农村，有农业工人，没有农民；有农业，没有农艺。万幸的是，中国农村还没有被资本变成大农场。现在没有战乱，中国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没有成功，战乱是重要因素。食品安全如今出了问题，大家都“中毒”，是农村出了问题；我们“北京地球村”这样的组织是东西方结合的产物，正是做乡村建设的尝试。 一开始，大家以为我在空想，因为在中国社会实现突破很难。农村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也是最艰难的。令人欣慰的是，无论在方向、道路、方案还是方法方面，现实都证明，我们的探索是有价值的。在有的地方，一个村庄在两三个月内就发生了巨变。“北京地球村”提供的农村发展综合解决方案，在理论建设上花了三十年，落地经历了七八年。乡村建设走到今天，我对前途充满信心。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是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农耕文化。中国到了把价值观和实践传播到国际上的时候了，在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要的今天，希望“乐和家园”变成可以在国际上推广的模式。 绛州木版年画《福禄寿》 萧淑贞：您现在开展的乡村建设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有哪些不同之处？ 廖晓义：立足乡村，着眼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有理想，有情义，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着眼整体的现代化之路，建设富庶、公正的中国，要从乡村内生的产业和经济中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而不是“扶贫”，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思想接近。所不同的是，我们是中共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乡村建设，是在农村空巢化、环境问题突出和工业化的严重后果已经显现的背景下开展的，条件可能要更成熟一些，我们依靠政府、农民和农村社工形成合力去开展工作。人们很容易将乡村建设理解为扶贫扶弱，只做教育和环保这些单项工作，这样的理解是狭隘的。 新绛县“一村一品”交流会上的手工艺品 萧淑贞：一般将自由、平等、守信、契约精神理解为“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但在对绛州古水流域的管理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既有的契约精神。沿河各村根据土地多寡确定天数，轮流浇灌，有几个村庄“期未到不敢先；既过，不敢复，重私约甚于重官法”。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公民自觉的公共管理方式，现代社会所需的契约精神原本在农业社会的泥土中也能滋生，并顽强地发挥作用，成为建设有序社会的重要因素。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廖晓义：农村为什么穷，村民的生计为何起不来，因为他们个体太弱小了，没有力量跟市场竞争，被各种各样的中间环节挤压到底层，一年辛辛苦苦，到头留不下什么。村民组织起来，建立产业品牌，就可以在经济上逐渐强大。还可以发展公共经济和生态经济，建立公共基金，分摊公共服务，培育公共精神。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管理有序的合作社对农村和农民都意义重大。 契约精神一定是在团体组织中产生的。我们对农民“愚贫弱私”的印象根深蒂固，但梁漱溟不这么看，它在农民身上看到的是“向上之心强，相与之情厚”的中国精神，他们内心的公益性只是暂时被遮蔽了。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吗？“互助会”激发了他们内心对于自主、自由的渴望。有的地方的农民天天参加活动，冒着雨、打着手电筒、扶老携幼地去看社工为他们拍的照片，这就是梁漱溟先生在《人心与人生》中反复强调的“人的自主性”。人如果没有自主性是很可怜的，乡村建设的重点也是唤醒农民的自主性。是这些村民，这些事情教育了我，我没有他们那么坚强，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农民给了我力量。 新绛县“一村一品”交流会上的农产品 农民还保留着很强的社会性，彼此很亲热，一个村里的人就像是一家人，可以在一口锅里吃饭，他们能做到“不独亲其亲”。我们觉得这种关系很落后，AA制才先进，其实是城市人异化了。人类的迷惘在于不知道整体的力量，一个民族同样如此。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乡村社会不是社会团体，而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不利于个体生存发展。 文化本身是有力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都是容易被忽视的文化力量。关注基层社会，通过社会细胞模式进行建设和改造，修复乡村社会。文化的力量很强大，我们用文化改变了机制，再用机制改变生活。基层社会瓦解了，农村社会瓦解了，根基就不稳定。社会才是基础，经济是第二位的。西方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而中国有，而且是严密的社会。中国的希望在农村，在农民身上。在新绛这样农耕文化和经济发达的地方进行乡村建设的基础要好一些。 新绛县绛州皮影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萧淑贞：从契约精神可以延伸出来自觉和自治，契约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自觉，乡村的自觉自治是通过公共生活实现的，公共生活是否是实现乡村建设和农村治理的必由之路？可能性如何？ 廖晓义：只有分担、参与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才能培养公共精神和责任感，很好地做到自治和自我管理。“乐和教育”贯穿两个重要特质：一个是公共性，一个是精神性，不止是中国，整个人类和现代文明缺少的就是这两点。太个体化和太物质化是现在的两个大问题，这两点很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 公共性需要通过组织来培育，公共精神需要通过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来培育。没有公共空间就不会有公共生活，这是建设“乐和家园”的必备条件。精神生活也是这样，要有载体和空间以及营造精神生活的人，社工就是在做精神的传播和传递。青年运动的方向是走近泥土，走进乡村，年轻人自觉向善，社工可以成为践行现代社会理想的自觉向善的小团体。如果用传统文化和社会工作的方法去教育培养，村官有可能成为新乡贤。 绛州花馍面塑是新绛传统民俗文化之一 萧淑贞：现在有一个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即认为传统文化越深厚的地方，社会越保守、落后，儒家担当不了现代化的重任，这与您依托儒家文化搞乡村建设是矛盾的，您从实践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廖晓义：现代社会的“现代”如何定义？“现代化”就一定是对的吗？是西方的现代化还是中国的现代化？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是被改造了的伦理化、奴性化的文化，还是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本身？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每个人所理解的传统文化都不一样。我认为，中国文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具有向内、向上、向善三个特质，反求诸己、向上之心和互助之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乐和家园”的核心价值。“向内”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强大的自信和主动性；“向上”是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人，生命很有限，希望与更大的事业、更大的精神相连接，就是关心共同的福祉的公益之心；“向善”是不把独一无二的个体作为全部，家人、村庄、万物和历史等很多因素才构成了“我”，要与人为善，需要互补。自立、互助、公益是“乐和家园”的三个原则，在哲学上就是差异、互补、共生，在思维路向上是向内、向上、向善，这是我所理解的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 新绛澄泥砚远近闻名 萧淑贞：今天的中国其实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还在“东”与“西”的历史怪圈中经历彷徨的迷茫。在中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途径让市民、农民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廖晓义：其实整个世界普遍面临着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寻找文化的根，怎样找回自己的文化，整个民族和个体生命需要找回自己生活的根基。第二个是涉及如何可持续发展。文化传承需要教育，可持续发展也需要教育。第三个问题是关注个体组成社会的能力，简单讲就是，修齐治平，个体跟家庭、邻里、同事和社区的关系。个体如何组成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个体缺乏公共性是造成民不聊生的关键因素，加之现代科技发达，造成个体太突出，对于整体、公共的依存变弱，这一部分需要通过教育呈现出来。 新绛县传统仿古制陶工艺 这三个问题很关键。其他还有两个：以中医文化为基础的养生教育，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就谈不上养生；以生计为基础，让农民成为有道德的经济个体，将“义”与“利”合为一体。“乐和家园”的教育核心是传统文化的内容。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了，人就会明心见性，其他几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 “乐和树”比较感性地整体呈现了乐和教育的全貌。种子就是理念，下面的根基就是社会，社会上面是学习的空间，庭院、书院和大院就是过去的祠堂、宗堂和学堂。有了理念、机制和空间，还要有活动撑得住，耕读居养礼乐六个干支都是教育，而教育又不只是知识和技能，我们强调价值观和行动，强调集价值观、行动和技能于一体的整体教育。 “乐和家园”的教育模式 “乐和树”最后结出实实在在的七颗果实——乡贤、村官、乡童、社工、义工、游客和创客几个类型的学习者，教育使学习者和教育者双向受益。这棵树就是“乐和家园”的教育体系，就是学习型乡村的架构，以此构建现代的社会教育体系。 所有乡村建设的设想和目标都需要通过教育才能够实现。在社会教育创新中，教育的内容很重要，教育机制和实施方法也同样重要。乡村建设一定是政府牵头主导，社会组织扮演主体的角色，在技术上比较主动地推动。凡是乡村建设做得还有点效果的地方，一定是政府主导，角色位置很恰当。
绛州毛笔是中国传统名笔 有人说，廖晓义女士的乡建模式过于依赖在任的官员，政走人消，没有可持续性，而依靠社区自组织，有些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其实，目前的很多公益项目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范围内解决有限的问题。如果要整体性地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还是需要政府主动去推动。尽管一开始人们认为她的做法是空想，但她触及到了本质问题，选择的也是一条最难的路，如果大家认为建设现代中国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廖晓义女士所走的乡村建设道路是绕不开的——社会落后不完全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的责任的确是要不断推动促进社会进步。 在新绛这样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地方，乡村到处隐藏着文化的力量，外部力量稍作引导扶持，就能让乡村焕发活力，并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下去。
新绛锅盔是当地传统小吃  作者：萧淑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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