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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維德 撰 錢稻孫與周作人，兩位大名，這裏說的不是戲目，沒有滑稽的意思。只是當年兩人命途相類，身後卻不怎一樣了。錢稻孫不似周作人多有遺稿書信留存，且少人憶述，材料欠乏，難詳考錢氏其生平。今藉周作人與松枝茂夫往復書簡，也算從側窺觀錢稻孫。 其時我爲《萬葉集精選》作序，嘗謂「錢氏概於一九三三年著手譯《源氏物語》」，今重審恐不確。錢稻孫曾與胡適就譯《源氏物語》通信，胡適時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委員長，責在編譯世界名著，錢譯《源氏》理當屬乎此項目，而胡適乃自一九三〇年擔任該職。又按浦江清日記一九三二年一月有「錢先生方整理其《源氏物語》譯稿」句，或與上述編譯事相關。保守而論，錢稻孫譯《源氏》肇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 錢稻孫雖早在三十年代便開譯《源氏》，厥第一帖卻至一九五七年方見刊於雜誌，化近三十年磨一帖，委實奇怪。但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七日，周作人致信松枝茂夫曰：「現聞在找錢稻孫譯《源氏》」。同年九月又云：「近在找錢稻孫譯《源氏》，未知能有成否」。試推「在找」二字可知，錢氏於次年所登稿，應此五六年下半年起譯的。而三十年代所翻的，殆因故散失盡矣。可能之一，即隨同過去創建的私人圖書館「泉壽東文書藏」，戰後淪落被抄亡的下場。 據文潔若記述，錢譯《源氏物語》反響很大，故「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五九年二月正式約錢稻孫翻譯《源氏物語》全書。到當年十月爲止，他只交稿四萬字。也就是說，每個月只能譯四千字」。若既有前譯的話，繁加改訂，每月必不止出四千字，輒五七年揭載的《源氏》是重譯應無疑議。 移譯《源氏物語》的志業，礙於進度過慢，「因錢君太是古板執滯，幾個月也搞不出一帖來」，終於一九六二年《源氏物語》改以豐子愷負責，其間錢氏已在譯近松門左衛門傀儡戲四目及井原西鶴說部二種，僅知至一九六三年竣事。 文潔若說，近松門左衛門的淨瑠璃「起先約人試譯了一下，並請張夢麟先生（他病癒後，改任顧問，不再編稿了）鑒定，他連連搖頭」。而《近松門左衛門選集》序中，文氏指明了，起先試譯的人是蕭蕭（伊藤克）。但文氏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始接手人文社日本文學的編輯工作，此前的情況，反見諸周、松枝二氏之書。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周作人致信松枝茂夫：「茲又有一事奉托：人民文學社以後擬著手譯印日本文學作品，妄思著手搞一冊淨瑠璃選，苦無參考本，聞河出書房有《口語譯近松名作集》一種，乞費心代購一冊」。照此看來，最初近松門左衛門劇作意在由周作人迻譯。 松枝氏於二月十六日答書曰：「《近松》（河出國民文学）はまだ出ません。淨瑠璃本は、新刊本は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さがしてみます」（《近松》［河出國民文學］尚未出版。淨瑠璃臺本似無新刊，然試爲搜之）。 根據同年七月七日周作人信得知，人文社後找來「傅仲濤譯『淨瑠璃』」。文潔若說的「近松門左衛門的淨瑠璃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譯者」，已是一九五八年的事，當中選改譯者幾何失考。 無獨有偶，翻譯井原西鶴最初物色的人選亦周作人。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周作人與松枝茂夫書謂：「現受囑譯西鶴物，擬先試譯《一代女》，需用text，岩波之日本古典大系中《西鶴集 上》或朝日新聞社古典全書之中，有無適當之本，望費心擇取一種爲幸。此種text以注釋詳明者爲佳，祈斟酌定之」。 同年四月七日，松枝茂夫返書：：「西鶴の注釈書は戦後色々出て、現代訳も何種かありますが、岩波の古典大系が最も新しいだけに一番詳しいようですから、近日中にお送りいたします」（西鶴注釋書籍於戰後紛出，現代譯本亦有數種，因岩波的古典大系爲最新故似至詳備，不日寄呈）。 同月十日，周氏去信：「因受出版社囑託，擬著手西鶴物，有力不勝任之感。需用《好色一代男》現代語譯（角川文庫）及該書原典（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西鶴集 上》），均乞費心代購」。 月底三十日，周氏言：「《西鶴集 上》如未寄出，可請不必寄予，因北京圖書館有之，可以借用」云云。 五月二十四日，「承寄下《西鶴集》，費心謝了。唯因出板社過於小心，恐怕西鶴的『浮世草子』不能出板了，以是翻譯且從緩」。 直到十月二日，周氏才重提：「以後將譯西鶴，此在鄙人實爲難事，需用語譯如角川文庫中《一代男》，最好祈代購一冊，或能爲代找『國民文學全集』中《西鶴名作集》，尤爲感荷」。 同月，時隔七日，周氏發函：「前信託購朝日之國民文學中《西鶴》，近已從圖書館中借得，故可無須矣」。遂再無談譯井原西鶴事。 由此推測，錢稻孫接譯井原，大抵於一九六〇年；而譯近松可能較之更早，肯定的是，一九六一年時錢氏已在翻近松。周作人致鮑耀明書，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道：「知擬翻譯淨瑠璃等，甚是勝業，唯此事或須多少加味戲劇才好，鄙人乃對此茫然，友人錢稻孫君受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委託，選譯近松，錢君前曾涉筆謠曲，似多文飾，似此種文體不宜於直譯也」。 與致松枝氏書信並觀，周氏所謂「對此茫然」、「不宜於直譯」語應指自己對譯淨瑠璃力有不逮。無法知悉，錢稻孫譯述是否也會參觀現代語本，但周作人論豐子愷譯《源氏物語》，言及「錢君係據原文」。今唯知錢氏所據底本皆岩波書店本，蓋與岩波家之交情不無關係。遑論與岩波茂雄通信，文潔若道：「他書架上的幾十部工具書，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岩波書店陸陸續續送給他的，所以他才能夠從事翻譯工作」；其在別處更說明「大部分是岩波書店老闆岩波雄二郎無償地贈送給他的」。返顧周氏談出版社欲錢稻孫、傅仲濤譯日本古典作品，歎「此事極好，但亦極艱難耳」。就口語來看，文氏又聞張夢麟說：「他參加過一次歡迎日本代表團的座談會，周、錢都在座。他認爲錢稻孫的口語比周作人地道而純熟」。而渡邊三男言：「周氏が日本へ留学したのは、すでに二十歳を過ぎ、留日期間も六ヵ年だったのに比べ、銭氏は、幼少時から長期にわたって日本で生活した人であったので、口頭の日本語能力も、日本人と少しも変るところがないどころか、なまなかの日本人以上に洗練されていた」（與周氏既過二十歲才赴日本留學，留日六年相比，因錢氏自幼便長期生活於日本，不消說日語會話能力與日本人毫無差別，較一般的日本人也來得利索）。無疑錢稻孫足堪勝任，其不僅講授日文，也研究語文學，更通古日文，茲不詳加舉證。 另值注意的是，周作人譯井原西鶴，選的是《好色一代女》、《好色一代男》，坐是出版社還不保能批。至於錢稻孫棄好色物，而擇《日本永代藏》及《世間胸算用》，此上多少能反映出二人的異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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