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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砖拓入新笺

 红瓦屋图书馆 2016-05-07

永明砖拓入新笺

    申闻

    文人对于笔墨纸砚的爱好,时不时流露于字里行间,知堂老人亦如是。周作人早年的日记就提及,到清道桥许广记,定刻板,用来刷印日常用笺。许广记是清末绍兴有名的刻字铺,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就是1914年寄回绍兴,由周作人交其刻板印出的。

    在《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信集》中,周氏屡次和俞平伯谈及曲园老人制笺,在致俞平伯、江绍原等人书札中,也看到他使用俞氏所赠曲园制彩笺。同时,他还数次提到,拟用家藏南朝永明砖文,制作自用笺。梁颖先生《说笺》(增订本)曾据《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统计知堂自制笺数种,计有:

    “魏景元元年清河张普残专格,庚申孟冬保固乾坤专室造笺”、“齐永明造维卫尊像铭格,民国十九年十一月煆药庐制笺”、“晋永宁元年向氏甎端格文曰万年不败向尚治作,戊午春日六通馆主仿造邮筒”笺、“中华民国二十年一月煆药庐制笺”为双钩“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衔尊佛”、“民国二十年五月苦雨斋裂”笺,作“龟鹤齐寿”方孔圆钱图案、“苦雨斋”款六行笺。

    其中,六通馆主仿造“晋永宁元年向氏甎端格文”笺,似乎不是周作人所制。按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载,永宁向尚治作砖,出于长兴彼卞山向氏墓。图案本身并不难觅,照笺上所记制作时间为“戊午春日”,即民国七年(1918)。《江绍原近代名人手札》中周氏用此笺在1931年十一月二十五,距此已十三年。另一重要原因是,并未听说知堂早年自号“六通馆主”,而杭州学者邵章(1872—1953)曾用六通馆一名,故颇怀疑此笺为邵氏所制,周作人只是使用耳。此类例证,前已有之,如潘祖荫手札中屡次出现的“一团和气”笺,据其日记所载,为汪之昌所赠,并非他自制,尽管潘氏一直热衷于制作新笺。

    不过,上文所记其余五种笺纸内,有两款托名永明,即齐永明造维卫尊像铭格笺,方格左下角有“民国十九年十一月煆药庐制笺”字样;另一款齐永明维摩尊像铭文笺,刻双钩铭文“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三行十八字,无匡格,而布局与铭格笺完全相同,左下角同样有仿宋体“中华民国二十年一月煆药庐制笺”字样,若将铭格、铭文二笺重叠映照,文与格必合若符节。周氏致江绍原函,亦曾用此二笺。

    但维卫尊像铭原石并非周作人所藏,据1933年端午节周氏作《题永明三年砖拓本》称:

    此南朝物也,乃于后门桥畔店头得之,亦奇遇也。南齐有国才廿馀年,遗物故不甚多。余前在越曾手拓妙相寺维卫尊像铭,今复得此砖,皆永明年间物,而字迹亦略相近,至可宝爱。大沼枕山句曰,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此意余甚喜之。古人不可见,尚得见此古物,亦大幸矣。

    可见,苦雨斋中只有铭文拓片,知堂据之画格、双钩文字,在1930年十一月、1931年一月先后制成两张笺纸,配成一套。四个月之后,他又设计制作了“龟鹤齐寿”古泉笺(古泉得于1915年八月)。

    至于永明砖,显然与维卫尊像并非一物。周氏于1933年四月七日得永明砖砚,制笺最早也在同年,从《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中收录周作人用“永明三年”四字砖文信封四枚,分别于1936年四月十二日、1939年一月六日、1940年十月一日、十月二十九日使用,可见制板时间必在1933年五月至1936年四月之间。

    另外,《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所收周氏用笺、信封,图案有溢出以上各种外者,如无款鱼纹(有匡)砖信封,右下角有“起明所拓”朱文方印(1936.3.15);双钩“岂明言事”四字信封(1936.7.18);晋元康鱼纹砖信封,鱼纹左侧有“晋元康砖鱼文”,“知堂拓本”字样(1937.11.22);大“寿”字砖文信封,下有“知堂手拓汉砖寿字”小字三行(1940.1.7);“大吉”砖文(亦出于砖砚)信封,右下角有“起明所拓”朱文方印(1940.2.22);“凤凰三年”四字砖文信封,左下角有“起明所拓”朱文方印(1940.4.23)。

    相同的图案在信封与笺纸上,是否能够通用,这从《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中,出现在信封上的会稽周氏摹汉熹平“汝南髡钳”砖文,同样出现在1932年三月十九日周氏致江绍原信笺上,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同年四月一日周氏致江函,所用信封与信笺均为此图案,只是颜色一红一黄,稍有区别。关于此笺之作,1932年二月廿七日周氏曾致沈启无函云:

    因计划制信纸、信封,其一可以奉告。从罗振玉所刻《恒农冢墓遗文》中影描四字,文曰“汝南髡钳”,左侧拟刻字一行云“某年某月会稽周氏摹熹平元年砖文”。其释词如下:汝南者,周也。髡者,髡已久矣。钳者,虽不见钳,然人孰不有钳乎?文有之,其自以为无钳者,其为钳弥大。呜乎,岂不信欤。此原系千七百六十年前河南某地牢城中物,今借用其字,亦颇凑巧。因此并想拜托张公去刻一印,唯牙而六朝,抑铜而汉欤,尚未决定,论理似以汉为适宜,但六朝亦复佳耳。

    果然,刻“凤凰专斋”印的张越丞,又为周作人刻了“汝南髡钳”印。东吴“凤凰三年七月”残砖,系1915年周作人在绍兴所得,用作笺纸图案,却已晚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周作人致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松枝茂夫诸家书札用笺看,他自制笺纸的高峰,就在这一时期。除了传统的木刻水印外,他也使用新出的锌版印刷技术。这在周氏1962年八月二十二日致鲍耀明信中有所揭示:

    来书欲得永明砖拓本,砖既尚存,拓本又系 自作,此系最容易之事,唯拓文字用之夕ンポ难以得到,只能暂以绢类裹棉花代之,至于适用之绢尚须寻找,故恐切急难以应命耳。旧日 以凤皇砖及永明砖拓本悉照相制为锌版,作为信封,唯近来北京纸店已不接收个人注文,故信封亦久已拂底矣。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周作人虽仍坚持使用不同的信笺给朋友写信,却不免日渐捉襟见肘,雅致的永明笺早已绝迹,不可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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