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菡
作为一名编辑，能够策划出版一部对历史有贡献的书籍，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愉快，无论克服多少困难，只要确信在一点点地接近成功，就会不懈地努力下去。数年前，当我得知尚有一批知堂老人(周作人)和古槐书屋主人(俞平伯)的手札完整保存，且未披露于世的时候，便心仪于此。
俞平伯是周作人早年的学生，毕业后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同事。俞平伯在古典文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依旧对周作人先生执师礼，未尝懈怠。周作人先生对俞平伯先生则是优礼有加，亦师亦友，遂成佳话。
周作人的信仅存1924 -1932年期间的190余封，俞平伯先生当年将之装裱起来，用册页装帧为三大本，木板夹封。每一册50 -70通信，每裱完一册，都周作人为之一跋，最后一册，除周作人的跋，还有废名和沈起无的跋或题记。俞平伯先生之所以装裱这些信，在他1929年第一次将60余封周作人先生的信装裱成册时，曾为之跋曰:“岂明师所赐书翰出没其间殆五年，虽缺脱未免，而犹裒然可以成帙。盖有天幸焉欤?今春偶尔涉念，知其久而必失也，遂检理而付装池。”陆续地，俞平伯先生将之装裱成三大册。周作人于1932年第三册裱成之际曾跋曰:“不知何年何月写了这些纸，平伯又要裱成一册帐薄，随手涂抹，殃及装池，其可三乎?因新制六行书，平伯责令写一张裱入，亦旧债也，无可抵赖。但我想古槐书屋尺牍之整理，盖亦不可缓矣。”当时将周作人先生的书札做如此保存的，大概只有俞平伯先生。同样是周作人的弟子的废名即冯文炳先生，见到这三大册书信，也不禁慨叹，记曰:“今日大风，来苦雨斋，遇见平伯，我常想到这里来遇着他，仿佛有意去拾得一个意外的快乐似的，今日平伯携了他所裱的苦雨翁书札来看，一共三册，这到又是一个意外的快乐，苦雨翁我们常见，苦雨翁的信札我亦常有之，但这样摆在一起观之，我真个的仿佛另外有所发现，发现的什么又说不出来也。”“苦雨翁”即是周作人。这三大册装裱起来的书信真是幸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坎坷，竟然完整如新地保存下来，是奇迹，也是俞平伯先生当年的苦心所致。想来周作人先生给古槐书屋主人的信还有，但都随着动荡的岁月殆尽了。
俞平伯先生给周作人先生的书信，保存至今者，时间跨度较大，自20年代至60年代，大约160封，想原来必不仅止这些，今所见者，乃劫后之吉光片羽也。这些信，基本上仍装在原来的信封中，信封上的邮票、邮戳都清晰可辨。信纸折叠处有些己经破。但因此保存下来的信封，以其独特的风格、品位，更是弥足珍贵。
周作人先生喜欢集有文字或图案的古砖，他的书房一度名为“凤凰砖斋”，就是因为曾藏有一块三国时期的砖，铭有“凤凰三年”，此系吴国年号(274)知堂老人将此砖拓片交印刷所，制成专门的信封。这样的信封还有一种，上面的拓片文字是“永明三年”，这是南朝齐国年号(485)。还有的信封上拓有古砖的鱼形图案。这些信封印好后，知堂老人分赠给朋友们，于是，俞平伯先生就用这样的信封给他的“药真师”(俞平伯语)寄信，在淡红或淡蓝的古雅的线条上面写着“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先生”。
信封己是如此出人意表，信纸更是赏心悦目。不必说荣宝斋的木刻水印十竹斋彩色信笺，不必说鲜艳的梅花笺上还有回文诗，也不必说以涵芬楼影印本特制为淡黄色的信笺，更不必说普通的八行红格信笺，单是周、俞两家独自印制的信笺，己令人叹为观止了。俞平伯先生用的信纸有一些是曲园老人自制的。俞曲园，即俞越，清朝晚期著名学者，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在苏州筑有曲园，故有是称。这种信纸正中一个圆，圆中有一人做鞠躬状，并有两行文字:“敬问起居 曲园通候笺。”另有一种，是曲园老人所画太湖石，制版印成，有篆字“曲园写草”。信末，俞平伯先生特别注明，此乃“曲园自制笺”。有一张信笺，其上印有几只栗子，信末俞平伯再记曰:“此印本系苕云世泽，以吾高祖剑花公有苕云草堂得名，不想误刻，顷已磨改。此拓本人间只二三矣。”说明这竟是俞曲园的父亲所制信笺了，距今大约百五十年了。知堂老人的信笺亦很考究，我深为欣赏的一张是绵白的纸上挥洒着浅绿色的芭蕉叶，用这样的信笺寄给朋友，那份清凉和悠闲比文字表达更有情致。
二人的书法都好，足资欣赏。知堂老人的字体自成一格，细细品味，总觉得有些魏晋风骨。无论是三言五语，还是长篇大论，那疏朗、流畅、一丝不苟的小楷，经年不变。而俞平伯先生的字体或随意、或工整，有行书，有精致的欧体小楷，尤其是特意录出赠给知堂师的诗词，一派玉树临风之秀逸气。展读这些书札，且不说研究内容，只是这些信笺、书法的儒雅之美，就足以使人心驰神往，美不胜收了。
苦雨斋和当时文化界的著名学者往来密切，在与俞平伯先生往来的尺牍中常常涉及到这些人及事，可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当时的学术界，了解新文化运动，也许还能发现一些以往所不知的史实。例如，周作人在一信中向俞平伯约稿:“近同玄同、绍原、颉刚、伏园诸人出一小周刊，将出三期……并希望暇时写小文见助，不胜欣幸。”同信中还提到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之事，这正是1924年创办《语丝》的那个秋天。说到《语丝》，仿佛都是新文学运动中的勇猛，其实不一定，周作人得知雷峰塔(五代十国时建)的砖上雕有佛像时，便问俞平伯是否有拓片，可否寄一拓片并一说明，放在《语丝》上登载。国立北平大学成立以后，曾有经费紧张问题，周作人的信中说:“听说己向文化基金(即支那基础)借定廿万，想可维持二三月乎?”又胡适做了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周作人信中说:“老博士己荣任敝院长，可为大贺，想于北大前途必大有希望，而且再一转而为极峰，亦意中事耳。”提到胡适之处还有，读者自会有所感受。1960年周作人应曹聚仁之约，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药堂谈往》，1974年结集名为《知堂回想录》在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现由敦煌出版社以《苦茶》为名再版)，其中讲到二、三十年代北大的旧事，专有一节回忆胡博士，很值得对照着读。
不言而喻，这批书札中最讨人研究的还应包括他们之间的学术讨论。关于杨贵妃之死，很成为前些时间的热门话题，而在数十年前，俞平伯就曾根据《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提出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的观点，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及有关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复信中曰:“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如此往返讨论的几封信，今天尚可看到，亦是难能可贵了。1924-1925年俞平伯曾和顾颉刚之间展开一次有关《诗经·召南·野有死麋》的讨论，周作人的信中曾评价道:“读野有死麋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他，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解作门帘，即犯此病。又他说此诗有社会学的意味，引求婚用兽肉作证，其实这是郑笺的老话，……”知堂老人提倡的是不违常情，不提倡故意穿凿，对于现在的文学创造和评论，都仍具备现买意义。俞平伯先生给知堂老人最长的一封信，达7页之多，是讨论文学批评的标准的，“所以我信文学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底，不是单独的个人底，也不是纯社会底。批评文学，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义，但也不能纯用主观上的标准。我以为批评文学——诗自然在内——有三个标准:(l)程度——感染的深浅(2)范围——感染的广狭(3)性质——善恶，或人与非人。这三个标准，应该参互地去用，不得有所偏重。”此信对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的阐述，充满了民主和人文精神，应该说是新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理论著述。50年代，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引起注意，他本人的平静淡泊，也可以从他的书信中读出来。
我很幸运，有机会翻阅这些珍贵的书札原件，两位作者在冲淡平和中，表达着他们的友情和对文化的热情，优雅的文字、信笺流淌在数十年的时光中。在影印过程中，我们尽可能采用彩色印刷，尽可能保留原件的风貌。把如此有意义的文献介绍给读者，也是一件幸事。
该书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年内即可与广大读者见面。
(本又作者系《文献》杂志总编辑)
来源：《山西档案》1999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