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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  “ 一、韩非其人其书简介 （一）生平事迹简介 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年人。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他出身于韩国王室贵族，其人大致生活在韩釐王、韩桓惠王、韩王安的时代。与李斯皆师从荀卿。其时韩国君主昏庸、权臣当道，法制不明，积贫积弱，受制于秦。韩非志大才高，思想敏锐，见识超凡，力劝韩王改革政治，富国强兵。却始终不为君主采纳，并受到了朝中权贵们的排斥。其所作《说难》《难言》诸篇，倾诉了让君主采纳自己的主张的艰难。而《和氏》《孤愤》诸篇，则反映出一个满腔热情积极挽救韩国危机的有志之士，怀揣良策，却不能为人理解的孤独、苦闷、悲愤的情怀。劝谏受阻后，韩非潜心著述，构想出一整套治国方略。其所著《孤愤》《五蠹》诸篇传至秦国，秦王嬴政大为赏识，时李斯为秦廷尉，推荐韩非。秦王为得到韩非，发兵威胁韩国。韩王令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韩非大喜，然未能重用。从《韩非子》第一篇《初见秦》中陈述秦昭襄王时采用连横之术的史实来看，韩非也有想借秦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愿望。然其第二篇《存韩》又力劝秦王暂时不要攻韩，存韩对秦有益无害。说明韩非对韩国仍怀有深情。李斯自知才学远不及韩非，故怂恿姚贾向秦王进言，言其《存韩》一篇，心怀韩国，不可重用，且不可纵之为后患，不如杀之。秦王遂将韩非押入大牢。李斯知秦王精明，万一醒悟过来，不仅不能杀非，且恐祸及本身。遂派人用毒药酒送非，逼其自尽。“非欲自陈于王，不得见。”秦王后果然醒悟，使人赦非，然非已死。  （二）《韩非子》简介 《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与今存篇数同：《初见秦》《存韩》《难言》《爱臣》《主道》《有度》《二柄》《扬榷（一作“權”）》《八奸》《十过》《孤愤》《说难》《和氏》《奸劫弑臣》《亡征》《三守》《备内》《南面》《饰邪》《解老》《喻老》《说林上》《说林下》《观行》《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体》《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难一》《难二》《难三》《难四》《难势》《问辩》《问田》《定法》《说疑》《诡使》《六反》《八说》《八经》《五蠹》《显学》《忠孝》《人主》《饬令》《心度》《制分》 其中《解老》《喻老》两篇，有选择性地对《老子》一书中部分章句，进行解说阐发，是最早解说老子思想的文献。《说林上》《说林下》《内储说上》《内储说下》《外储说左上》《外储说左下》《外储说右上》《外储说右下》，为作者采集的民间传闻、寓言故事，可能是作者为论说、劝谏而提供的形象化论据的素材。《难一》《难二》《难三》《难四》是一组驳论文，通过驳斥前人的言行，展示自己的观点。原为一篇，以其过长而截为四篇。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如：《爱臣》论君主对身边宠爱之人过分信任依赖的恶果。《主道》借鉴了老子“人君南面之术”的思想加以改造，为法家主张君主要以“术”为法治手段的主要篇章之一，基本上是用韵文写成的。《扬榷》内容与《主道》类似，思想更为深刻，文风更为犀利。《二柄》论君主要掌握好赏与罚二种权力，决不能让臣盗用。《亡征》列举国家即将灭亡的四十七项征兆。《饰邪》论君主当识破奸臣伪装，不能容忍臣僚朋比为奸，内外勾结。《难势》以辨难的形式讨论君主恃势的问题。《问辩》以问答的方式讨论战国时盛行的论辩游说之风，提倡君主专制，禁止私学。一尊于法。《八经》提出人主可以经久适用的八条政治原则。是韩非法、术、势思想的纲领。《显学》即是政论文，也是具有学术史性质的论文。其所言显学为儒、墨两家，论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此篇历来为学者所重。《五蠹》为韩非法家学说的代表作。其篇名之意是论五种人如同蛀虫，是对社会国家无益有害的人，应该一律清除，这五种人是：儒家学者、纵横家、游侠、工商业者，君主宠爱的心腹小臣。进而提出重农尚武、以法治国的主张。本篇还批评了儒、墨两家“法先王”，如“守株待兔”一样的可笑，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政治主张。 关于《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如《初见秦》《存韩》《解老》《喻老》《主道》《杨榷》《饬令》《有度》《忠孝》等篇，皆有人提出过质疑。但也很难成为定论。各种迹象表明，韩非学说后来确为秦王朝所重视，其书在秦时当保存完好。刘邦攻进咸阳，丞相萧何入关后第一件事就是搜集秦国的图书文集。所以，直至刘向校书，《韩非子》被篡改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其中个别文章或经后人润饰，或有他人文章掺杂其中，这在古籍当中都是难免的。 👈 二、韩非学术思想之渊源  （一）荀子的学术思想的影响 尽管韩非与其师观点多有不合，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然荀子的“尊君”思想、性恶论、兼用霸道之长、礼法并重、天道自然、重实效的思想，甚至荀子的文风，都在韩非著作中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二）批判地继承了 “早期法家”的思想 韩非批判性地继承了商鞅的“法”、慎到“势”、申不害的“术”，吸收其思想的精髓，又有发展、完备。并且强调三者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法是基础，术是手段，势是保障。 （三）对老子哲学思想的吸收、充实、发展、改造 《解老》《喻老》两篇，表明了韩非对老子哲学的重视，《解老》尚重在阐释、发明老子的思想，而《喻老》则将老子哲学思想加以改造，为其法家思想服务。另外，《主道》《杨榷》等篇中，也体现出韩非利用道家思想，论述“君人南面之术”的政治哲学的思想。 此外，名家、墨家乃至于儒家的思想，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和借鉴。 👈 三、韩非子主要学术思想  （一）以历史经验为据 韩非认为孔、孟一生以仁义之说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苦心劝说，一无所成；而管仲相齐、子产相郑，李悝相魏，吴起相楚，商鞅相秦，都以法治国而取得了成功。 （二）时变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韩非认为时代在发展，社会的状况也有所不同，治理社会的措施也不能一个模式。“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而“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罚而不免于乱。”说明“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五蠹》）故“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他认为儒、墨、道泥古不化，他们提出的解决社会的方案都无异于“守株待兔”。 （三）世治不能寄希望于明君 “夫糟糠不饮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五蠹》）“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其犹待梁肉而救也。”“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难势》）韩非还批评儒、墨两家倡导的“法先王”，是对上古之世的无知。尧、舜的所谓禅让，并非是品德高尚，而是一种解脱：“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五蠹》）更何况尧、舜的事迹，诸家说法各异，“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显学》）将治世寄希望于明君，不如托之于法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 （四）法治是顺人性而为之 韩非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韩非虽然没有讨论人性之善恶，但他认为人是自私的，皆有趋利避害之心。他认为雇主与被雇佣者，君臣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都是利益的关系。“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备内》）“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通“赐”）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外储说左上》）“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为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难一》）“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六反》）“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外储说左上》）“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备内》）韩非还将母爱与严父相比，以父母之爱子与官吏与其子无爱相对比，而实际效果却是子听父十倍于母，听官吏万倍于父母。以此说明仁爱感化之效果远不如法制威严所收到的奇效。“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五蠹》） 韩非与其师不同，他并没有改造人性的兴趣，而是要充分利用人性的自私、趋利避害的特点，以严刑、重赏为手段，才能取得预想的政治效果。他甚至说“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外储说右下》） ↙ 综论：  韩非主张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相融无间。一国之君要有绝对的权威，运用权术驾驭臣民，推行法治，才能富国强兵，以求得在兼并战争中，占得先机。在韩非的观念中，权势强于道德，武力胜过仁义。民众是愚昧的，统治者只须顺其趋利避害的性情，运用赏、罚来引导其按统治者的要求去做，即可达到天下大治。其中有些观念明显是不可取的，但在战国末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又是令人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现实。韩国多年积弱积贫，被强秦所牵制。这样的现实，深深地刺激了韩非，所以，在他的心目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仁义道德，说起来温情美好，但却虚幻而不实用。所以，韩非只重现实的迅速富国强兵而不为后世长治久安着想。韩非的学说，得到了秦王赢政的赏识，是不奇怪的，因为它极有利于专制独裁的统治。不过，按韩非的人性观，君主亦为自私自利之人，那么，君主有了绝对的权威，不加以节制，会不会走向大奸大恶的道路上去呢？极权政治，难免覆亡的命运。秦的二世而亡，证明了这是一条铁律。故汉高祖刘邦接受了陆贾、叔孙通等儒生的建议，废暴政而取儒术。不过，只要专制体制不变，封建帝王就不可能完全抛弃韩非的学说，只不过是明儒暗法而已。所以，秦以后两千余年，表面上一直宣扬以儒术治国，而广大民众却始终处于被愚弄的境地，屈从于专制高压之下，而孟子的仁政学说，却一直被高悬于理想的天上，从未得以真正的落实。韩非的确有轻视民众的意识，但是，他也一再强调，法治是为了“防奸于未萌”。从本质上说他还是爱民的。他的《亡征》篇，列举四十多种国家灭亡的征兆，其中就含有统治者奢侈腐败，无限止地使役百姓，杀戮无辜，穷兵黩武之事。而且每例举一事，都缀上一句“可亡也。”警戒意味十足，可惜后世帝王只热衷于暗用其势、术理论，而没有注重他的这些警示。 今人反思历史，尽管我们对韩非学说所产生的恶果会深恶痛绝，但我们也不能以大奸大恶去评价韩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而只能探讨其学说的负面影响，而力求消除其毒素。梁启超评韩非说：“以形式论，彼辈常保持严冷的面目，诚若秋霜肃杀之气，以精神论，彼辈固怀抱一腔热血。”（《梁启超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法家一直被人认为是缺乏温情，刻薄寡恩，但是，另一方面，也含有执法严明，用法公正、公平的意识。韩非所说的法治与当代法治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其中是否有一些值得今人借鉴的内容呢？此外，韩非处于战国末年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崇尚实力，而认为讲仁义道德不实用。如果我们在不否定人提高思想品德境界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再注重发展实力，是不是也是硬道理呢？陈启天评曰：“当战国时，诸子百家争鸣，而最合其时势之显学，厥为法家，法家之集大成者，当推韩非。”（《韩非子参考书辑要·自序》，中华书局，1945年，第1页。）韩非所揭示出的人性，大多是阴暗冷酷、虚伪娇情，勾心斗角，自私自利的，有的例证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弊，但是，他所说的这些社会现象也不可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冯振评《韩非子》是“药石中烈者，沈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失当，立可杀人。”（《韩非子论略》）指出其学说的两面性。今人用其所长，去其所弊，韩非固不失为古代具有独特见解的杰出思想家，其学说之精华自可为今人所用。 附：《韩非子》主要参考书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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