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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渊明的祖先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在全国各地倡导玄学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许多都具有孔子儒家、老子道家、佛家三家的思想。陶渊明也不例外，他的思想虽以儒家为本，但一生的行径却又淡泊名利，喜独坐静思类于道家，有些地方还受佛家学说的熏陶。但是，陶渊明的道家思想，除深受时代因素之影响外，也秉承了父母两系的血统遗传。他的《归去来辞》序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自然之本性，于其先祖中，一一可见。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命子诗》还详细叙述了他的父辈家世，说他的远祖曾是汉初功臣陶舍及丞相陶青，曾祖为晋之陶侃，长沙郡公，功业彪炳，但功成不居，实非一般热衷于名利之人可比。祖父陶茂“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命子诗》说陶渊明的父亲淡泊名利，喜欢到各地风景名胜的地方去游玩，做官时忠于职守，从不为一点私利而贪赃枉法。可见陶氏先祖皆为尽忠职守，但不求名利之人。 凡此父母两系之高远质性，皆为陶公所秉承。因有此高远自然之质性，再加上时代思想之影响，故陶公平素之立身行事，亦莫不以道家思想为之依归。陶公道家思想之人生观，乃由其自然之天道观发展而来。 2．陶渊明为什么辞官 陶渊明的辞官原因，据萧统《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宋书·隐逸· 陶潜传》与《晋书·隐逸·陶潜传》所载略同。此事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学史上的一件美谈。应该说，不肯折腰“拜迎长官”的清高以及对乡里小儿的鄙视，很符合晋朝上层社会以门第自高的风气。为了理解陶渊明为何辞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督邮这个官职的职掌。据《通典》卷三十三《职官》十五：督邮为郡佐之一，“汉有之，掌监属县……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河东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又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敕之曰：‘今日始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由此我们知道，督郡属监察官，职掌监察属县长官，依法控告，鹰隼击杀，冷酷无情。陶渊明那位很著名的曾祖陶侃就曾经担任过这一官职。 3．辞官后的生活 陶渊明辞官到达他的家乡后，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4．陶渊明写诗责子 我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年至五十一岁时，膝下有五子，名字依次叫阿舒、阿宣、阿雍、阿滞和阿通。老大十六，一身懒骨，四体不勤；老二十五，不继父志，不攻书不习文；老三老四是孪生兄弟，知道傻玩呆耍夺食抢物。陶渊明一见几个不争气的孩子就大伤脑筋，一日挥笔写了一首《责子诗》：“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宝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滞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子粟。” 这首诗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把几个儿子的特点刻画得活灵活现，写儿见文，短短五言诗，充分体现了陶令对儿子有训责、有恨爱、有忧虑，也有无奈，更有一层人到暮年对晚辈的殷切期待及望子成龙而不得的怅然心情。 “可怜天下父母心”，偌大世界，古往今来，几人能外！ 5．嗜 酒 渊明嗜酒是众所周知的事。据说他在做官时，俸禄中有田地，可以自耕自食。没想到他竟不想种粮食，却要种秫，用以酿酒。后来是他的妻子力争，他才决定各种一半，既满足了自己喝酒的需求，也顾到家人生活上的需要。 自陶渊明归田以后，生活上固然能自得其乐，比做官自在。可是农村生活毕竟清苦。收成好的時候，还能「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收成不好，可能就无米下锅，更别说喝酒了。幸好有朋友照顾他，经常送粮送钱給他。著名詩人颜延之做始安郡太守，经过陶渊明家乡时，每天找他一同喝酒，临走还赠他二万钱。陶渊明把这些钱统统送到酒家存放，以便日后随时取酒。 不过，他只接受意气相投的朋友的馈赠，权贵要人对他的笼络，他会毫不客气地拒绝。有一次陶渊明几天没吃饭，病得起不來，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登门，劝他出山为刘宋王朝出力。陶渊明一口辞绝，并把檀道济送来的粮食和肉都退了回去。 陶渊明性情率真，若有人造访，家中有酒，就会拿出來共饮，若已先醉，就会告诉客人[我醉欲眠卿可去]。他不解音律，却又蓄素琴一張，琴上无弦。每有酒，他就会在琴上抚弄，以寄其意，說：[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可见其性情率真之一面。 陶渊明的曾祖是知名的陶侃，但到了他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他一生只做过四次小官，而且时间都不长，所以经济状况一直不好，甚至曾乞食，曾作乞食詩。 6．为自己写挽歌 元嘉四年（四二七）黃叶飘零的时节，已经六十三岁的陶渊明自感不久人世，写下了《拟挽歌辞》三首和《自祭文》一首。在《自祭文》中，他简要回顾自己辞官归田的一生，申述自己「匪貴前譽，孰重后歌」的荣辱观，发出生死实难的由衷感叹。《拟挽歌辞》第一首设想自己死后亲友悲痛的情景：而诗人唯一感到惋惜的却是「但恨在世時，饮酒不得足」，表现出一种「有生必有死」的达观态度。第二首从不得滿足的酒瘾承下，写到明年的新酒酿熟，自己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尝了。虽然美酒佳肴放在自己的墓前，亲人友朋立在碑旁，可是自己已回不到他们中间，这倒是件很遗憾的事。第三首从「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著笔，描述自己獨葬在远郊，。亲人们虽然还在为他哀伤，一旁的送葬人一回家却欢歌雀跃了。这样看來，对于人生死，还有什么可说的？死者把一身骸骨托付于葬身的山陵就是了。这是陶渊明告別世前的最终浩汉，旷达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辛酸。 钟嵘的詩品只列陶渊明的诗为中品，但越到后世，陶的作品越受重视。“平淡、朴素、自然”是许多人对陶诗的看法。 7．宿命论 陶渊明是一个宿命论者，正如庄子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能知天命，始能破除人世间之一切。陶公对道家这种乐天知命的宿命论，感受颇深刻，在《自祭文》说：“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即说明了他一生的处世之道，乃在于乐天知命。 诸葛亮曾对先帝刘备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了解天时、地利、人和是多么重要呀。惟达人能深悟天理，知人道犹如寒暑代谢，衰荣彼此更迭，亦似天道之运行般，纯属自然现象。所以陶公肯定的说：“穷达不可妄求。” (与子俨等疏)既然如此，又怎会为穷通而忧虑。 陶渊明除了将穷通归之天命外，又深悟人之“寿夭永无外请”(与子俨等疏)亦纯由天命而定之理。 在生死的常道中安然处之，生活虽然清苦，亦无伤道家冲虚之德也。生能安其时，死则顺其化。陶渊明所谓的“居常待尽”也就是庄子“安时处顺”之意。而由《归去来兮辞》中，更可明白的看出陶公的这层体认，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顺应造化，以“豁达乐观的人生观”的态度来应对天命，可说是彻底的“宿命论”者。因此，陶公甚至将子之不肖亦诿之天命，如“责子”诗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乃将其子俨、俟、份、佚、佟五人之不好向学，归之天命，既为天命，人亦无可奈何，惟有饮酒一舒己怀。而“神释”一诗可说是陶公“宿命”思想最明白的宣言，诗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但是“宿命”思想，虽然使陶渊明将死生祸福置之度外，可是，他终究只是个文人，而不是哲学家，同时他又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当他思及周遭之一切时，有时又不免深致感慨的说：“抚已有深怀，履运增慨然。” (岁暮和张常侍) 一面承认天运，一面又充满慨然，此即为陶公与老、庄迥异处。 8．生死观 关于生死问题，在理性上，陶公亦承认此乃属宇宙之自然现象，如「饮酒」之十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生死为天地间必然现象，故不必为命之长短计较不休，一切听任自然，故能坦然而言“早终非命促”也。又《荣木》云：“人生若寄，囗囗有时。”言人之在世，乃为暂时寄存。庄子云：“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至乐)“假借”者，不就是“若寄”的意思吗。因此，面对生死，陶渊明亦能保有一份老庄般安顺自然、不哀不乐之境，如《五月旦作和戴主薄》云：“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 生死犹如来去，此乃自然现象，故以常理待之，清贫之中，亦不失道家冲虚之德也。又《神释》云：“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泰然安顺，不哀不乐，达观至极，这不就是庄子所谓“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的最佳脚注。 但是，陶公终究非哲人，又思想兼受儒家熏陶，所以在生死问题上，也就和他的宿命思想一样，并不能完全超脱情的羁绊。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又时时透露出对生命短暂的忧虑。 “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 “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 对生死充满焦虑、悲悼、恐惧之念，与前叙“居常待其尽”(五月旦作和戴主薄)“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之态度，可说大相径庭。由于这一层情的牵制，再加上道家个人爱生贵身思想的激荡，于是，在陶公心中就兴起了及时行乐的念头，《游斜川》云：“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以斜川美景荐酒，将人间烦忧忘却，且极今日之乐，何必奢求明日。 又《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云：“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 见墓兴感，故清歌美酒，且求今日之欢，明日之事，何人能知。 又《己酉岁九月九日》云：“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乃藉酒消除一己畏死之心理。郭银田《田园诗人陶潜》一文，曾分析陶公行乐之法，约有以下诸端，第一是在大自然里求游放，第二是求可能的物质之餍足。第三是欣取天伦间的温暖。第四是追求嘉遁的快乐。 第五是摄取高贵的友情。(注12)等，陶公利用以上五种行乐方法，使自己对生命短暂的恐惧，获得暂时的舒解。 由上可知陶公对生死问题，出现理性上和情感上两种观念，在理性上他能安时处顺，不着任何悲喜之情，但在感情上，他又不免囿于生死之哀伤，难以跳出，唯有藉各种行乐方法，暂时使自己求得解脱。 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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