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彦林，来源：老程家的业余生活） 南宋官窑的发掘自南宋灭亡之后，虽然郊坛下、修内司两窑还延续烧了一段时间，但随着元代杭州临安城区不断往西北方向发展，到明代，郊坛下窑连同原来的修内司窑一起，都成了远离城区的荒凉之地。昔日热火朝天的炉窑繁忙之地，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丘陵、坟地和森林，直至地面遗迹消失殆尽。 进入1920年代，在陈万里等专家的倡导下，田野考古传入我国，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是当时最早发现的古窑址之一。1930年，日本小笠原彰真受大谷光瑞派遣，在杭州乌龟山南麓发现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时任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等人开始根据文献对南宋官窑进行多次实地勘察，并采集大量瓷片和窑具。中国当局得知情况后即派我国古陶瓷专家周仁前往实地考察研究，周仁在多次考察后写出了发掘报告并指出“乌龟山官窑可能是内窑”。叶麟趾先生1934年也将南宋官窑列入他的著作《古今中外陶瓷汇编》。1937年兼法学家和古陶瓷爱好者于一身的朱鸿达先生前往实地调查之后，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认为乌龟山窑就是南宋官窑，从而引起轰动。此后，中外专家学者蜂拥而至，一时掀起南宋官窑考古热潮，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还是米内山庸夫。但当时还未进行科学发掘，研究成果还只停留在瓷片、窑具遗存等表象。 郊坛下官窑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南宋官窑遗址 1956年、1980年、1985年，浙江省文物部门根据资料判断和偶然发现，对位于乌龟山下的郊坛下官窑遗址进行详细的大规模发掘，终于搞清楚了郊坛下官窑的工场状况，将从练泥、成型、修坯、上釉、晾干到素烧等一整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和窑场遗址、出土遗存物一起，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现在的人们，能亲眼目睹八、九百年前南宋郊坛下官窑的盛况。       南宋官窑遗址出土 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 修内司官窑 应该说，郊坛下官窑遗址的寻找、发掘都是比较顺利的，陶瓷界、考古界关于它的争议也比较少。但是，修内司官窑就不同了。与郊坛下官窑相比，修内司官窑遗址寻找颇费周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不同意见颇多，争议很激烈，至今尚存有一些争议未解决。 1930年代往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专家前往凤凰山下访古络绎不绝，但确切的窑址并未发现。大多学者仅奔“南宋官窑”慕名而来，分不清哪是郊坛下官窑、哪是修内司官窑，概念模棱两可 。例如，日本人米内山庸夫等，既到郊坛下遗址采集很多瓷片，也到凤凰山窑址采集很多瓷片，自以为找到了修内司窑遗址，在世界上极有影响的杂志、报刊发表，影响面很广，但仔细研究米内山庸夫采集的这些瓷片，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等多种多样，其中青瓷又以龙泉窑为最多。很显然，从米内山庸夫文章所述，他拾到瓷片的地方，只是杭州丢弃废瓷器碎片的城市遗址而不是窑址。《中国陶瓷史》中说：“似乎可以肯定, 米内山庸夫采集到的标本、多数不是修内司官窑的产品。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说到修内司官窑烧过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采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内司官窑标本” 。现在知道米内山庸夫搞错了，但他的书、他的图片、他的结论对世界各国专家影响深远，我国的一些老专家也被他带到沟里了。我国著名法学家、古陶瓷爱好者——朱鸿达先生，于1937年8月出版《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误把郊坛官窑遗址当成修内司官窑遗址。该书影响很大，又一次对业界造成了误导。陈万里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青瓷史略》中说：“关于修内司窑在凤凰山下这一点，三十年来经过好些人调查，都不能证实它的窑址所在。又查凤凰山下以及附近万松岭一带，由于一部分在当时就是‘大内’的地方，其中有定窑、龙泉窑，并且有黑釉的碎片，那是当时应用的物品。” 由于古代文献记载少且含糊不清，探索中又长期没有找到遗址，一些专家学者要么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要么把官窑与“哥窑”混淆，使争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例如，有的专家以叶寘、顾文荐记载中存在明显错误，判断“修内司”是官署，在官署设窑根本不可能。即使后来找到了窑址，这些专家也不承认，认为“内窑”不是修内司官窑，而是临安窑，同时根据凤凰山窑有元蒙文字，其出土器物特征与孔齐在《至正直记》中描述的特征相似，认为凤凰山窑仅为哥哥洞窑。 其实，更大的混乱还是来源于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大家知道， 经过元、明、清三朝二十多代帝王几百年的搜集，到清末紫禁城留存有数量惊人、比较可靠的传世精品瓷器，因此文物界、收藏界有这么一个传统，喜欢把宫中收藏的瓷器作为印证文献记载证据和印证出土瓷器种类、年代、窑口的标准器 。问题是，如果宫中对这些名贵瓷器甄别不清、分类不明，那对社会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乾隆年间，紫禁城曾仿效北宋宋徽宗做法，将宫中收藏品著录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岌》等书，但书中确有汝窑钧窑不分、哥窑官窑不分等现象，有的概念混淆，有的张冠李戴。现代专家学者研究发现，酷爱瓷器收藏达到痴迷程度的乾隆皇帝，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汝窑钧窑不分、哥窑官窑不分者。乾隆皇帝写了很多首关于宋代瓷器的诗，并让人将诗刻他喜欢的传世精品瓷器底部。对这些刻诗行为，业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刻上皇帝的诗后，瓷器身价更高；更多人认为这种行为破坏了瓷器的完整性和器物本身的美感，加上乾隆写诗的文采和水平都不高，整体显得不伦不类、大煞风景。更大问题是从乾隆的诗可以看出，他把宋代官窑瓷器武断地定为汝窑、钧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刻字时又把赞美这种瓷器的诗刻在了另一种瓷器上，张冠李戴，由此带来混乱。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由清室善后委员会、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前后两次组织对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分类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四种。193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的郭葆昌先生，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了研究和辑录。结合乾隆御制诗和其他文献，郭葆昌先生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时，他对参展瓷器进行了挑选与再鉴定工作，鉴定结果编成《参加伦教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一文公开刊出。郭先生在文章中又将宋代官窑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该文把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瓷器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把汝窑（民窑）、钧窑（金元之后）、哥窑（宋元之后的民窑）不加研究地定性为宋代官窑，如此张冠李戴明显受了乾隆和乾隆诗的影响。当时很多专家对郭先生的划分很有意见，例如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针对郭先生《图说》中的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质疑郭先生定断无依据，指出郭先生对同一件瓷器一会儿是官窑、一会儿是哥窑，标准模糊不清，让人云山雾罩、莫名其妙，十分好笑。但反对没有效果，木已成舟。 由于长期“ 张冠李戴” ，导致瓷器特征和标准混乱，阻碍了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找发掘，还导致修内司官窑器长期淹没在”传世哥窑器“中。 但是，峰回路转出现在1996年。1996年9月，一场洪水意外地在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狭长溪沟西端的一块平地上，冲刷出了一处古窑窑址——老虎洞窑遗址。 老虎洞窑遗址 该遗址南距南宋临安大内皇城的北城墙不足百米，距郊坛下官窑约2.5 公里。同年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2座窑炉和作坊遗址，出土少量瓷片、素烧坯、窑具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1998年5—12月、1999年10月—2001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该窑址进行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除部分地层被有意保留以外，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实际发掘面积约2330平方米，发掘5X5探方86个。完整地清理出窑址范围内的各种遗迹，包括不同时代的龙窑窑炉3 座、小型馒头窑4 座、作坊10座、澄泥池4座、辘轳基座坑12个、施釉用的釉料缸2口、开采原料的矿坑遗迹2 处，使我们可以较清楚地看到一个规模不大的窑场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流程。 老虎洞窑遗址出土的窑具 老虎洞窑址的发现和发掘，引起重大轰动。特别是对遗址清理出的窑具、瓷片进行复原后，结果更是令人兴奋。 遗址根据不同时期地层共分4层：第一层是最早期的最底层，其遗存物比较杂乱，预示在北宋时期此地是一个人们生活过的地方。 第二层发现多处瓷片坑，这些坑是因瓷器不合格打碎后集中填埋的地方。经碎瓷片复原了大量瓷器，既有碗、盘、杯、碟、洗、盏托、瓶、罐等日常用具，也有仿青铜礼器的炉、尊、觚、琮式瓶、供碗等祭祀礼器，礼器、祭器所占比例相当大，器型也很大，都使用裹足支钉烧法，相当讲究。胎色以灰褐色和褐黑色为主，釉色有灰青或粉青为主，淡雅光洁，温润如玉，布满开片，其中大开片多为长条状。这层还出土了多种窑具。这分明就是一处既生产祭器、又生产燕器的南宋小型窑场。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鼎式炉，高13、口径15、腹径15.6cm。灰黑胎较薄，施粉青釉，滋润如玉 第三层出土的瓷片较少，经复原器物有碗、盘、套盒、洗、瓶、尊式炉、花盆等日常用器，总体数量不大。与第二层比，礼器有但数量变得很少，做工略显粗糙，多用垫圈支烧，少量高档器仍用裹足支钉法，釉色、器物造型与第二层很接近。据分析，此层仍应为南宋层，似乎是郊坛下建立新窑后，此处继续烧造留下的遗迹，只不过规模减小、技术降低。 老虎洞窑遗址器物——觚，高25、口径15.3、底径9.7cm。胎骨灰黑，施青灰釉，外壁釉面有黄斑和细碎纹，内壁釉色均匀 第四层离地面最近，多处被葬坟挖墓破坏，比较混乱。没有瓷片坑，但有瓷器作坊，出土器物有碗、盘、洗、瓶、炉、鸟食罐等，尤其以洗、炉等文具和陈设瓷为多。器形小，变化较大，应是日用品。胎多为褐色或黑褐色，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较暗淡，以灰青、青泛黄为主，少量黄白，有开片，釉层薄但玻璃质感强。以裹足支钉、裹足刮釉法为主。该地层中出土多件带八思巴文“章记”或“张记”的窑具垫饼，可以确认是该时期的生产用具。八思巴文是蒙古文字，所以第四层的时期可以确定为元代，而且还可以初步认定是哥窑产品。比较有意思的是，这层还出土了唯一一件带有“修内司窑”铭文的青瓷荡箍！因为是仅此一件，可能是遗落，也可能元代时某些挖掘，造成部分遗物串层。后经专家对这件出土于元代地层的铭款为“修内司窑”的青瓷荡箍胎釉成分进行分析表明，荡箍的胎、釉都落入了南宋层瓷片的成分范围，说明该荡箍实际上为南宋时期的产品，因此这件荡箍应该被视为老虎洞窑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直接实物证明。 老虎洞窑址器物——带有“修内司窑置庚子年...匠师造记”刻铭青釉荡箍 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出土的窑具支钉 2001年6月，我国文物界召开了“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绝大多数与会专家学者根据现场发掘、文献、世界各大博物馆藏品比对分析，认为老虎洞窑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更准确地说，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地层应该就是“内窑”！ 老虎洞窑址发掘成就是令人振奋的，一些当年质疑修内司窑、内窑是否存在的专家学者，大多转向支持发掘结论。当然欣喜之余，业界也还存有一些争议，例如内窑不一定就是修内司窑、第二层年代确定依据不足等，需要更为深入地探索研究。这也是少量专家学者对老虎洞窑就是修内司窑持谨慎态度甚至质疑的原因。 本文来自《老程家的业余生活》，作者：程彦林，“品瓷中国”略微编辑修改，版权归作者所有，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观点。【 关注头条号“品瓷中国”，学不一样的陶瓷知识，了解最新陶瓷资讯！ ~点赞收藏 转发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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