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 北美安家记

“也许我留下一些东西，也许我写的诗词或者论文，你们觉得也还有美的地方。可是我那一柱鲛绡，我是用多少忧愁和困难织出来的？”

——叶嘉莹

编者按：

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也是海外传授中国古典文学时间最长、弟子最多、成就最高以及影响最大的华裔女学者。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

她与优雅美好的诗词为伴，然而她的现实生活却多遇坎坷。叶嘉莹年少丧母，中年丧女，颠沛流离，几经迁徙。1969年，在台湾执教了20年的叶嘉莹辗转美国、加拿大的多所高校，为生活、家庭、事业奔波。这是一篇回忆文章，寄托了作者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也记录了一位博学多才的女性在命运洪流中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和柔情感伤。

到了1965年的夏天，有一班台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谢师宴会，不仅邀请了中文系所有的老师，而且也邀请了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先生。我本来一向与钱校长并无任何往来，谁知那一天钱校长一见到我，就立刻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他已经与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签了交换合约，明年要把我交换到那里去教书，暑假里美国的在华教育基金会将安排我在每个周末去学习英语。我回答说我要与家人商议后再做决定。

叶先生与钱思亮校长（左二）

回家以后，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父亲和外子。他们两人都很高兴，一致支持我出去到密大去讲学。我想父亲是因为他一直有一种想法，正如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在一封信中所说的：“须通一两种外国文，能直接看‘洋鬼子’书，方能开扩心胸。”所以父亲从我小时候就教我唱英语的儿歌，又教我和弟弟学英文拼字的游戏。而且当我十岁该上小学五年级时把我送到一所教会学校去读书，就是因为那所学校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学英语的缘故。只不过世事难料，如前所述，不久以后我就因陪考而以同等学力考上了中学，于是母亲就令我直接进了中学读书。不久后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父亲既与家中音信隔绝，我对英文的学习也就中途而废了。现在要重新开始学英文到美国去教书，父亲以为这正是一个开拓学问和知识的好机会，所以赞同我去。

叶嘉莹之父叶廷元先生

至于外子则是因为他曾经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被海军关押了很久，释放出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我被邀请到台北二女中教书时，曾经向二女中提出要求，希望能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所以我到台北二女中任教后他就被安排到二女中在汐止的分部去教书了。这也是我不能峻拒二女中王校长要留我继续任教送两班同学毕业以后再走的缘故。当时台大与二女中两个专任的课业之重，把我累到骨瘦如柴，而且染患了气喘病。外子现在支持我出国去讲学，是希望一年后我可以用探亲的名义把他也接到美国去。这个愿望，他果然达到了。

不过当我把他接出来以后，当时我已经不在密西根大学而转到哈佛大学去任教了。那是因为，我在出国以前要经过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的面试，来给我面试的人是美国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Prof. James R. Hightower），海教授给我面试以后，就坚持要邀请我到哈佛去。只因台湾大学的钱校长不同意，所以我只好先到密西根大学教了一年，一年期满我就转到哈佛大学来做客座教授了。

不过海教授邀请我来哈佛大学的主要目的还不是要我来教书，而是要与我合作研究，研究的主要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协助他翻译陶渊明的诗；另一个方面则是他要协助我做一些对于中国词的研读和翻译。海教授作为出色的研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他深感到对于中国的“词”的困惑，因为“词”之为体，表面看来其内容所写的都是相似的美女与爱情及伤春和怨别的情景，似乎千篇一律，不知应该如何评价和欣赏。我与海教授的合作非常愉快，不仅在哈佛学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还与海教授一同外出参加了两次国际会议。

叶嘉莹在哈佛大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结集为《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70年代叶嘉莹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

光阴易逝。学期结束后，又延长了一个暑假，直到9月初，台湾的几所大学将要开学了，我要回台湾了。海教授极为坚持地想要留我继续合作，而我则坚持要回去。他对此不理解，以为我的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已经在这里，我为何要回去？我说中国人重视的是信义和孝道，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庭，我既不能对台湾三所我任教的大学失信，更不能把年近八旬的老父一个人留在台湾不加照顾。所以，我告诉海教授说，我一定要把我父亲接出来，才能留在北美。于是，我就坚决地回了台湾。

第二年春天，海教授就寄来了一封正式邀我到哈佛做访问教授的邀请函。父亲很愿意与我一同出去，我就替父亲办了护照，然后一同到美国在台湾的办事处去办签证。没有料想到，他们不仅不肯给我父亲签证，还把我原有的可以多次访问美国的签证也取消了。我就给美国哈佛大学的海教授写信，告诉他说我去不成了。海教授说你可以先到加拿大，然后再转来美国。父亲也同意这样做，而且父亲提出说我最好先一个人出去，办好了一切手续再接他出去。

我本来也可以不出去，就仍留在台湾继续教书，只是外子不肯回台湾，还有两个女儿也已经都在美国读书，我一个人在台湾教书实在无法供养他们父女三人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当初我离开哈佛返回台湾时曾经请海教授为外子安排了一份到俄亥俄州（Ohio State）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去教华语的工作，只不过他教了半年，就又失业了。落到现在这样的困境，我只能一个人先出去试一试了。但是如果只留父亲一人在台湾由女佣照顾，我又很不放心。于是我就邀请了在台湾大学读研究所的我的学生施淑女来陪父亲同住照顾父亲，我自己只身去了温哥华。

叶嘉莹旧照

到达温哥华的第二天，我就拿着新护照和美国的聘书到温哥华美国领事馆去办理签证。办事人看了我的证件和聘书以后说，你如果只是去美国旅游没有问题，但你拿着哈佛大学的聘书，则要回到原住地的台湾去签证才可以。我既然不能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只好又给海教授打了一个电话，把困难告诉了他。海教授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与他合作，所以他就又做了一个安排。他立刻给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系（Dept.of Asian Studies）的蒲立本教授（Professor Pulleyblank）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说目前有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在温哥华，没有拿到去美国教书的签证，问蒲教授在B.C.大学的亚洲系有没有机会。谁料想蒲教授一听竟然喜出望外，说他的亚洲系恰好有从美国逃避兵役跑来加拿大想要读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研究生，欢迎我去任教。

于是我就到U.B.C.的亚洲系去教书了。不过这原来只是一个短期的临时聘约，而且即使我明年能够去哈佛做客座教授，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不能把老父接出来随我飘泊无定地谋生。这时，就又有一位在香港的未曾谋面的热心人宋淇先生发来了一封信，说香港大学要邀请我去港大教书。

宋淇致叶先生信信封之一

正在犹疑未定之际，不承想U.B.C.的蒲立本教授竟然在圣诞节以前就通知了我将要聘我做终身教授，于是我马上告诉了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也很高兴。为了迎接父亲到来，我用贷款的方式很快就买定了一所房子。因为我能够交付的头款不多，买的是一所老房子。有两层楼，楼上楼下各有两间卧室。我决定叫两个女儿住楼上的两间卧室，父亲来了可以住楼下的一间卧室，我和外子住楼下另一间卧室。

一切安排就绪，父亲就在1969年的圣诞节前来到了温哥华。我当时非常高兴，我想我半生飘泊一世艰辛，如今总算全家团聚，可以安心在温哥华定居下来了。父亲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买的房子在第七街，隔两条巷子就是第九街，也就是被称做百老汇（Broadway）的大街，街上有各种店铺，而且这条大街有一直通到大学校园的公共汽车，我和两个女儿上班上学很方便，父亲出来逛街也很方便。

父亲的英文很好，身体也很硬朗，喜欢独自出去逛街，颇能自得其乐。更令父亲高兴的是，那时大陆虽然尚未开放，但当时的U.B.C.大学有一些从港台来的思想左倾的学生常在校园的礼堂中安排放映一些电影，如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有时也放一些新闻片如原子弹的试爆等等，父亲都看得很高兴。不过，父亲却从来不表示什么意见。总之，这一段时间父亲过得非常愉快。

叶嘉莹先生在UBC亚洲图书馆斗室

1974年摄于U.B.C.校园，长女婚礼，右二为叶嘉莹

谁知有一天外子从外面回来，说他看到了一所房子以为很好，要我再去贷款买这所房子。本来我既然已经有了终身聘书，再去贷款买一所房子也不成问题，不过他的意思却不只是买个房子而已，他是想叫全家都搬到那个房子去住。我去看了那一所房子，那里本不是一个符合一般规格的房子，是一个把地下室改装成客厅，而楼上只有一间大卧室的房子。而且楼上与楼下的连接也不是正式的楼梯，而是一个旋转的铁梯。

于是我就表示我们不能搬到这所房子去住，因为这所房子的房间根本不够住。而他竟然与我大吵大闹，全然不讲道理，每天不得平安。父亲对于我们的家事从来不加干预，但外子每天的吵闹使得全家不安。他以为，他才是一家之长，大家都要听他的。

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其实也是中国的传统。在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时，外子在产房门口听说是个女孩转头就走了。我被医生推出产房以后没有人管，躺在推行的床上在有冷空调的房间待了两个多小时。幸亏我的大女儿在病房找不到妈妈，找来找去找到了这里。我叫大女儿去找爸爸，才把我推回了病房。当夜，我觉得浑身发冷，就跟外子说：“怎么这么冷？”这话被楼上的医生听见了，马上跑下来给我打了针并吃了药。医生对我们说：“产后发烧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想，外子之不管我，也就是因为我生的是个女儿。在加拿大也是男女不平等，结了婚的女子在自己原来的姓氏之上都要冠以夫姓，所以我就只是Mrs. Chao。

当我到温哥华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后，我就开始办理把家人接过来的手续。大女儿言言最能干，自己申请转学，就从密西根州立大学转到U.B.C.大学来了。小女儿也没有问题，我替她申请了一所中学，拿到入学许可，她也就可以转过来了。只有外子成了问题，他既不是学生，也没有工作，我申请他以我的眷属身份过来，不料那位移民官说，男子才是户长，你是他的眷属，他不能以你的眷属身份过来。幸得亚洲系的蒲立本教授给了他一个“研究助理”的名义，他才能够以这个身份过来了。

他因此非常得意，觉得他才是一家之主，所以他要买这一所房子我就要服从他的决定，然后以我的工作为抵押去申请房屋贷款，每个月由我的薪水中支付归还本金和利息。而且当时结了婚的女子，在学校工作中也都是以丈夫的姓相称呼，于是大家都称我为Mrs. Chao，叶嘉莹就不见了。

叶嘉莹一家人

父亲只希望家中不再吵闹就好，所以我们全家就搬到39街来了。本来距离39街不远的41街也是一条大街，我每天就搭乘41街直通到大学校园的公共汽车去上班，只是老父亲却失去了像以前住在七街时每天自己出门到九街闲逛的乐趣，因为39街的住房要出去须要从楼上经过那一条旋转的铁梯才能出门，极为不便。所以父亲就只好囿居在楼上，由我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借些英文书来供他消遣。

父亲仍习惯于做翻译的工作，曾经利用闲暇时间翻译了一篇美国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所写的文稿，内容是介绍17世纪时西方到中国来传教的两位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事迹的。此稿译成后，我曾经寄往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希望能够在台发表。很久以后才得到他们的回音，说不准备刊出，但他们却把父亲的原稿遗失了，退寄回来的是他们重新抄录改订过的手写稿。所以我虽然一直以为父亲的书法很好，却连一张父亲的手稿也没能保存下来。

《外人笔下之汤若望与南怀仁》

D

SPENCE著

叶廷元译

父亲第二年在温哥华过年时曾经给我的小女儿写了一首小诗，不过那时在我温哥华的家中没有写毛笔字的纸笔，父亲是用圆珠笔写在一张普通白纸上的：

凡是谋生须自立，岂能事业总因人。如花岁月应珍惜，常思母爱慰亲心。

因为诗是写给小女儿的，我就把父亲的这首诗仍交还给小女儿了。我叮嘱她要把这张外公亲笔写给她的诗好好保存，而我自己也到学校用复印机把父亲写的这首诗做了复印保存起来了。多年来各处流转，我都保存着这一纸复印的父亲的手迹。谁料想复印的墨迹不能长久保存，现在这一纸复印的字迹早已经模糊不清了，而我交给小女儿自己保存的那一纸原件，她也已经找不到了。

至今写到这些往事，我都觉得对父亲有很多愧疚。而最使我难过的是，抗战胜利后父亲第二次回家探亲时，我正准备远赴南京去结婚，父亲当时可能有很多感慨。就在我临行前不久，父亲亲笔写了纪念我母亲的八首悼亡诗。我把父亲的诗装了一个框架放在母亲的遗像前面。那时古老的北平还没有复印技术，而我忙于整理行装，也未及抄录下来。

而且我自己曾以为，去南方举行婚礼以后很快就会仍然回到北平我的老家来。谁料想到，国民党败退得竟如此之快。父亲在我南下结婚后也很快就回到上海的航空公司去了，当我与父亲再次在上海相见时，那已经是国民党改革币制失败以后的危亡前夕。外子的工作单位把眷属们先行撤退，从此以后我就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等到我与父亲再次在台湾相聚，前尘往事都已经恍如隔世渺不可寻。不仅我不再记得父亲的诗句，父亲自己也已经不复记忆了。这是我最为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母亲的一件终身憾事。

叶嘉莹与父亲在温哥华合照

【叶嘉莹小传】

叶嘉莹，号迦陵，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24年生于北京。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古典诗词名家顾随教授攻读古典文学专业。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研究与普及，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为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著述甚丰，主要有《迦陵论词丛稿》《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清词名家论集》《迦陵文集》《好诗共欣赏》等。2013年10月，荣获“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2018年4月，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40位国外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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