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审判厅再行开庭，将姜某家车夫及厨役等“次第刑讯”，并曾在一次庭审中将姜某“掌责五十”，将怀有身孕的张某“掌咀二十下”，且报请官厅革去了姜某功名，准备对其严刑讯究，以获确供。 针对上述情况，《大公报》于3月30日刊发《言论·决不可再用刑讯》。文章指出：“刑讯一事，虽已行之千百年，而今日进文明，已知为必不可行，开始除之，岂可因姜不肯自承勒死，复行暂用……又将借重刑讯，必使被告承认而后已乎……虽不若前之每案皆用，而动辄复用，足使全国复入黑暗，冤狱更多也。如谓姜必不能受重刑，可得确供；岂不知姜必不能受重刑，或亦可得冤供也。须知能忍受重刑至死不承者，社会诸公其孰能之！”即使执一无辜路人，施以严刑，逼其承认勒死李氏，“即社会共知其屈，恐其人定将自承亲手勒毙。重刑之下，何求不得？” 此文介绍了欧美国家审理案件的方法，指出：“欧美文明国家，皆不刑讯，而冤狱甚少，社会所知也。犯人不肯认罪，裁判官亦定其罪而案遂结。”此文谴责了中国千百年来流行的审案方法：“裁判者毫无知识，草菅人命，有如儿戏……仵作无学问又无道德，尤不可靠。”刑讯造成冤案无数，其“黑暗野蛮之尤不堪言矣。刑讯为我往日之普通历史，今日虽尚有存，未能一旦尽绝，然不宜再长留于二十世纪渐进文明之我国中……若再一用刑讯，是放弃人格，甘自退处于黑暗、野蛮”。 4月13日，《大公报》再发《言论·废止刑讯必要之方法》。此文以“天下最无人理，反乎公道，野蛮达于极点者，孰有过于昔日之刑讯乎”一句开篇声讨刑讯，指责其为“以野蛮之官治野蛮之民一种最简便之方法”。文章指出，现在“刑讯既废，所重者惟证据”，搜查、检验方法亟须改变。改良搜查方法，学习西方刑事侦察技术和方法；改良专恃仵作的检验方法，培养使用具有医学及其他学科知识的检验人员。 刑讯逼供的审案方式流行千年，人们的观念、心态浸润其间。当历史的步伐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清廷的法制改革正在进行，新刑律草案已在1908年完成，根据新刑律，刑讯和肉刑均被废止。虽政府已做变革，法律已有新规，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实难即随之转变，遇事仍循旧时规范、习俗。于今，时光已过去了百余年，《大公报》“决不可再用刑讯”的殷殷呼吁，国人不是仍须继续倾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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