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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刑来治国，百姓就会畏惧；百姓畏惧，社会就不会有奸人；社会没有奸人，百姓就可以安心享受快乐了。使用刑法，商鞅主张重刑、厚刑，因为只有重刑、厚刑，才能使得百姓畏惧。若是轻刑，则百姓可能会无视法律。商鞅基于战国时期秦国羸弱的特殊国情、民情，制定了相应的严刑酷法政策，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实效的。它能够最快速度提高秦国的农业生产效率与提升军队建设。但是，老子说过一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再使用这个严刑酷法，就显得与国情民情脱离。长期重刑、厚刑，百姓不堪其扰，在反正一死的情况下，许多人选择了铤而走险。甚至出现了法不责众的情况，反而丧失了法律的威严。陈胜吴广起义、刘邦起义等，一大批农民起义蜂拥而上，很快就推翻了暴秦统治。可见，一味地使用严刑酷法是不行的。不同时期，要选择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乱世用重典，王道杀伐震慑，法也。”司马迁也主张：“乱世用重典，沉疴用猛药。”透过严苛的法律效果惩罚犯罪，来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朱元璋在取得天下后，则在《大明律》中加了后半句：乱世用重典，盛世施仁政。之所以要“盛世施仁政”，朱元璋是这么解释的，“圣道怀柔致远，德也。”打天下与守天下，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怎可固守严刑酷法一端。“乱世用重典，盛世施仁政”，可谓是深刻领悟了历代更迭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遇见是缘， 点亮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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