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重典治吏”，“治吏”不用说，即是治理官吏、整顿吏治；“重典”则代表诸多“严刑峻法”，或者“严厉的刑律”，简而言之，就是用诸多严厉的刑律来治理官吏。 “空印案”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朱元璋的“治吏”苛刻就好比发生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的“空印案”，其起因也仅仅只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之时，地方官吏为了提升行政效率、或者是为了徇私舞弊，往往投机取巧，事先就备有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然后等到京师以后才填上数据以供户部审核。——《明史·刑法二》 毕竟古代交通手段落后，出门基本靠腿，稍微有点资本的或许还能坐个牛车、马车什么的，这也就意味着在路上势必就会产生一定的钱粮消耗，可是这消耗提前又没办法预估。 从而也就导致地方官府如果一切都按正常流程走，即先填报再盖印的话，便有可能会造成最后的申报结果与报表数据不一致。 如此一来，布政司、府州县吏交不了差不说，还得把文书发回原地方官府盖印重审。势必就会造成大量的时间被耽误，所以地方官也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折中的办法。 而且，这种提前预备“空印文书”的办事方法，其实自元朝时期就已然存在，就像《中外历史年表》中所记载的，“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毕竟其能够明显提升行政效率不是吗？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但是在明太祖朱元璋的眼中，却赫然是把这个“空印文书”看成了地方官吏的“欺君之举”，盛怒之下也就直接导致“空印狱起，官吏下狱者数百人”，惩罚不可谓不重。——《中外历史年表》 再比如明洪武年间发生的“郭桓案”，“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明史·刑法二》 还有明洪武年间的“胡惟庸案”、以及“蓝玉案”这两个大案，同样有着“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的说法。——《明史·刑法二》 试问，这动辄就是几百、甚至数万官员的问罪事件，再加上又是明初时期，正是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之际，又如何算不上是“治吏”苛刻呢？说到这里，相信可能大家会觉得没有突出“重典”的特征，那么咱们接着往下看。 《御制大诰》示意插图（局部）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刑典，推行“重典”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面对官吏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的不良趋势，明太祖朱元璋决定亲自撰写“刑典”，并以诰文的形式向全国发布，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部分，统称《御制大诰》。 而据史料记载，其中“所列凌迟、枭首、族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顾名思义，即便只是凌迟、枭首（悬首示众）、族诛等等酷刑中的酷刑，就已然是成百上千的存在，其它酷刑的数量可想而知，至于死刑以下的刑罚条款，那更是多达上万。——《明通鉴》 而且，还不仅仅只是制定刑典，明太祖还将“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甚至还将这些刑罚条款编成了“书籍”，并广泛传播，其意思不言而喻，正是想让全天下的百姓也一并参与到对“贪官污吏”的监督整顿事务中去。——《明史·刑法一》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洪武年间的执政手段，无疑是有那么一点“以法治官”的意思在里面的。莫名跟笔者曾在序言中所说的法家思想中的那一套“严刑峻法”统治体系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难道还不算是“重典”吗？毫无疑问，自然是算的！ 那么问题来了，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要以“重典”来作为统治官员的手段呢？ 秦始皇嬴政示意剧照插图 要知道，上一个推崇法家思想，主张“重典”、且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秦朝时期的“秦始皇嬴政”，而在秦朝以后的朝代，绝大多数推行的都是“阳儒阴法”的“仁政”统治体系。 顾名思义，就是以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仁政”为主，同时辅以法家思想中的“以法治国”理念，虽然同样有法家思想的存在，但“阳儒阴法”是绝对不会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直接就把“法家思想”放在明面上来，更别提刑罚还这么重了。 另外，于公元前221年宣告建立的秦朝，在封建历史上仅仅绽放了十几年的辉煌，便于公元前207年宣告覆灭，其覆灭原因亦是与“法家思想”那一套“严刑峻法”统治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点明太祖朱元璋不可能不知道。 这也就足以证明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会“重典治吏”，定然不是因为他本身想要推行“重典治吏”，而是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用意。 朱标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朱元璋将“重典治吏”视为“权宜之计”事实也确实如此，对明太祖朱元璋而言，他之所以会推行“重典治吏”，其实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正如洪武十年（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曾对皇太子“朱标”说过这样一句话，“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惑于邪佞，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断不牵于文法。”——《明史·列传第三》 大家可以着重注意下“惟仁不失于疏暴”这句话，顾名思义，就是教育朱标在执政时要恪守本心推行“仁政”，其所能得到的收获是绝对是要大于“暴政”的。 并且从时间上来看，这时候距离明太祖撰写“刑典”的时间还有将近“八年”。这也就意味着在明太祖“撰写刑典”之前，就已经有了推行“仁政”的理念。 建文帝朱允炆示意画像插图 再比如洪武末期，明太祖朱元璋还曾对皇太孙“朱允炆”，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说过这样一句话，“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明史·刑法一》 以上种种案例，无疑就足以证明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其主张的确实是“重典治吏”统治手段，但结合“惟仁不失于疏暴”，以及“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这两句话来看。 也完全足以证明明太祖之所以主张“重典治吏”，属实非他本身意愿，而是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他不得不暂时主张“重典治吏”，将其作为一个“过渡”的权宜之计。 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就是朱元璋口中的“乱世”了。 元末农民起义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朱元璋乱世起家，需整顿“元末弊政”遗留问题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是乱世起家，是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参加且带领了元末农民起义以后，才最终于公元1368年在应天府称帝，建立了明朝，洪武便是明朝正式建立后的第一个年号。 这也就意味着在明太祖执政时期，不但有相当一部分的大臣是“元朝旧臣”，而且还面临着一个文武百官是否真心尊他为帝的局面。 而据史料记载，在元末明初之际，明朝的文武百官显然是呈现出一种“内外诸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的不良状态，俨然一副只顾自己利益，丝毫不顾百姓民生疾苦的状态。——《明太祖宝训·卷六》 试问，面对这种不良风气，明太祖如果想尽快完善统治体系、休养生息，改善明初“百废待兴”状态的话，是不是就必须对这种不良风气进行整顿？ 明朝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可是他又是“农民出身”，在封建时期那个等级观念极为浓厚的时代，他又该怎么去确保官员能够恪尽职守的办事，而不是阳奉阴违呢？ 很显然，常规的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毕竟传统意义上的“仁政”，也就是“以德服人”，显然对这些早已经利欲熏心的贪官污吏作用不大，即便有，那效果也势必好不到哪里去。 故而也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即想办法“震慑立威”，明太祖必须确保自己“皇权至上”的统治地位才行。 还拿笔者开头所说的那个“空印案”来举例吧，毕竟其提升行政效率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明太祖当然也不可能不知道，那他为何还会说这是“欺君之举”呢？很明显，明太祖发现了问题，发现有很多官员都借着“空印文书”的漏洞在徇私舞弊。 就好比地方官吏会在到了京师以后才填报数据，那在行走过程中所产生的钱粮消耗，是不是就任由这些官吏书写了？与此同时，在明太祖之前也没有特定的律法去制衡这种弊端，若是长此以往的话，势必就有可能导致贪污腐败风气更为盛行，反而得不偿失。 明朝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所以，也就有了明太祖在空印案爆发之后，'议用半印勘合行移关防'事件的发生，借以达到防伪、规范文书管理之效，同时实现明太祖预防官员徇私舞弊的目的。 正所谓“特殊时期，特殊对待”，正如明太祖曾说过的另外一句话，“胡元以宽而失, 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很显然明太祖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选择了以“重典治吏”的手段来进行统治，属实有其推行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诚意伯文集·卷一》 继而等明太祖真正实现了四海归心、百官拥戴之时，自然也就代表着“重典治吏”之法已经完成了它“权宜之计”的使命，从而也就能够让明太祖真正实现“若治平世，刑自当轻”的“仁政”初衷。 值得一提的是，从明太祖针对百姓所制定出来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兴科举等诸多恤民政策政令，以及他对“鳏寡孤独废疾者，存恤之”的社会福利政策来看。同样足以证明明太祖的“重典”，其实是为了“治吏”而生。——《明史·太祖三》 明朝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太祖的“重典治吏”之法，虽说是有着“法家思想”那“严刑峻法”统治体系的影子，但属实跟“法家思想”所主张的“严刑峻法”统治体系不同，或者说是制定政策的初衷就大相径庭。
蓝玉案示意画像插图 换句话来讲，在洪武一朝，明太祖其实主张的是两种统治思想，针对贪官污吏的是“重典治吏”，施以“法政”；但是针对百姓却依旧是“阳儒阴法”，施以“仁政”。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双轨并行”统治体系。 只不过由于洪武年间胡惟庸案、蓝玉案等诸多案件影响太过于深远，这才让很多人都忽略了明太祖对百姓的“仁德”之举。甚至有些人还将明太祖看成了一个主张“重典治吏”、提倡法家统治思想的帝王，这种看法属实太过于片面。 而且，如果我们再加上明太祖那“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的卓越执政表现，以及由他一手所造就的“洪武之治”盛世之景来看。——《明史·太祖三》 足以证明明太祖主张的“重典治吏”之法，对于明初整肃元末弊政、整顿吏治、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地位等诸多方面，属实都具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为洪武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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