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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传承不断的国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治国理念，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朝一统后的法家治国，从汉代的儒家渐兴，到隋朝的开科取士，直至明清时代新儒家思想全面统治士大夫阶层，法家渐渐没落，儒家达到鼎盛。但是纵观历朝历代，虽然从隋朝后都摆脱不了儒家治国的框架，但是又各有侧重，以明朝为例，朱元璋用法外用刑的方式来稳定朝堂，就选择了以“重典治国”作为核心理念。 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一统帝国，不仅为我们留下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海事迹，还留下了海瑞罢官等经典历史典故，更是留下了朱程理学等经典学术，但是在后世史学界研究最广、讨论最深的却依旧是明朝“重典治国”的理念。 明朝治国秉承西周时期“刑罚世轻世重”和战国时期法家学派重刑主义思想，重视立法以及法律的普及宣传，实行“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刑罚适用原则，为明朝从乱世中恢复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彻底杜绝贪官污吏，解决地主和农民阶层、旧地主和新地主以及新地主基层之间的矛盾起倒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收效甚微、得不偿失。 一、明朝为什么会选择“重典治国”？ 重刑主义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久已有之，早在西周时期，周公旦就提出了“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的治国理念，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变法，确定了秦以法治国的治国理念，一举缔造了强秦盛世，汉朝虽然“罢黜百家”，独宠儒术，但是纵观其治国思想，依然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思想。  汉代之后，法家重刑思想虽然没落，但是时不时的会在历史上崭露头角，法家治国思想也一直流传了下来，直到明朝建国，重新又被发扬广大，确立为治国之本。 关于明朝选择“重典治国”的原因，史学界有多种解读，但是无论哪一种解读，都脱离不了三个方面。 一是乱世用重典的传统思维。 大家都知道，明朝是继元朝之后的又一强大的大一统帝国，但是朝代更迭从来都离不开腥风血雨，明朝的建立也是如此。 元朝末年，由于贪官污吏横行、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中原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又赶上黄河泛滥，沿河灾民苦不堪言，元朝为了治理黄河，大肆征发民夫，但是监督修河的官吏却依旧贪腐成性，克扣粮草，民夫和灾民群情激奋，更是借助在黄河底发现石人的机会，喊出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口号。当时北方白莲教的头领韩童生、刘福通顺势揭竿而起，全国纷纷响应，因起义军头戴红巾，史称“红巾起义”。 红巾起义后，先后又有张士诚、徐寿辉、陈友谅、朱元璋等武装势力揭竿而起，农民起义的大旗遍布全国，元朝统治势力绞杀不及，此后朱元璋在刘基、宋濂等人的辅助之下，采纳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稳步扩充势力，先后平定江南、讨伐元朝，直至建立大明朝。 明朝成立之后，以朱元璋为首的统治阶层参考了历朝历代的治国观念，吸取总结起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紧密结合明初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效仿西周、战国法家的治国理念，定下来“重典治国”的执政观念。 二是朱元璋个人的特殊经历和背景。 在席卷全国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以朱元璋为首的武装集团是后起之秀，也是最终的胜利者，朱元璋作为该集团的首领，也最终成为了大明朝的开国皇帝，同时也创造了由农民升为皇帝的历史。 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的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幼时迫于生计出家为僧，到处乞讨为生，颠沛流离，备尝民间疾苦。后来红巾军起义后，眼看乱世活命艰难，于是弃僧还俗，参加了红巾义军，成为了义军领袖郭子兴手下，并逐渐接管了郭子兴的势力，在韩林儿称帝后，又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  由于朱元璋军纪严明、知人善任，很快就笼络了李善长、常遇春、徐达、刘基等仁人志士，势力迅速发展壮大，最终在韩林儿、刘福通等义军失败后，接收了他们的势力，在鄱阳湖打败了陈友谅统一了江南的割据势力，整顿军备后，率军北伐，最终统一全国。 由于朱元璋特殊的经历和身份背景，使得他对民间疾苦记忆深刻，同时更对吏治腐败深恶痛绝，且对人民反抗力量有着很深的认识，所以朱元璋登基后，发出严令“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蠢害吾民者，罪之不恕也”，取重典整治吏治的思想也为朱氏王朝“重典治国”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有力契机。 三是元末明初的社会现实需要。 朱元璋登基后，总结元朝治国理念的经验教训，其中主要的一条失败原因就是元朝采取了以“仁厚治国”为核心的理念，在量刑方面总体较轻，尤其是关于礼教、官吏等方面的量刑甚至轻到了违法不罚的地步，这也使得元朝后期官吏的违法成本较低，从而导致官吏横行、贪腐成性、民不聊生。因此、朱元璋认为“历代多因姑息，以至于人惑侮”“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元末明初的另一个社会现实就是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导致经济萧条、民生维艰，同时又民风彪悍、暴力活动频发多发，尤其是明朝初立，国库空虚，社会矛盾尖锐异常：各新兴的地主阶层之间忙于争权夺利，原有地主阶层不甘心失败，时有暴乱发生，自发的农民阶层也屡因生计问题频频暴乱。从而导致政局动荡不安，甚至波及到政权安全。 这些社会现状，使得急于求治的朱元璋最终定下了乱世用重典的治国策略。 二、明朝“重典治国”的主要表现 纵观大明一朝“重典治国”的理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大明律》上，“重典治国”的理念体现的最为突出。在史学界，衡量历朝历代律法量刑的轻重的时候，总是依据唐代的《唐律》为基准，进行横向上的综合比较。与《唐律》相比，《大明律》在刑罚种类、刑罚措施、罪名内容、同一罪名用刑幅度上都有所增加。 《大明律》在《唐律》笞刑、杖刑、徒刑、流放、死刑等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凌迟和刺字等刑罚。同时，相对于《唐律》，《大明律》执行死刑的罪名上扩大很多，尤其是涉及官吏勾结导致皇权旁落、谋反等涉及皇权的罪名上，死刑的范围扩大。对于贼盗等危害百姓的行为，《大明律》的惩治措施也属于重惩，开创了“刺字”“起除刺字”等刑罚。  二是在《大诰》上，突出宣传“重典治国”的治国理念。虽然《大明律》规定的刑罚已经非常严苛了，但是朱元璋还是认为不够详细、宣传的不够到位，仍存在法外遗存之地，于是又颁布了《大诰》，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又颁布了新的重刑法令和条款，织密法律网系，同时增添了案件警示，加深官吏民众对《大明律》的认知，还颁布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官吏民众的训导思想，主要是明确大明王朝“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 和《大明律》相比，《大诰》最为突出的作用不是量刑程度上有所加重，而是宣传了明朝“重典治国”的治国思想，并且以明太祖亲自“训导”的方式，着重申明，为“重典治国”理念贯彻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在法外用刑上，始终贯彻“重典治国”的核心思想。制定颁布《大明律》和《大诰》后，明朝始终严格执行，同时，明太祖朱元璋依旧担心因官吏腐败导致政权不稳，在位期间始终痴迷于法外用刑，并且用法外用刑这种方式贯彻“重典治国”理念。  主要体现在皇帝直接掌握控制审判的权利，时而法外开恩，时而严格异常。二是随意扩大涉案范围，杀戮重臣。有明一朝，朱氏皇权屡兴大狱，杀头、抄家、灭族无数。最后就是体现在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人员的设置上，有明一朝，特设了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权特务机构，他们不仅有批捕审判的权限，还直接对皇帝负责，拥有上达天听特权。这些特权机构的设置，也是明朝“重典治国”的核心思想。 三、明朝“重典治国”的意义和启示 “重典治国”治国思想的贯彻执行，为明朝初期恢复社会稳定，纠治元末遗风、严惩官吏贪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有明一朝来看，却是弊大于利。 首先是打消了士大夫阶层从政的积极性。大明朝的重刑治世使得官吏不敢贪污腐败，但是却没有及时调整官吏俸禄，导致官吏依靠俸禄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同时慑于严律又不敢贪腐，无奈之下，士大夫们只好独善其身，选择隐藏于市井之中。 其次是打消了官吏阶层在任上的工作积极性。锦衣卫、东西厂等特权机构的设置，前期对皇权掌握底层实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期成为官场倾轧、打击异己的工具，官吏阶层经常面对防不胜防的罪名和刑罚，无奈之下只好秉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立身之本，在任期间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力争不犯错就好，工作积极性大幅度降低。 所以说，明朝“重典治国”的思想，在明朝初期，为国家的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整个明朝存在期间来看，却是弊大于利。 参考文献： 《大明律》 《唐律》 《大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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