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时段里，中国人主要到古代去拿，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一直是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也从域外拿了一点，这就是佛教。这种局面到晚清来了个大变化，国家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其指导思想的权威也就逐步下降，许多求新求变的国人纷纷另寻出路——这时老西方印度已不行了，只能到新西方的欧美以及学欧美有成效的日本去拿。 青年时代的鲁迅，就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跑到日本去留学，寻找新的思想和出路。 中国近代以来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都是要学外国的，越学越深入，甚至终于变成一切都要学西方，彻底抛弃老传统，这就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总结过的：“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这种思潮曾经非常有力量，后来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以俄为师”，都不再注意从古代“拿来”。这又走偏了。 鲁迅没有这样的片面性，就是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他已从正面提出，学西方只能取其可以为我所用的好东西，有些思想“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中国只能“择其善者以为师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从中国传统文化里继承若干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加以综合改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的新的文化思想：“明哲之士，必洞察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兼顾这两个方面，才能建设一种适合我们的新时代的文明。 《拿来主义》强调“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对于中外文化资源都必须一分为三，明确并巩固这样的基本观念太重要了。 作为《拿来主义》先导的《文化偏至论》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八个大字也非常值得人们深长思之。一味崇洋或只知复古，皆属“偏至”。 （本栏长期征集“日知录”三字篆刻，投稿邮箱：rizhilu999@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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