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邮政发行《包公》特种邮票，令笔者想到包拯的家训。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进士，出任知县，不久归家侍奉双亲十年之久。中年入仕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做过转运使，在户部、刑部、兵部都任过职。仁宗嘉祐七年（1062）死于枢密副使任上。他为官清正，执法公允，民间呼为“包青天”，为封建社会最著名的清官。
史载，康定元年（1040），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知州。任内三年，他不仅以廉洁自守，同时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审案明察，执法严峻，刚正不阿。他不仅任上以身作则，晚年并有家训刻碑立于家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这是包拯一生的思考与总结，是留给后代最宝贵的财产。
据上世纪70年代合肥东郊包拯家族出土墓志载，包拯有两个儿子，长子包繶，次子包绶。两兄弟年岁相差很多，包繶结婚那年，包绶尚未出生。荆州崔氏，19岁“嫁繶为妻，二年而寡”。膝下一子，五岁夭折。包拯与夫人“以其妙龄，俾左右询其意”，有意“将俾还宗”改嫁，崔氏立志守节“不更嫁”。包拯去世后，其母又力劝女儿改嫁，崔氏回答：“舅丧姑老，有小郎，如儿子，其门户待我而立。”公公去世，婆婆年迈，小叔尚幼，为包家顶门立户，自认责无旁贷。
此后，崔氏果然把包绶“慈养之如己子”，在他年幼时为其“迎师教导之，以至成人”。成人后，为他“择取（娶）良妇，又间关求访，得其所生”。包绶则视嫂如母，“及其亡也，不远千里，助成丧事”。包绶“初调官任濠州团练判官”时，包拯已去世。任内，他“奉公守法，倬有盛誉”，“秩满解官，人称廉洁”；后授汝州通判，政绩卓然，“汝人以得公为幸”。离任时，“州人扶老携幼，争先出郊而饯之”。墓志中特别给以“所至民爱，所去民思”之评价，真有乃父风范。包绶死后，众人收拾其“遗箧”，除一些“诰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其廉洁若此，令人钦佩。
包拯的孙子包永年，初任开封府咸平县主簿。“廉勤自守，蔚有政声，吏民爱思。”后调任金州司工曹事，政声颇佳。离任时，“州人愿留公不可得，攀辕翳道，相与瞻望叹嗟，咸曰：‘包公之后，信乎有此贤孙也。’”其去世后，“发所私，了无遗蓄”。
另外，查包拯三代墓志，并无包勉其人，更无包拯铡包勉之事。
廉，是包拯为官的本色，也是其传家的法宝。包拯子孙，谨遵其训，官不分大小，地不分南北，皆尽职尽责，清廉自守，果无“犯赃滥者”。如是，他们亡殁之后，得以葬于包家大茔之中。包拯地下有知，可以含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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