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个清官。他一生清廉俭朴，在端州当知州届满回朝，连一块当地出产的端砚也不带；官至御史中丞、谏议大夫，最后官拜枢密副使，但他严于律己，从来不干拉小圈子、私人请托之事，日常生活的衣、食和用具，与未做官时一样。临终前，他立下家规，“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清廉如此，千古美谈。 “立朝刚毅”的包拯，确实不畏权贵、直谏弹劾，亦曾暂时署理开封府、主持京都行政工作；但未见有什么审理太后、国舅、驸马、太师等大要案。见诸史书的仅有二事：一是，打破诉讼不得走到府衙堂阶的旧制，敞开正门，让投诉者直接到府尹面前陈述。二是，针对京中宦官、豪门侵占惠民河边土地、营造楼台亭阁，造成河道堵塞，包拯下令统统拆除；有的还用地契来自辩，包拯一一丈量验明，对在地契上玩花样的，绝不姑息。由此，“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京师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 包青天之说，大抵此时渐渐流播。倘说彼时的包青天还有点事实依托，那么后续的包公案、包公戏中的包青天，则纯属文人的凭空臆造。试想，狸猫换太子、铡美案等涉及太后、驸马、太师的大要案，岂是一个开封府所能侦办的？大宋朝的刑部、大理寺都干嘛去了？既不合体制，且违背常理，切莫当真。 包拯是清官不假，歌颂包拯也没错。问题在于，一经神化为包青天，成了“救世主”，就得另说了。包青天的神奇故事，也许会给人们带来某种精神慰藉，可就思想价值而论，这种清官侠客梦，终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它与现代文明的公民意识、法治理念，格格不入。 （本栏长期征集“日知录”三字篆刻，投稿邮箱：rizhilu999@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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