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拓云写过一篇《汉高祖叫啥名》,我写了一文与之商榷,很快就看到他的一篇回应文字(《今晚副刊》7月11日)。拜读之下,对曹先生的观点仍然不敢苟同。 曹文说:“两千年来,只汉高祖一帝不记其本名,似乎不合逻辑。”这句话就很不合逻辑,怎么会“两千年来”都不记其本名呢?可以说,除了《史记》《汉书》之外,从东汉后期算起,两千年来的史书都是说汉高祖“讳邦,字季”,并没有什么异说——一些学者也只是对其中某种说法表示些质疑而已,既无根据,也无定论。此外,自古所谓“伯、仲、叔、季”,季为最小之意,如果刘邦排行为三,也应叫“叔”而不应称“季”,故“季”应与排行无关。司马迁作为历史学家,不可能也绝不敢弄错开朝皇帝的字,所以汉高祖“字季”之说毫无疑问。曹文认为汉高祖本名“刘季”——说白了即“刘三”,即位后才改名“邦”,到底有什么根据呢?
曹文说:“两家的史书都不避讳‘季’字,季布也未改名就是证据。依我拙见,汉高祖若真名刘季的话,反而是史书避讳的极好反证,否则历代史学家为何不以此为史讳之例?”这段话的逻辑也非常费解。首先,“季布”之“季”是姓不是名,谈何“改名”?其次,古代避讳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讳名不讳字,《史记》交代了汉高祖“字季”,而避免提到其“名”就是这一规则的体现。当然,到了《汉书》则是皇帝的名、字皆讳,这在二十四史中也属特例,我认为是当时避讳趋于严厉的表现。在之前那篇文章中,我已引述陈垣先生的著作说明过这一点,这里再重复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汉书》都非原本,所见最早的本子也是宋代刊刻的,因为汉代皇帝之名——“邦”“启”“彻”等字眼儿太常见了,很难避免使用,所以刊刻时将汉代的避讳又改了过来。后世的版本是否避讳,不足以证明当时的情况。
最后说一下有关“刘邦”乃“刘三”之说的来历。在《汉高祖叫啥名》一文中,曹先生就引述过睢景臣《高祖还乡》这篇元代散曲,其中“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曾传诵一时,评论者常称赏其所谓“扯下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神圣尊严’的虚伪面具”云云,其实真是人云亦云。为什么只有元代的作品这样写?简单地说,因为当时最高统治者不是汉人,汉族在当时的民族等级中排列第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第四)。《高祖还乡》其实是用当时的一种观念来戏说历史,引出所谓“刘三”之说,暗含贬低汉族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