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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语，是一个伟大王朝的官员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时，对外所展现出来的霸气，而这种霸气的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则是这个王朝的民众在强大国力的庇护下，从内心深处生出来的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强烈归属感和荣誉感。  这句话，追随着历史的长河流传了两千年，如今，每每提起，依然让人血脉偾张。 说这句话的人，叫陈汤，这是他在汉朝西域都护副校尉的任上，为了维护大汉王朝在西域的主权及影响力，对北匈奴主动发动强有力的军事进攻，在拔了北匈奴的王庭郅支城，诛杀了北匈奴首领郅支单于后，向汉元帝刘奭汇报这次军事行动的成果时所作出的一句结语。
 而令人惋惜的是，长期以来，如此霸气的王朝，如此霸气的军队，如此霸气的话语，作为后人的我们，却只能在茂陵前想象着那位小名叫”刘小猪”的帝王对外施展的凌厉手段，只能在卫青、霍去病二人墓前畅想千年前汉军驰骋草原的勇猛，只能从史书中去寻找汉朝人从内心深处所散发出来的傲气，却找不到一处遗址或文物，来证实千年前的汉朝人拥有的那股“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傲骨和霸气。 史书有记载，但如果有实物加以印证，那更是相得益彰。幸而，这种历史遗憾，在2017年得到了弥补。 2017年8月15日，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宣布，他们在和中国内蒙古大学专家的联合考察下，于1990年在其国境内杭爱山南麓发现的汉字摩崖石刻，就是记录在中国史书《后汉书》中的班固所作的《封燕然山铭》。  根据两国考古人员的研究结论，这块摩崖石刻宽1.3米、高约0.94米，离地4米多高，历经近两千年的风吹雨打，冰雪侵蚀，石刻早已布满了岁月的斑驳，依稀能辨别的还有260余字，内容和《后汉书》中所纪录的大体一致。 这一考古的发现，轰动中国。 因为这不仅证实了《封燕然山铭》的真实性，也客观印证了汉朝的强大。虽然这是东汉的边塞纪功碑，距陈汤发出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外交宣言已有一百二十余年，但它却能傲然地向世人宣告：大汉，是蓝星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容他人侵犯。 这块石刻也就成为东汉在外交上秉承西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国家政治、军事战略的有力证据。 为何这么说？  众所周知，汉朝继承秦朝的政治遗产后，在面对匈奴的南侵时，是由最初的忍让一步步走向反击，从而给自己打上了“强汉”的历史标签。 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冒顿单于率军南下攻打汉朝，兵围马邑，挑起了匈汉战争。 此时的马邑，虽然名义上归属汉朝，但在行政规划上属于汉朝分封的诸侯国韩国治下的城池。 面对来势汹汹的匈奴大军，封地在太原的汉朝异姓王韩信（姬姓，韩氏，为战国韩襄王姬仓的庶孙，汉朝开国功臣，和汉淮阴侯韩信同名），非但不抵抗，反而在太原揭竿叛乱，联合匈奴共同攻打汉朝。 韩王信的此举，严重影响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对汉朝其他诸侯王起到了一个恶性的表率。 这对汉高祖刘邦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故而，公元前200年冬，他亲率大军出征，一是抵抗匈奴南下，二是镇压韩王信的叛乱。  刘邦是秦末汉初的战略家、军事家，但他的对手，冒顿单于远比刘邦想象中强大得多。 此时的冒顿，不仅统一了匈奴，控制了漠北各族，还趁着中原战乱之际夺回了被秦朝大将蒙恬占领的匈奴故地，建立了一个拥有骑兵30余万，疆土东达辽河流域，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一带，南临秦长城并能随时入侵汉地的大帝国。 当然，在铁与血中建立大汉王朝的刘邦并不畏惧，但他犯了轻敌冒进的军事错误，或者说中了冒顿单于示弱诱惑之计，在最初的几场战役中击败韩王信和匈奴的联军后，不等大军齐集就一路追击匈奴，最后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遭遇大雪，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无法逃脱。 如果不是和匈奴联手攻汉的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期始终没有出现在白登山下，让冒顿心生疑虑，加上他的宠妃阏氏吹了枕边风，被匈奴围得饥寒交迫、人困马乏的刘邦可能就交代在这白登山了。 正是白登之围后，汉朝对匈奴的军事战略由进攻改为了防守，汉朝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来换取国内安稳的发展环境。 但即使如此，匈奴南下侵汉的举动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据统计，从高祖“白登之围”后（公元前200年），到汉景帝驾崩（公元前141年），60年的时间里，匈奴有组织地大规模入侵，以及小股军队寇边，不计千余次，甚至还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决定出兵南下，策应汉赵王刘遂，帮助他参与七王之乱。 匈奴的反复无常，让汉朝上下无时无刻不想着反击，而和亲，这种在政治上有着强烈耻辱的对外国策，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彻底结束。 这一年夏季，汉使聂壹以出售马邑城为由，联合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等人，在马邑设下伏兵三十余万人，诱骗军臣单于入塞，准备袭杀，但快到马邑的途中被军臣单于识破，自此，汉匈和亲断绝，此计，史称“马邑之谋”。 阴谋不行，那就用阳谋！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匈奴再次犯边，汉朝分四路出击，在公孙敖、公孙贺、李广都无所获的情况下，车骑将军卫青兵至龙城，斩首七百，从此，拉开了汉朝反击匈奴的序幕。 这一反击，持续了四十四年之久，这对汉匈双方都是一个拼综合国力的艰苦过程。 而这个结果就是，在汉军的打击下，匈奴要么远遁，要么屈服在汉朝的铁骑之下。但匈奴从来不是一个安分的民族，他们对中原一直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反噬汉朝。 我们知道，汉武帝统治后期，汉朝中枢发生了一系列动荡；尤其是在汉武帝驾崩后，汉朝一度陷入政治危机。直到汉宣帝刘询登基后，汉朝中枢才再次恢复稳定，无论国土还是经济、文化、军事，都达到了汉朝统治的巅峰，但到了汉元帝刘奭（刘询之子）统治的时候，即：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33年间，汉朝逐渐出现颓废气象。 在中央，外戚、儒臣、宦官三方势力角逐；在地方，豪强地主兼并成风，社会危机开始加剧。 这一切，让长期和汉朝打交道的匈奴人看得很明白。 所以，尽管匈奴已由统一的强大王庭分裂成南北王庭对立的形势，但北匈奴依然是草原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依然可以蚕食汉朝在西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故而，在南匈奴举部南下向汉称臣后，北匈奴在郅支单于的带领下，一路向西发展，控制了西域各族，严重影响了汉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和统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朝西域都护骑副都尉陈汤，才会举汉军及西域属国等联军4万余人，对北匈奴发起进攻，攻破北匈奴王城，即：郅支城，郅支单于被汉军诛杀，汉朝再一次稳固了在西域地区的统治，才有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名言！ 从高祖白登被围，到陈汤西域扬威，西汉的对外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不屈地抗击外族的战争史。  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陈汤诛杀了，退出了历史舞台，而降汉的南匈奴因不满篡汉的王莽将他们一分十五，怒而反抗，到了东汉之初，再次分裂南北两支，北匈奴再次在漠北崛起，犹如打不死的小强，称雄西域。 而以继承西汉衣钵自称的东汉，势必要恢复在西域的霸主地位，但这种地位靠嘴皮子是行不通的，因为此时的西域各国和漠北各族在匈奴的刀剑下，或和汉朝关系疏远，或追随匈奴侵犯汉境。 所以只有打败匈奴，让汉军旗帜再次飘扬在天山，让汉军骑兵再次驰骋在草原之上，才能降服西域漠北各族，才能夺回对西域的统治，这个国家战略目标，窦宪做到了。 蒙古国的杭爱山，在中国的史书中称燕然山。 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的一天，汉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北上，在稽落山（今蒙古国汗呼赫山脉）和北匈奴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一战，迫使北匈奴再次远遁，汉军乘胜穷追。 当汉军一路追击到燕然山时，通过斩杀、俘虏、归降的匈奴人已经高达二十余万，窦宪成功地将东汉北疆国境线开拓到了燕然山，东汉在西域的霸权得以确立。 既然打得北匈奴远遁不敢归来，汉王朝的北疆得以安宁，大军迟早是要归国的，不可能长期驻扎在高原漠北，所以只能扶持听话的胡虏留在这里，替大汉朝看门。 窦宪深知，现在虽然驯服了虎狼，但虎狼的狠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不可掉以轻心的，今天打败了匈奴，也许明天会跑来另一个不怕死的来挑衅大汉威严，所以必须在漠北留下点什么。 巍峨的燕然山见证了这一切，那么就将这次赫赫军功凿刻于此，大汉连山川都能踩在脚下，何况是你们这群胡虏？
《封燕然山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是继陈汤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外交语言武器之后，大汉王朝对异族再一次展现强大的肱二头肌的最直接的物证。  西汉、东汉一脉相承！ 石刻完工之后，借燕然山之势矗立在高原之上，俯视漠北草原的各部族众生，它犹如一把悬挂在草原各部族头上的利剑，在日月的照耀下泛着寒光，似乎在提醒着他们，如果敢向汉朝伸出不应该伸出的手，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大汉朝最残酷的审判！ 正因为如此，“燕然勒功”也一跃成为和“封狼居胥”并驾齐驱的古人追求军功的最高荣誉！ 燕然勒功之后，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派遣部将耿夔、任尚出兵金微山，灭了北匈奴，镇慑胡虏，解决了汉朝的北疆威胁。
汪郎说： 汉军的极盛武功，给窦宪带来了在洛阳城中嚣张跋扈的资本，最后，他虽然没有逃过帝王的清算，不得不自杀谢罪，但他生前的武略，却为皇帝刘肇解决了外敌侵扰边疆的烦恼，给东汉带来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正是因为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的刘肇，一面继续发挥汉军的武勇，一面励精图治，劳谦有终，完成了自汉光武帝中兴汉室后国力达到鼎盛的最强大帝国的历史使命，史称“永元之隆”。
如今，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曾经的兴亡盛衰早已湮没在厚厚的史书中，离我们已有了近两千年。 汪郎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梦中追问那位身穿汉服的古代史官，窦宪究竟有没有后悔过燕然勒功？ 他笑着说，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封燕然山铭”石刻既已重现天日，不必纠结其他，只要不忘曾经有个王朝名“汉”，汉魂不灭，当在人间驰骋纵横。 梦醒，精神不灭，幸事！ 【我是江东汪郎，带给你不一样的历史视觉！坚持原创，喜欢我就请关注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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