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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兴未艾：第三次论争的兴起 上述两次夏史真伪论争，实际上是与李学勤所指出的两次“对古书的大反思”、裘锡圭所指出的两次“古典学重建”密切对应的。这两次论争根本上还是基于方法与史料的反思，而后一次论争又基本上是第一次论争的延续。譬如，李学勤基本上延续了王国维的治学路径，裘锡圭继承了顾颉刚的批判精神，考古学界则在徐旭生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夏文化的探索。在第二次论争中，三种路径实际上已经得到进一步的交融与整合。至少在国内学术界，分歧已渐为缩小。在第二次论争之后，夏史真伪问题的讨论相对沉寂。在新的材料、方法和视角出现之前，难以有新的推进。实际上，第三次论争已经揭开帷幕，其背景正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进入整合阶段，同时，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视角也刺激了讨论的深入。它并非第二次论争的余绪，而是在新形势下更为深入的讨论。显然，第三次论争方兴未艾，仍在继续深化。 2016年，《科学》杂志刊发了吴庆龙领衔的中美科研团队的成果《公元前1920年的溃坝洪水佐证中国的大洪水传说与夏朝》一文（以下简称“吴文”），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吴文直接将二里头与大禹治水相联系，从地质学的角度证实大禹时代确有大洪水的存在，将黄河上游青海积石峡溃坝视作大禹时期大洪水的触发点，认为此次溃坝造成的洪水波及到黄河中游，并找到此次大洪水与二里头遗址在年代上的关联，进而推论夏朝历史之可信。  图片来自文章“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05, Aug 2016 吴文重新激起了学者对虞夏之际大洪水的关注，从传统报刊到新媒体均有连篇累牍的报导与讨论，使夏史真伪问题的讨论再起波澜。虽然吴文借鉴了考古工作者对喇家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但中国考古学界普遍对吴文持质疑态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忽视了考古学界碳十四测年数据的新进展以及二里头文化并非最早的夏文化的论断。对此，张经纬、沈长云、郭静云等学者从各自角度提出了批评。在这些提出质疑意见的学者看来，夏朝以及大禹治水的存在本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吴文对大禹治水时间及空间的认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学者对夏人居地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分歧，如沈长云一直强调夏人出自古河济地区，郭静云主张夏出自长江中游，易华认为夏出自黄河上游，他们对吴文的批评或认同，实际上都是从各自的固有认识出发的。艾兰一方面延续她对夏源自神话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承认夏朝与二里头的瓜葛依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可能性，并作出推测：如果黄河上游爆发的大洪水导致齐家文化区的人们迁徙到黄河中游地区，则这些具有青铜器冶金技术的移民能够激发二里头当地固有的青铜铸造工艺；在这种方式下，黄河上游爆发的洪水则能与发展到国家社会的二里头间接地联系起来。 吴文之所以产生极大的反响，一者在于刊载该文的《科学》是全球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有着特殊的影响力；二者在于该文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入手，对于唯科学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条有较强诱惑力的途径。这也启示我们，在对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解读存在严重分歧时，自然科学或者科技考古的手段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打消疑虑。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气候或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证大禹治水的时代与背景，如将大禹时期的大洪水归结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凉化（甚至出现“小冰期”）。公元前2000年前后确实是个重要的转捩点，该时期的气候变化对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造成当时中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从黄河上游、中游到下游均发现洪水的沉积证据，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环境研究子项目也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最近的一篇发表在《科学通报》英文版上的文章亦强调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土高原的极端强降雨事件才是大禹治水的背景，而非吴庆龙所说的堰塞湖溃决。有学者更是彻底否定吴文的立论基础，认为积石峡堰塞湖的形成与溃决、喇家遗址古人类的突然死亡和古地震是不同时间独立发生的事件，不存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黄河上游的特大洪水。这些都是自然科学领域学者对吴文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气候变冷，灾害频仍，长城地带荒漠化加剧，部族迁徙、文化重组也在加剧，的确有可能与虞夏之际的历史变局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这一气候变冷的背景下，老虎山文化（以石峁城址为代表）向南压迫，颠覆了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或可与禹出西羌以及虞夏易代等古史传说相联系。 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一时间节点，与大多数人（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眼中的夏代上限基本相合。吴文则将积石山溃坝的时间点确定于公元前1920年，继而根据鲧治水9年、大禹治水13年的记载，将夏朝始年确定于公元前1900年，这一结论较之此前的夏代始年认识足足迟了一个多世纪。吴文继而根据二里头文化始于公元前1900年的认识，将积石山溃坝与夏朝的创建完全对应起来了。这个推论看似很妙，但前提却是不够坚实的：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各朝各代都可能有洪水发生，洪水与夏朝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以洪水去限定夏朝。实际上，喇家遗址所涉及的特大洪水早已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本身也不是新闻。而据学者研究，在距今5500—3500年的时期内，甘青地区至少发生过5次大的洪水事件，将积石山溃坝事件等同于大禹时期的洪水事件，并无充分的依据。 其次，吴文推测积石峡坝体蓄水达110亿至160亿立方米，溃坝后的洪水可以轻易到达下游2000公里之外，从而对当时的中原地区产生强烈影响。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影响”并没有在黄河中游的考古遗址中发现（这一点已有学者强调），只是纯粹停留在推测层面。喇家遗址是此次洪水直接波及的地点，但它离积石峡不过25公里。而推论出的2000公里，需要考虑到黄河河道宽窄曲折的复杂情况，目前的考古发现并不能支持此次洪水所推论出的“理想范围”。 其三，鲧、禹治水的具体年限难以证实，将传说中看似精确的治水年限与客观上存在误差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进行加减，实际上是有悖科学理念的。 最后，作者引以为坐标的二里头文化年代上限也是过时的结论，这一点许宏等先生业已指出。 继断代工程之后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显然更加依赖自然科学，科学考古在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但依靠科技考古的手段去证认夏朝信史，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而言仍难以达到公众的期待。 差不多与吴文同时，台湾著名古文字学家蔡哲茂发表《夏王朝存在新证——说殷卜辞的“西邑”》一文，结合清华简《尹至》《尹诰》以及卜辞的材料指出“西邑”最早是夏的王都，但卜辞中已转化为代表夏王朝先王之亡灵，可以说明夏王朝的存在。清华简《尹至》称夏国或夏都为“西邑”，亦即《尹诰》所见“西邑（夏）”。或许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夏朝的存在是无需怀疑或过多论争的问题，故清华简中有关夏史的记载并未引起过多重视，蔡氏则首度将其与卜辞相联系。在此之前，蔡氏已经指出卜辞中与伊尹合祭的“（女蔑）”当读作“妹”，很有可能即夏桀元妃妹喜，如此一来，妹喜作为历史人物、夏作为商之前的王朝也可以得到证实。新出简帛文献不但可以为甲骨文、金文的考释（包括字形与辞例）提供新的线索，也可以为揭示甲骨文、金文中的古史信息提供重要线索，有待我们深入抉发。譬如清华简多篇与伊尹有关的文献可以进一步补充蔡氏对卜辞所见伊尹行迹的考释，再如蔡氏结合清华简所见“西邑”探讨卜辞中的“西邑（夏）”，亦是著例，毕竟直接依据清华简论证夏朝的存在与依据清华简的线索在殷墟卜辞中落实“西邑（夏）”的论证效果不能同日而语。这也启示我们，过去在甲骨卜辞中找不到“夏”或者误释“夏”，很有可能是商人并不管夏叫“夏”。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卜辞是很特殊的文体，即便甲骨卜辞没有“夏”的痕迹，也不能否定夏朝的存在。 胡厚宣曾将卜辞所见“西邑”与“西邑夏”相联系，蔡氏则明确指出卜辞的“西邑”即指夏朝。关于“西邑”或“西邑夏”的地望，清华简的整理者无说。沈建华认为“西邑”指夏都西亳偃师商城，西邑不出伊洛两水一带。王宁则认为夏人在东方，主张当时夏桀有两个都邑，一个是斟鄩，在今山东潍坊，当为东邑；一个在今天的鲁西一带，称为“西邑”或“西邑夏”。蔡氏反对王宁“西邑”在东方的说法，同样认为在伊洛地区。以夏朝末代王都在伊洛地区（进而落实到偃师二里头）的说法代表了目前的主流看法，但从年代、文化因素、文献记载等方面的线索看，这一看法本身殊为可疑。“西邑夏”的说法，亦见诸《礼记·缁衣》所引《尹诰》，郑玄注谓“夏之邑在亳西”。《伪古文尚书·太甲上》孔传亦谓“夏都在亳西”。《尚书·汤誓》孔传云：“桀都安邑。”蔡沈《集传》云：“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则谓“西邑夏”在晋南的安邑。以晋南为“夏墟”、以晋南安邑为桀都的说法虽尚无明确的考古发现佐证，但颇值得我们重视。 上述新见“商书”为夏商之际史事提供了重要线索，而清华简第5辑公布的《厚父》则可能是“夏书”。在《厚父》刊布之后，或以为系“周书”，或以为系“商书”，或以为系“夏书”。虽然诸家对其性质的理解尚存分歧，但该篇确实提供了有关夏史的重要材料，譬如开篇提及大禹疏浚河川，措辞可与豳公盨铭文相参证；除了大禹，该篇还提及启、孔甲等夏王，尤其是孔甲的形象及地位问题，与旧有认识有所出入。郭永秉业已指出，《厚父》是一篇明确点出禹与夏代存在关系的时代较早的古书，顾颉刚过去怀疑禹与夏代的关系很迟才出现，需要得到修正。但郭氏仍强调在此篇中禹治水所从受命的是天帝而非尧舜（仍是带有神性的禹），同时他也是奉天之命降民建夏邦的。对此宁镇疆指出：“如果禹同夏有关系，他就不应该只是神性的。尤其从《厚父》篇‘王’与夏之后人厚父对话的背景看，其实就是视禹为夏之先人，因此就无关什么‘神’‘人’之间的问题。对这方面问题的完整讨论似乎也为作者所忽视。最后，传统上学者视禹有‘神性’，其实往往是过于聚焦其随山导川之类‘宏大叙事’，而不太注意那些微细小节。”宁氏的提醒值得我们重视。正如豳公盨言大禹治水是受天之命，王权天授本是中国古代的独特言说方式，并不能据此以为禹只能是天神而非人王。 郭氏延续顾颉刚、裘锡圭的观点，强调禹是具有神性的，其重要出发点在于“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禹的传说却没有类似文王为纣臣这类完全属于人事的记载”，从而认为顾氏以禹与尧舜很迟才发生联系的说法并无可疑之处。当然，正如宁镇疆指出的，上博简《子羔》《举治王天下》以及清华简《良臣》均已出现禹为尧舜之臣的记载，只不过在郭氏看来，这些材料“至晚是战国早期的作品”，并不足信据。新见出土文献中的尧舜禹形象出现已有不少，除了上述《子羔》《举治王天下》《良臣》，尚有上博简《容成氏》等。但由于这些文献大多是战国时代的子书，而不像《尹至》《尹诰》《厚父》等“书”类文献有较早的史料来源，故并没有将夏朝或大禹问题往前推进多少。这些新见传说提供了大禹形象的异说与新知，可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大禹传说的动态演变。以目前的材料看，较早的大禹形象具有一定神性，但这并不能否定大禹作为人王以及大禹由人而神的可能。由于史料阙如，目前的材料并不足以还原出大禹形象完整的嬗变轨迹。 由于目前尚未发现明确证明夏朝存在的遗址，诸如陶寺、二里头这样的夏文化重要探索对象也没能发现自证性的材料，所以对于夏史伪史论者而言，夏朝不过是存在于中国古书（而且是相当晚的古书）中的传说。在第一次论争中，关于大禹诸问题的分歧实际上又牵涉到对古书性质认识的分歧。在胡适等人看来，《尚书》成书晚，而且没有史料价值可言。现在看来，这一认识并不公允。近年来清华简等简帛佚籍的出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古书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书”类文献的特殊史料价值。在过去，关于“夏”的早期记载主要见于《书·商书·汤誓》《书·周书》《诗·颂》等典籍。而清华简则提供了疑似“夏书”《厚父》以及属于“商书”的《尹至》《尹诰》等文献，为探索夏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与传世《尚书》相比，清华简“书”类文献至迟抄写于战国之世，未经秦火之厄，也便避免了后世传抄以及今古文之争的干扰；由于清华简是由战国楚文字抄写，可以看出当时的文本原始形态，由此可以发现不同于战国时代的用字习惯和语法特征。在清华简商书中，出现早期词汇、仅见于卜辞的特殊用法以及时代性鲜明的虚词特征，说明这些文本的基本内容和语言组织无疑包含了较早的文本来源，至少不是全部出自后人的虚构。裘锡圭曾指出，《商书》大概确有商代的底本为根据，然而业已经过了周人比较大的修改，清华简商书的性质也大致相同，故虽非同时资料，但对于研究夏商历史而言仍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虽然“书”类文献有较早的史料来源以及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毕竟不是同时资料，并不能落实夏朝及大禹之有无。即便是以战国文字书写的“书”类文献，学者对其性质及年代的认识同样存在分歧。新见出土文献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所提供的新线索值得重视，至少过去机械看待古书形成过程甚至无视文献的做法并不足取，而疑古派的不少观点也的确需要得到修正。 无论是夏史信史论者还是夏史伪史论者，都相信自己的观点基于实证。事实上，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往往不同程度存在主观的偏向，从而选择性看待对方的论据。双方之所以僵持不下，在于缺乏真正一锤定音的证据。夏史问题存在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献阙如，那么若有新的文献出现，自然弥足珍贵，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便扮演了这一角色。另一方面，科技考古提供了新方法与新线索，在实证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无疑有更大的说服力。尽管新方法与新史料可以进一步推动问题的讨论，但由于各自存在的缺陷，仍不足以令论争平息。 如果说科技考古属于新方法，出土文献属于新材料，那么李旻则提供了新的视角。2016年以来，他就作为社会记忆的“夏”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近来又有专著 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问世。李氏从社会记忆的角度追溯夏史，强调先秦文献对夏文明在空间、时间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描述深受龙山到二里头时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影响；考古所见晋南与洛阳盆地所经历的社会兴衰，为古典传统中我们所熟知的唐、夏故事提供了素材。李氏拓展了夏文化研究的视野，为从考古学角度探索夏史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材料和方法迟迟难以得到突破的情况下，视角的拓展或许是更为合理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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